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的前史与当代文学的建构

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值得注意的是，列宁的论述是针对十月革命后“俄国造成的社会民主党工作的新条件”而发表的，当党的出版物被宣布为非法的时代，它是容易控制的，但当持有各种观点的人都可以利用合法的出版手段时，党的出版事业有可能遭到资产阶级的影响。列宁的党性原则正是基于这一新的条件而发表的。党的出版物显然是指一般性的广义著作，而不是专指文学创作。佛克马和易布斯曾注意了西蒙斯在词源学意义上的考证，“俄文中与‘纯文学’一词对应的词汇——‘文艺作品’——甚至没有在列宁的《当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出现过一次。”13克鲁普斯卡娅也认为，《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与文学作品无关。14退一步说，列宁在强调了党性原则之后，他又同时强调了“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因此，仅凭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就确立“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功能观，是不充分的。
     无论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他们在理论上对文学社会效用的表达，与他们出于兴趣对具体文艺现象和作品的评价，是存有矛盾的。他们对人类文化遗产的热爱，和对无产阶级新文化期待之间的复杂关系，似乎是处于两难的境地中，这也是马列文论给我们留下的一道难题。
     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理论联系实际的最重要体现。在文学艺术领域，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以思想路线的方式确定了它的基本主题和文艺功能观。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并不是在文学的知识范畴内来阐发文艺思想的，而是作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是实现社会整体变革的一部分。就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来说，虽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传统甚至造反小说都有联系，但它的源流关系很难找出一脉相承的明晰线索，甚至模糊了古今中外的界限。或者说，毛泽东思想的来源，既来自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学说，也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密切关系，但它更来自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来自他对中国革命特殊性的理解和想象。这也是他与一般作家和文学研究者的区别。毛泽东并不是简单地继承了马列主义的要义，也并不是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经学，面对中外丰富的思想遗产，他不仅师其义，更注重师其心。他不是教条地、书卷气地按章循句。他信仰马克思主义，但他更关心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共产党员是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成为伟大的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急待了解并急须解决的问题。15
    
     因此，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创造出适于中国革命特点的民族形式，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大特色。
    
     四、剩余的“多元文化”
    
     在当代文学发生以及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主流文学”和“主流作家”群体，但和“非主流文学”共同构成的“多元文化”并不是不存在。一个基本事实是，在“国统区”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他们的文学观念、审美趣味以及对文学形式的理解，和解放区的文艺路线并不一致。但通过文学史的“经典化”，解放区之外的文学，或是作了简单化的处理，或是从反面的意义上作了评价。1949年以后，一些违背了文艺路线的作品，也被及时地作了批判和清算。因此 “多元文化”在当代文学发展和历史叙事中逐渐成为“剩余”的性质。
     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从它诞生不久即已开始。1922年，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的最后一节，是“略述文学革命的历史和新文学的大概”，可视为最早的以“史”的角度研究现代文学的尝试。20年代末期始，少数高校已开设了新文学研究的课程和讲座。陈子展、周作人、朱自清、李何林等都讲授过现代文学的课程，并出版过文学史著作，如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之源流》、李何林的《近20年来中国文艺思潮论》等。因此，现代文学的早期研究，有很强的“当代性”，它过程之中的性质使现代文学还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学科。比如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之源流》，初版于1932年，新文学刚刚诞生十余年，他也仅仅用十三页的篇幅述及了“文学革命运动”，而重在表述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的“源流”关系，对新文学本身叙

述的简略可想而知。
     现代文学作为一个完整的学科，是1951年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的出版。虽然现代文学的历史被认为已经“过去”，但于王瑶写作的年代来说，它仍然是切近的文学历史，它并没有为作者提供充分的考察距离。但王瑶先生仍以他史家的训练和学识，对现代文学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学科化、系统化整合。在王瑶先生写作《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同时，全国高等教育会议通过了“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其中规定了“中国新文学史”的讲授内容：
    
     运用新观点、新方法，讲述“五四”时代到现在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着重在各阶段的文艺思想斗争和其发展状况，以及散文、诗歌、戏剧、小说等著名作家和作品的评述。
    
     王瑶先生称：“这也正是著者编著教材时的依据和方向”。16但是这一“依据和方向”是一个难以期许的预设。这不止是说“草案”对“中国新文学史”的规定过于简略，其边界难以明确，而且更在于不断政治化的要求决定了文学史不可能完全符合这一尺度。这一状况在1952年8月30日下午《文艺报》组织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座谈会”记录上得到了反映。参加座谈会的都是文学史的权威研究者和文学界知名人士。17《文艺报》在发表座谈会记录时发了“编者按”：
    
     研究中国新文学的历史是文艺工作者与文艺教育工作者当前的一项重要的工作。但是，这方面的工作，我们作得是十分不够的。这里发表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座谈会记录，对王瑶所著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所表现的立场、观点的错误进行了批评，对研究新文学史的方法也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意见。我们认为，这些意见和批评虽然还是初步的，但这种认真、严肃的讨论，将有助于我们对中国新文学史的研究，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些切实的讨论，更好地开展这方面的工作。18
    
     座谈会对《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所表现出的“立场、观点”上的错误，提出了几乎是众口一词的激烈批评。在这些批评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对代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思想的社团和作家，一律等量齐观，不加区别”，“把胡适、周作人、谢冰心、李金发等和郭沫若、蒋光慈平列起来加以评述”；对“在文艺运动上起过反动作用的（自然政治思想也成问题）如徐志摩、沈从文等等的作品，往往是赞美为主；就是对于政治上显然是反革命的胡适、周作人、林语堂等等也有不少赞扬之词”。这些批评所提出的“立场”、“方法”、“阶级斗争”、“阶级分析”的“问题”，主要是对被述作家的选择和评价问题。因此，王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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