SARS：治理与立宪的思考

RS所需要的现代手段，用过时的语法来表达的话，是南辕北辙的。一旦战争时代的语法规则成为行政的标准用语，政治离现代化也就越来越远了。　思考方式六、　复杂系统理论　1970年代以来，一场以“不确定性”为核心的科学革命正在蓬勃展开，牛顿以来的清晰而明确的宇宙图景被彻底颠覆了，世界的图像被复杂和不可预见性取而代之。　复杂系统理论可以说是这一场革命为人类贡献的伟大的方法论。从这一视角，可以帮助我们梳理前面提到的思路。　在复杂系统理论中，系统不是各个组成部分的简单加总，也不是只有一个或几个确定数目的层次。知道了系统在某一时刻的特征，也无法预料其在未来时刻的运动方向，只能用概率来描述。举一个例子：当你把一块石子投向水面，原来看起来平静的池塘立刻荡漾起层层涟漪，这涟漪迅速地向四周扩散……但是如果你以为是水分子在向四周运动导致涟漪的扩散，你就错了。事实上在这一过程中，每个水分子只是在原处做上下运动，而从宏观的角度看来，波纹却是向外围运动的，这就叫做系统在大尺度上的涌现特征。实际上每一层波纹又有其复杂的微观结构，层层叠叠……　对于SARS事件。我们不能期待每一个个人都以理性的方式面对，都“考虑大局”，社会的理性就可以形成。因为在不同的尺度上，系统有不同的涌现特征，个人的理性未必可以加总成整体的理性。而且，即使出现了连续多天的SARS发病人数减少趋势，也不是乐观的理由。因为整个社会是个复杂系统，而不是一个可控制的封闭系统，任何一点微小的偏差，都可能导致或近或远的将来难以预见的后果，诚如复杂系统理论大师洛伦兹之名言：“里约热内卢一只蝴蝶扇动了一下翅膀，可能导致纽约的一场暴风雨。”在SARS成为这个大的复杂系统的一个活跃的组分的时代，惟有对每一个环节小心翼翼，才是我们的生存之道。　Fairtown（飞腾）：依靠制度，战胜非典　我觉得SARS事件是改革的一次重要契机，体现在四个方面：政治体制改革、公共管理体制改革、财政体制改革和传播体制改革，但更为重要的是会促使政府在治理观念上做出积极的转变。　SARS使我国政治体制的很多弊端暴露了出来，而且有些暴露出来的弊端是十几年、几十年甚至千百年来一如其旧的，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可以容忍在这样的体制下生活。但是在SARS这个有着全球化护照的百头巨怪的冲击下，我们发现老掉牙的四平八稳的牛车赶不上SARS这个坐着飞机的敌人了。最根本的体制弊端是僵化的集权行政模式。在历史学家黄仁宇看来，真正塑造了今天的“中国”品格的是朱元璋建立起来的“中华第三帝国”，包括明清两朝。虽然清朝对于明朝的制度有所取舍，但是“所损益可知也”，基本上是继承了明太祖中央集权制的真传。明清两代540余年的历史对“中国”品格的完形是决定性的，经历了孙中山开创共和到蒋介石师法日德再到毛泽东借箸苏俄，60年一甲子，到世界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浩浩汤汤地开始泛滥的1970年代，英明天纵的毛主席竟发出了“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的喟叹，等于承认了朱元璋体制的根深蒂固。　在朱元璋开创的“有中国特色”的中央集权制之下，政治体制运行的逻辑是“统治”而不是“管理”和“服务”，为了“统治”的需要，老大帝国最重要的任务不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是“防争泯乱”，搞镇压和政治平衡。这是和历史上的欧洲不同的，欧洲面积和中国接近，却分成许多大小强弱差不多的国家，相互竞争激烈，谁都不想在竞争中出局，就要给人们更多地追求自己幸福的自由，资本主义就在人们的自由追求中意外诞生了。而中国地理封闭，统治者可以把稳定政权当成惟一目标。为了行政运行的平稳，明清实际上在制度设计上就有许多在稳定和竞争的权衡中为了稳定而舍弃竞争的地方。最典型的就是以“人心之学”作为官员取舍标准的科举制度。在追求“大局”而不惜牺牲日常管理的政治运行逻辑之下，官员们养成了“平时袖手谈心性，危难一死报君王”的机会主义官场心理。把意识形态作为第一要务也算这种心理机制的内在逻辑的演化结果。一旦国人都成了意识形态的奴隶，集权主义的行政行为内核就可以借着意识形态的僵尸长久存活下来了。　计划经济的行政行为，可以说是土产品朱元璋体制遗存和舶来品斯大林模式时鲜的“爱情结晶”，已经和全球化时代的要求格格不入了，但是由于制度经济学中道格拉斯·诺斯提出的“路径依赖”的存在，政治体制改革困难重重。也就是说，由于当初对计划体制的选择，我们在制度安排、人才培养、组织运转方式等诸多方面就都是为计划体制服务的。一旦我们需要体制转型时，就会面临重新设计制度、学习新的制度知识、既得利益重新洗牌等等巨大成本，造成推动改革的阻力，这时除非出现一个突发的外来冲击，人们是不愿意冒着风险抛弃旧制度，采纳新制度的。　现在，我认为SARS恰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对旧体制的巨大冲击，使得旧体制在危机关头充分暴露了其僵化、不重视公共服务的特质，通过SARS治理绩效的国际对比，人们也认识了全球化时代需要什么样的治理逻辑。所以，有必要强调，以下四个方面的改革在SARS的冲击下已经迫在眉睫：　·政治体制向灵活、富有弹性的现代政治体制转轨，或曰：加速宪政转轨的步伐。在中国的转轨问题方面，有以杨小凯教授为主要代表的“激进派”和以钱颖一教授为主要代表的“渐进派”之分，两派的主要区别只是转轨速度方面。但是在SARS面前，渐进可能已经不足以保证对政府治理职能转型的紧迫要求。SARS使社会对政府发挥现代公共管理功能的要求已是十万火急，很难想象一个基构于上一个时代政治逻辑的行政体制可以用“临时”的方式实现治理职能转变。只有制度化的变革，才是政府职能变革的根本保证。我们也可以期待，在这次危机关头政府采纳的新的治理措施可以在危机之后得到制度化，从而予以保留，并形成稳定的路径依赖，成为公民社会成型的基础。也就是说，SARS或许可以诱致良性的制度变迁。　·公共管理体制向高效、有限的“新公共管理”体制转轨。现代社会的复杂、精密分工已经不容许政府再像以往一样事无巨细，大包大揽。应该充分信任民间自组织力量的作用，政府由管制者向服务提供者转变。这一点，对于我们的公共卫生体制尤其急迫。我们现行的公共卫生体制主要是由政府经营的，官僚化倾向严重。如果公共卫生事业在此次SARS事件中加速民营化步伐，同时辅助以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的化，相信将来的可能危机中，就不会发生疫情已经扩散后再由政府亡羊补牢的尴尬了。　·财政体制向民主、透明的公共财政体制转轨。过去我们的财政一度是“建设财政”、“国防财政”，政府对税收、支出、转移支付等各环节的运行加以保密，而且监督、制衡机制也不完善。在SARS事件中，我们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政府拨出了多少财政资金用于SARS防治，但是我们是否想过：政府增加了这些开支是否减少了其他开支或在将来增加税收？对于这些资金的使用纳税人是否有有效的监督方式？SARS对于财政体制的拷问就是：危机关头，财政运行更需要监督，因为好心没有好制度也会办坏事。　·传播体制向开放、竞争的市场体制转轨。传媒的内部激励和外部激励不一样。对于一般企业而言，内部激励和外部激励的指向是一致的，以获取利益为圭臬；但对于传媒而言，其外部责任是被要求讲真话。一般企业的外部的约束是让他们生产真货，如果产品质量有问题，造成的损失是“私害”性质的，容易界定产权，法律发挥作用的成本低，而且容易履行“罪刑相符”的法律原则。但传媒说了假话，损失带有“公害”性质，难以有一个数量化的测度判断其损失，法律难以发挥作用。况且我国的传媒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用纳税人的钱举办的“喉舌”，政府承担了传媒的“后台老板”角色，如果传媒不负责任。实际上责任最后会被转嫁给政府。这就要求我们的媒介政策有一个转变，放宽行业准入条件，淡化意识形态色彩，建立媒介之间相互竞争、自负其责的市场经济下的传播体制。如果政府没有抓住这次契机实现传播体制的平顺转型的话，从长远来看，行政垄断的媒介行业也会被人们以“用脚投票”的方式替换成市场化的行业。政府要避免被动，就应该主动完成转型。　jadewei：让“非典”带来“社会”的复归　我的思路由贝页诗提到的SARS对政府合法性的冲击开始。具体意思是这样的：SARS作为一个“突如其来”的公共卫生事件，对政府的治理能力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从而关涉到政治合法性问题。目前，政府在应对SARS时主要面临的困难是我国的市民社会没有形成，单位制已经瓦解，社区制尚未建立，因而政府难以得到来自民间社会的有力支持，显得有点“势单力薄”。这样的情形，对政府的应变能力是一个挑战，同时也是改革的一次重要契机。我们寄希望于知识分子阶层在重要的时刻承担相应的历史责任，从而建立“社会”与“政府”的良性互动机制，为市民社会的形成打下坚实的根基。下面具体论述：　1、1980年代以后，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保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其社会治理的功能并不乐观，而现代社会要求政治合法性建立在以代议制为特征的国家与市民社会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合作的关系上，社会治理的成效是检验政府工作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从西方的经验看来，在突发灾难和公共性危机面前，政府处置得当就可以带来高的支持率，伊朗门事件时的里根和“9·11”之后的布什都获得了美国历史上空前的高支持率。但是因为措置乖方而导致政府辞职的例子也不鲜见。　中国的政治合法性的传统来源——中华文化独特的道义伦理观念至今余威犹在，这种以“忠”、“孝”观念为核心的伦理体系有一种促使人们只思考个人对国家的尽忠而忽略国家对人民的义务的倾向，往往把自主治理的成效归结为“皇恩浩荡”。需要警惕的是，片面的歌功颂德式的报道可能使SARS事件的最后结果就是：在一片自我封闭的宣传中，合法性的缺席反而成就对正常行政措施的一片夸赞，歌声洋溢……欺人者自欺。　不论如何，SARS事件对政府的合法性重塑都既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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