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治理与立宪的思考

机遇，也是一个挑战。政府应该抓住这个改革的契机，拓展公共空间，发挥民间自主治理的作用，不要指望传统合法性资源的荫庇。如果事件的处理卓有成效，对于新一代领导人的政治权威树立是有利的，从而为今后的改革奠定稳固的基础。　2、作为社会的精英、政府与社会的中间力量，知识分子历来是历史关头的重要角色。这里我要问的就是知识分子在SARS事件里应该发挥什么作用？在这次改革的契机中他们应当做什么？是犬儒化的还是以一种政治成熟的智识实现理论转化为政策推动国家向善治转型？　知识分子自从1990年代“回归书斋”以来，在重大公共政治生活中，他们的声音基本销声匿迹了。现在连网上的虚拟公共空间也难觅其踪影。能说这就是本来意味着对公共生活的介入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吗？　当然，1980年代激情四溢的知识分子未必对治理转型起到了多大推动作用，但是当代显耀的自由主义则毫无疑问导致了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犬儒状态。我觉得现在当务之急是使中国公众和知识分子的政治心态成熟起来！如果眼前的沉默是孕育未来心理成熟的过程，我为之祝福！因为我们看到那么多一知半解的人在为他们中国的启蒙工作津津乐道，我们不要这样的启蒙。成熟是怎样的呢？在宪政建设中立足本土，寻找一种大国心态，所谓中国人自己的nomos（习惯法）！　3、在SARS事件中，人们由于对SARS强烈传染性的恐惧，个人卫生意识前所未有地强化，用消毒液、肥皂把自己和外界的接触消灭得干干净净；用帽子、口罩把自己和他人隔绝得严严实实。由于我们不知道任何一个他人对我们自己是否安全，所以我们把每一个旁人假设为一个潜在的传染源，他人看我，亦是如此。这样，人和人的相互隔阂猜忌就形成了。　这样的情形，不能不使我想到法国思想家福柯的“全景敞视”理论。福柯在研究“圆形监狱”时指出，圆形监狱是双层的，是个同心圆的造型。内圈是号舍，号舍与围墙之间是看守巡逻的走廊。每个号舍的壁上，都有一个观察孔，看守可以把犯人在里面的活动看得清清楚楚，犯人却无法看到外面，不知道看守是否正注视着自己。于是，即使看守不在时，犯人也感觉看守正在监视自己，从而不敢做出任何“出轨”的举动。久而久之，监狱的规则就被犯人“自觉”遵守了，外在的规则“内化”到了心中。　尽管福柯是用这个“全景敞视”的监狱来比喻权力对于人的生活的渗透，而SARS却不是一种权力。但是如果SARS的恐惧无法在短期内消弭的话，我们所能达到的状态就是相互监督，相互审视，相互警惕了，久而久之，这种状态就会内化到我们心中。每个人成为一座自我隔绝的城堡，每个他人都被我们看成是一座监狱，这样的情景是悲惨的。由此，福柯提出的“必须保卫社会”的意义突显了出来。　4、我们所期待的“社会”，是一个由一致的自我认同自愿结合起来的自由公民组成的共同体，所谓“市民社会”是也。这里，这种自我认同的基础是传统的美德，人们共同认可之。在市民社会里，人们可以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福祉——只要不侵犯他人的合法福祉。有困难，大家互相帮助。为此，可以自主地运用习惯、情谊和权威的力量进行组织。这种图景，在社区制的基础上广泛存在，现在我们期待它的形成。　中国的城市还处在向单位制向社区制转轨中，单位制基本上已经消没，社区制尚未建立起来，在单位制与社区制之间，“社会”缺席了。设想如过我们是在单位制仍然健在的情况下遭遇SARS危机，防治工作反而可能更到位，这来自单位对城市基层严格的管制。同时单位制是一种全方位的社会保障体系，使人们有一个心理安全的底线。现在，恐慌的存在、逃亡等无秩序现象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单位制瓦解后，人们却无法找到属于自己的同呼吸、共命运，可以依靠，也可以选择承担的命运的共同体——社区。　当然，“社会”的缺席是转型期的阵痛，不是因为SARS造成的。可以期待的是，全国同胞因为对同一事物的共同感受而突然达到一种相互理解状态，在一种共同命运的感觉下相互诉说。这种诉说带来的是平日的社会运作所不可能带来的一种莫名的愉悦。小群体则通过这种巫术般的相互诉说而团结起来，成就“社区”的基础。就像战争与革命状态下的社会心理机制，往往也能够促成同样的交流。这样传媒、社会、政治就以这个为基础结合到一起，或许可以唤起“社会”的复归。　我观察到的有趣现象是：我的同学们开始一丛一从凑在一起读上级散发的防治手册。学校每周的政治学习（我们学校每周所有成员必须参加，以组为基层单位），变成了防治SARS动员大会，每人要对自己的身体和行为表态。在公告栏和宣传版上有大量公益广告。走在沿学校的街上，很多店铺的都在大搞卫生（那神态绝非是为了招揽生意的纯粹经济行为），卫生运动在学生宿舍也普遍展开。这个场景让实在类似建国初期1950年代几项公共基础建设中的卫生宣传动员活动，社会的习性纳入了制度，行政的监督和检查，而各个媒介的同时宣传使人的心态，社会场景成为一个文化的节日，精神的动员力量在这里出奇的体现出来了。“社会”在这样的情境中会达到健康的复归吗？　散云生：信息的公信力是战胜“非典”的关键　SARS的巨大杀伤力令人们恐惧，为了让恐惧不至于呈几何级膨胀，的确需要一个相对权威的机构对消息进行发布。这个权威的位置由谁来担任呢？政府是其中一个首选，然而政府在这里却存在一个代理人的难题，出于稳定人心立场的父爱主义和畏惧被指责处理不力无法控制疫情的动机，政府往往存在真实的数据进行隐瞒的倾向。曾经想过，是否有一个制度可以平衡两者的关系。结果我只能得出一个相对的优解，即在新闻自由下存在自生权威，由于权威性媒体为了保持公信力，所以必定力求真实，于是他们就会向医学权威讨教。而政府的行为在此制度下即被约束。此制度下最关键的是法治保障的自由以及由传统而形成的权威。这哈耶克的保守自由主义思路能够吻合。　政府这次公布真实数字，是因为有国外新闻媒体和政府在信息传播上竞争，由于国外媒体的公信力较强，所以政府是无法竞争的。　我主要从信息传播制度的角度分析：如果我们将地方政府看做中央政府的代理人，把中央政府看做国民代理人，那么就存在了两个以上的代理人危机；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信息在一个集权制度下传播有误。这种信息扭曲不仅是由下至上的，而且是由上至下的。当意识到SARS的危险的时候，地方政府为求无过而矫枉过正的可能是存在的，而且这种行为带有相当的危险性——根本无法证明，某些行为有助于SARS的预防。在制度上，这可以看做制度的扭曲作用吧。　恐惧是人内心的感觉，这种感觉的社会化外延是不信任以及对外界的冷漠。在我看来，这才是SARS除病痛与死亡外给社会带来影响最大之处。SARS的强烈传染性令简单的预防措施显得不堪一击，13亿人口的大国在这时充分体会到了庞大人口给防治工作带来的巨大困难。要在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预防SARS，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尽量减少人群的流动。非常时期，政府采取了大量非常措施，除了应付传染病所必须的病患隔离以外，学校停课、封校、小区封闭管理、分餐、机场车站的发热者监测，防止SARS的非常措施已经渗入人们日常交往中的大部分环节。所有的措施无非出于两个目的，一是分辨出病人与正常人，二是防止在分辨无效下发生的传染。考虑到非常时期的情况，政府的大多数措施都能被人们谅解。尽管在4.18新闻发布会前政府信用已经跌到最低点，但是当政府采取大规模措施的时候，两位最高领导人的频频表态以及火线更换指挥官向人民表明态度的行动，均值得赞扬，而政府公信力在4.18是呈上升趋势的。对政府保持起码的信任度，至少相信政府能有助于控制危机，是共同应对危机的基础。　然而，即使政府采取了大量防治工作，这些工作亦不能完全打消人们的恐惧。在政府效率更高的新加坡和香港，人们上街时候一定带着口罩，这说明无论政府的效率高低，人们还是愿意相信自身的预防行动。而这些小群体的防治行为是建立在一个信息无法横向流动的情况下的基础之上的。纵向信息传播制度的弊端在这里显露无疑。某一群体，在这种信息条件下，必定对他们所不能了解与控制的采取排斥与分隔的措施。以学校和社区为例，学校领导只能详细地知道学校内部的情况，对于学校外部的信息，他们除了从上级得到消息以外，并不比一个上网看新闻的学生知道得更多。出于自保，学校必然在其权力范围内用尽各种手段，尽量防止出问题背上责任。而北京芍药居小区勒令外地人3日离京，各地不再聘用外地民工，对疫区回来的人采取无条件隔离，　广州一非典康复者遭歧视（均为新浪报道）都是一种群体对个体不信任的表露。　为什么会对外界有如此的不信任呢？这是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我认为，历史上对政府效率的信任度很重要。尽管在危机时刻相信政府是一个开展防治工作的基础。但是，人们同时也存在着对政府长期以来的不信任感。实际上事件的初始阶段有的地方政府采取过瞒报消息的做法，但是政府的行为本身也是一个信号的传播。当政府真正对疫情做出反应宣布隔离措施的时候，传播给公众的信号就是“这件事的严重性是真实的”。　即使是在行政系统内部，省与省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也不敢给予对方的效率以足够的信任。由此而产生一个悖论，在危机时刻人民必须相信一个他们从来不相信的低效行政系统，这样的信任不过是一张稀薄的白纸罢了。在政府效率低下、卫生防疫控制能力低的中西部地区，自发性的防治方式是令人心酸的，既有村委会调查，又发动群众举报，也许还有不为人知的非人道行为。一旦疫情在农村大规模扩散，已经“冰冻三尺”（财经特稿语）的基层防疫体系能否抵抗得住？其后果是人们不敢想象的。　而在一个相对高效的政府，如新加坡、加拿大，政府能够得到信任，国民相信政府在控制上的效率以及其信息的真实性。于是那些由小群体自生的防御措施相对而言就远没有那么强烈。也就是说，政府如果为国民提供了信息可信任的保证，国民便无需主要依靠自己去寻觅安全。由此可见，政府过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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