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文化的冲击与非西方国家的民主化

也就是从19世纪开始，西方的民主文化在非西方国家产生了广泛的反响。所有非西方国家的民主都是外塑型的、衍生型的、继发型的。这些国家和地区基本上都没有民主传统，至少民主的传统很微弱。神权政治，绝对君权，家长制以及部落组织，在这些国家的历史上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在西方已经形成的公共权力和抽象权力的观念对这些地区还是非常陌生的，人们只知道神的权力，家族、部落或部族首领的权力，也就是各种私人化的权力。作为民主制度心理基础的公民意识和个人主义精神在这里还不存在，人们不是积极参与公共政治生活，而是以消极、怠惰的态度对待公共事务。个人还没有挣脱社会自然联系的脐带而产生自我意识，形成独立的人格，获得平等的地位。在这里，现代民主不能从传统中得到支持，传统反而构成建设现代民主的文化重负。

西方人的到来，改变了各国的政治发展方向。从15世纪起，西方文明积聚起来的能量开始向外扩张。“古代社会各文明间时断时续的有限碰撞，让位于西方文化对其它文明持续的、不可抗拒的单方向的冲击。”(亨廷顿)到1914年，地球上84％的土地被欧洲人和欧洲的移民国家所控制。到1920年，当奥斯曼帝国被英法意瓜分时，这个比例又进一步提高。只有俄国、日本、埃塞俄比亚和泰国等少数国家保持了自己的政治独立。即使这些在政治上保住了独立的国家，在文化上也受到西方的强劲冲击。西方文化的扩张和非西方国家的回应，构成数百年人类文明关系的主题。就我们这里所谈的民主问题而言，西方政治文化构成非西方国家走上民主化道路的“第一冲击力”或“原始推动力”。从此，这些国家在自己民族文化和历史传统的背景下，开始走上了民主化的轨道。这就使各国的民主化道路干差万别，民主制度也着上了民族的颜色。同时，在各国民主化的进程中，西方政治文化又不断形成“后续冲击波”，一方面，西方的影响在深化，另一方面，西方社会出现的一些新发展新变化，也构成一波波新的冲击力，影响着非西方国家的民主化进程。

各种政治文化的核心是一套政治态度和政治价值体系，它没有高低优劣之分。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该民族气质性格的自然表现，都是自我圆满的，自给自足的。对他们而言，西方文化并不一定给人类带来更好的生活。的确，西方文化究竟会把人类引向光明的未来还是灾难的深渊，至今仍是令人焦虑的问题。但有一点是不容否认的，那就是，西方文化绝对是一种“高势能”的文化。也就是说，它具有扩张性，在与其它文化相遇时，其它文化成为“弱势文化”，难以抵挡西方文化的冲击力，至少在初期是如此。

西方文化之所以有较强的冲击力，较大的能量，首先是因为它的个人主义精神。非西方国家的文化普遍具有整体主义精神，为了实现社会整体的和谐，它需要压抑个人的欲望和要求，将个人融合于整体之中。而西方文化以个人主义的态度对待个人与整体的关系，当与其它文化相遇时，它侵蚀和毁坏传统社会整体联系的自然纽带，引发个人脱离整体而独立，释放个人独立和自我满足自我实现的欲望和本能。这种个人的欲求一旦释放出来，就呈现出不可遏止的自我膨胀性，数千年为阻止个人的膨胀而精心设计的意识形态、制度建构和生活模式，在遇到外来冲击的时候，显得脆弱和不堪一击。所以我们看到，当西方文化的冲击波遇到其它文化的壁垒时，产生了类似“释放魔鬼”或“拆除堤坝”的效应。

西方文化的强势能还来源于它创造的巨大力量。西方人以其较有效率的社会组织方式和不断创新的思维方式，使其在经济、技术和军事等方面超过了其它民族，这使西方人能够以其国力的强盛而征服世界，将其文化传播和强加给其它民族。其它民族的精英也因西方国家的强盛而服盾其政治价值。所以，许多国家的政治先行者接受民主价值，并不是出于内在的需要，而是由羡慕西方的强大而产生的连带模仿。

非西方国家遇到西方文化冲击后而发生的政治变革，仿佛是一个头足倒置的过程，带来头晕目眩的反应。所谓“现代化的阵痛”在政治领域表现得尤为剧烈。

后发性现代化国家遇到的一个基本问题是，西方文化带给它们的是现代民主的成熟形式。在它们这里，民主没有一个起源积聚的长期过程，而是将西方数百年乃至数干年的进程以压缩的方式完成。在西方，民主的发展经历了由贵族民主到平民民主，由少数人民主到全民民主的过程。中世纪贵族享受的民主和近代少数有产者的民主都创造了一种集体统治形式，排除了个人专制。随着平民地位的上升，他们逐渐获得和扩大了政治权利，民主的基础不断向下层扩张，直到最穷的人、黑奴和妇女都获得政治权利。非西方国家一开始接受的就是完整的民主观念，它们的民主一建立，就只能是全民的民主。结果，在实践中，由于条件不成熟，民主原则难以真正落实。在多数国家，摹仿西方民主的结果是民主制度难以健康运作，或者将民主的理论原则与政治现实相妥协，建立一种民主的折衷形式，或者虚假形式。直到20世纪末，民主的条件在多数非西方国家才趋于成熟。

非西方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也是西方文化和各民族文化不断冲突、融合，并向各民族文化的中心和深处不断推进的过程。一般说来，非西方国家首先接受西方的物质文化和技术文化，而后才接受其政治文化。在接受西方政治文化影响的过程中，首先是有形的和外在的组织、制度以及政治理论得到认同，而后才会有内在的无形的政治态度、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的变革。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政治文化由表层向深层不断渗透，而非西方国家便经历了民主化的不同阶段。当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原则在理性上被接受后，传统的权威主义政治便失去了合法性，结果是各国传统王(皇)权的垮台。王权的垮台仅仅表明传统的统治形式已经不可能，但民主的条件还不成熟。结果，王冠坠地后，王座并没有被搬倒，各种形式的无冕之王借民主或共和之名延续着王权的统治，现代的权威主义取代了传统的权威主义。这是向民主过渡的必经阶段，没有一个国家的民主是一赋而就的。非西方国家民主化过程中曾普遍出现过一种现象：一些政治精英曾真诚地信奉民主原则，并且为之而奋斗，但当他们自己掌握了权力后，却背叛了民主原则，民主斗士变成了权威主义的统治者。这些人希望国家民主化，但他们自己却没有民主化。只有在市场经济的 条件下，当社会经济发展和民众文化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民主精神才内化为大多数人的态度、情感、价值取向，甚至成为民族的气质和性格，民主才获得了坚实的基础。

两方民主文化的传播部分地是通过代际更迭来实现的，非西方国家在近代社会广泛出现的“代沟”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程度。一般说来，新一代比老一代更容易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或所受影响更余。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经历了一代人之久或更长时间的反民主的回潮后，前一代人学习西方成果被清除和遗忘，后代(有时是隔代)人还要从头开始。

西方政治文化的影响一般沿着由沿海到内地，由城市到农，由少数知识精英到普通民众的方向发展。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西方政治文化冲击带来的负作用可能会刺激起内地对沿海、农村对城市和民众对少数精英的反抗，结果可能出现超前激进的知识精英被大众所淹没，城市和沿海地区的影响被农村和内地的影响所压倒的情况。

从长的过程来看，西方政治文化对非西方各国的影响是持续的，但并不是均匀的。国际上大环境的变化和各国内部的变化使西方文化的影响呈现出波浪式的冲击形式。当浪潮扑来时，其势汹涌，仿佛一切都被淹没，浪潮过后，一切似乎又复原如初。但每次冲击都侵蚀了传统政治的根基，在今天的世界上，纯棘的传统政治几乎不存在了。

西方政治文化之所以能够影响非西方国家，从根本上来说，量因为人类的文化有其共性，各种异质文化都有相融性因素。文化归根结底是人的创造，是人作为一个类的表现。人有共同的本性，人类的文化也能够相互融通。西方政治文化中有一些因素是容易被其它民族接受、吸收和消化的因素，也有不易被融合和消化的因素，或者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融合消化的因素。前者如官僚制度的组织形式、卢梭式诉诸情感的激进民主要求等，后者包括对待政治的理性态度、强调宽容和妥协的价值、权利义务观遗、自由主义的民主观念、宪政观念等。直到今天，中国学者中能够真正理解洛克式民主与卢梭式民主区别，认识到卢梭式民主隐含着极权倾向的人，也是不多见的。西方学者强调，代表西方价值特征的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的民主而不是一般的民主。这在民主制度已经在世界各地普遍建立起来的时代更具有突出意义。

西方政治文化的影响不仅决定了现代非西方国家政治发展的方向，也影响着各国政治发展和民主化的道路。在这方面，以下几个因素起着重要作用：

(1)西方文化与各国文化接触的不同方式。

大体上，我们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种方式：第一，渗入式(或浸润式)。这种方式基本上是和平的，缓进的，以这种方式接受西方文化的国家相对来说社会震荡较小，对西方文化的拒斥力不强。第二，嵌入式。西方文化作为一种异质文化，被强加到其它社会的机体中，本土文化对其产生了本能的拒斥反应。第三，遮入式。一个国家完全沦为西方的殖民地，西方人以其统治地位，全面系统地实行西化政策，本土文化受到压制并得到重新塑造。特别是殖民地的政治精英，受到西方政治文化的影响尤其深刻。一位前法属非洲的政治家就曾坦率地表示：“我们在相当的程度上是法兰西的儿子。”(桑戈尔)第四，混合式。它包括上述各种形式。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受到西方文化不同形式的影响。

(2)各国本土文化与西方民主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