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的前史与当代文学的建构

 没有现代文学就没有当代文学，这一看似自明性的问题事实上并不这样简单。或者说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关系，并不止是时间上的承继。重要的是，“现代文学”在建构的过程中所不断滤及、遴选以及建立起的关于文学史的规范，同样在当代文学中得到了继承。1951年王瑶先生出版了第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作为学科的确立。这一奠基性的工作本应得到积极的肯定和欢迎，即便它存在问题，也应在学术的框架内进行讨论。但在当时它却遭到了尖锐的围攻和政治批判。这个事件背后隐含的问题是，文学史的建构和写作对文学史家来说并不是自由的。从这个时代开始的现代文学叙述，它的话语空间被无言地告知只能在“政治文化”的框架内展开。现代文学史的规范在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中同样是适用的。现代文学的方向、语言、指导思想的确立，在当代文学中的延续甚至放大，使我们更加明确地体悟到这两个文学时段的相互关系。因此，梳理当代文学的“前史”，也就是在追问当代文学的来源、资源。也只有清楚了这些问题，我们才会清楚当代文学为什么是这样“建构”起来的。
    
     一、 基本文化方向的确立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奠定了中国新文艺的发展方向。这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献，集中阐发了他对文学艺术的基本看法。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这些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或者说，为了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毛泽东要求文学艺术帮助其实现民族的全员动员。这一明确的目标诉求，使延安时代的革命文艺，一开始就不曾是一个独立的领域，而是被纳入进了政治文化的范畴之中。所谓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的进程所形成。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1根据不同政治学家对政治文化的解释，有人把它概括为如下三个特征：一、它专门指向一个民族的群体政治心态，或该民族在政治方面的主观取向；二、它强调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的社会运动对群众政治心态型式的影响；三、它注重群体政治心态对于群体政治行为的制约作用。2政治文化不是社会总体文化，但作为社会总体文化包容下的一部分，却可以把它看作是社会群体对政治的一种情感和态度的简约表达。既然政治文化规约了民族群体的政治心态和主观取向，那么，文学生产者作为群体的一部分，也必然要受到政治文化的规约和影响。尤其在中国，知识分子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使他们的文学活动很难与时事政治分离开来。即便在已经形成多元文化格局的西方，类似的看法也被一些学者所坚持，伊格尔顿就认为：利用文学来促进某些道德价值，它不可能脱离某些思想意识的价值，“而且最终只能是某种特定的政治形式”。那种认为存在“非政治”文学的看法只不过是一种神话，“它会更有效地推进对文学的某些政治利用。”3
     中国当代文学虽然已经建构成一个学科，并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知识体系。但是，从它的思想来源、关注的问题以及重要观点等，并不完全取决于学科本身的需要，一套相当完备的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理论，也同样是指导当代文学的理论。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中华民族实现了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的现代国家的梦想，毛泽东作为一个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他获得了全民族的衷心爱戴，建立了至高无尚的权威，他成了民族灵魂的化身。对毛泽东的信赖和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成了一个时代流行的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它已经融进民族群体的潜意识。作为文学生产的群体，不仅要受到民族群体意识的影响，同时，旧的社会制度死亡之后，对于大多数文学家来说，他们也需要自我认同的重新确认。“重新确认自己的认同，这不只是把握自己的一种方式，而且是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新的信仰和自我认同需要新的社会制度作为实践条件，因此，寻找自我认同的过程就不只是一个心理的过程，而是一个直接参与政治、法律、道德、审美和其他社会实践的过程。这是一个主动与被动相交织的过程，一种无可奈何而又充满了试探的兴奋的过程。”4因此，当代文学的生产和发展，如果片面地强调受到意识形态压抑的说法，显然是难以成立的。
     事实上，当代文学的实践过程，还存在着一个向实践条件寻求适应的过程，这种适应包括被动的思想改造、检讨、忏悔，向不熟悉的事物学习，当然更包括主动的妥协、退让，以期完全适应实践条件的要求。可以说，当代文学话语权力的拥有者，大多来自于解放区或延安，他们是新的社会制度——实践条件创立的参与者，他们熟悉规则和要求。因此，他们的文学“创造性”是相当旺盛的。而对新的实践条件缺乏了解或难以适应的人，不仅创造力锐减，甚至文学创作对他们来说几乎是勉为其难的。更有甚者，他们为了坚持信仰的彻底性，无法同新的实践条件签署“契约”，而只能惨遭淘汰。因此，对新的实践条件的适应，是保证个人参与社会实践的基础。对试图建立新的信仰或被新信仰哺育成长的一代人来说，他们内心始终洋溢着意识形态的冲动和兴奋，并逐渐成为他们内心支配性的力量或道德要求。也就是说，当代文学为政治服务成为基本方向之后，主动回应这种时代的询唤，也就成为文学家的情感需要，当初那种试探性的谨慎，逐渐变为汪洋恣肆的激情。当代文学的发展也就是这一领域在政治文化的规约下，不断统一认识、实现共识的过程。作为一个现代化后发国家，动员一切社会力量实现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本身就具有无可抗拒的感召力，作为知识分子，内心洋溢的国家民族关怀不经意地便会为这种话语所调动。文学家在社会需要为它的总体目标服务的时候，他们即便不是期待已久，内心也充满了对此作出回应的极大热情。这里既有政治文化的规约，也有传统文化的深远影响。
    
     二、文化语言的“转译”
    
     中国当代文学发生的年代，是中华民族摆脱战争危机、实现民族解放的特殊时代。战争作为时代最大的政治，就不能不考虑它的特殊性，统一的意志、高度的组织、最大的效率，是获得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民主、自由、个体的要求，必须限定于历史的特殊性之内，一切为了战争。一切组织和斗争都是为了配合和服务战争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战略和策略的角度指导战争，一方面纠正批评不利于战争的错误思想。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本本主义，都是批评的对象。统一的意志所强调的就是服从：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高度的组织和统一的意志，是为了提高和解决战争的效率。一切为了战争的思想，在文艺界得到了积极的回应。周扬在《抗战时期的文学》中说：“为了救国，应该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文艺是许多手段中

的一种，文艺家首先应该使用自己最长于使用的工具，……先是国民然后才是文艺家。”5战争的非常态化，使文艺观念也变得更为激进，夏衍甚至认为：“抗战以来，‘文艺’的定义和观感都改变了，文艺再不是少数人和文化人自赏的东西，而变成了组织和教育大众的工具”，那种“艺术至上主义者”，便会被指认为“汉奸”文学。6文学服从于战争，在这个时代已不容质疑。
     “效率”在这个时代是非常重要的。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批评了那种长而空的文风，号召“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并且要有内容。他自己不仅是倡导者，而且他的写作实践也实现了这一点，这些显然是为了提高战争时期的效率而作出的努力。因此，作为战争时期的文学艺术，作为“一条战线”，也必须服务于战争。他强调文学艺术是“革命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这是来自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的观点。但他却没有同时谈到列宁在同一篇文章中，对文学艺术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的

《当代文学的前史与当代文学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