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文化的冲击与非西方国家的民主化

从与西方文化关系的角度看，各种非西方文化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独立型，包括中国、印度和阿拉伯国家等，这类文化是在历史上独立形成的，没有或很少受西方文化影响；第二类是混合型，其发展过程中受过西方文化较大的影响，或是由西方文化与其它文化融合而成，这种文化中已经包含着西方文化的某些因素。其中有俄罗斯那样“文化上不知所属”的国家和拉美那样与西方具有亲缘关系的文化。拉美文化可以说属于西方文明中的“次文明”(亨廷顿)。当与西方文化相遇时，后一种类型无疑比前一种类型更易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就同一文化圈而言，一种文化的核心区、发源区或自源区，由于其文化与其民族性格相契合的程度较深，文化积累较为厚重，所以接受西方文化较难；而一个文化圈的边缘区、外缘区，由于其传统文化本身原先也属于外来因素，根基不深，所以对西方文化的拒斥力较弱。此外，世俗文化易受西方文化影响，而宗教文化则会产生对西方文化较强的和持久的拒斥反应。

另外，各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发展是有层次差距的。可以说，西方政治文化与其它国家和地区本土文化的横向关系在一定意义上仿佛有纵向关系性质，各国不同的政治发展水平，仿佛是西方国家历史进化链条上的不同环节。当西北欧进入工业化社会，创立了民族国家和代议制民主时，北非，还有西亚、南亚和东亚，大体上是亚洲大陆的温带与亚热带地区，已经进入古典农业文明时代，它们建立了准民族国家，发展起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采行家长制或神权政体。它们的发展水平比西方人差一个时代级差。而在这一文明带之外的美洲、黑非洲和大洋洲，大多数民族仍处于前古典文明和前国家阶段，社会生活以部落或部族为中心。他们比西方差两个时代级差。发展水平高的民族抵制西方文化影响的力量较强，但学习西方文化的能力也较强；发展水平低的国家抵制西方文化影响的能力较弱，但学习西方文化的能力也较弱。一些民族由于发展水平过低，无力起而应接西方文化的挑战，结果至今仍是原始政治文明的活化石。

(3)西方政治文化中包含着不同的因素，对非西方国家产生不同影响。

西方文化不是铁板一块：它既有个人主义传统，也有整体主义传统；既是自由主义的摇篮，也是社会主义的大本营。现代世界几乎所有的政治意识形态都起源于西方，包括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基督教民主主义、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非西方国家内部党派和意识形态的对立，以及关于政治发展道路的斗争，往往折射着西方社会内部不同意识形态的对立。

按民主传统的强弱和实现民主的先后，我们可以把西方国家分为三类：第一类主要是英国以及英国的移民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它是近代民主的源头，特别是自由民主主义的摇篮。法国也可以勉强归于这一类。处于第二类的是德国和意大利，第三类是葡萄牙和西班牙。后两类国家民主传统较弱，实现民主较晚，甚至晚于某些非西方国家。它们尤其缺乏自由主义传统。这三类国家分别在三次民主化浪潮中实现了民主化，并且分别是三次民主化浪潮的源头。英美等国率先实现了民主化，其它西方国家部分地是在它们的影响下走上民主道路的。当代西方政治文化在世界范围传播的过程，其实已经在西方范围内预演过一次。

从宗教文化上分，上述三类国家中英美是新教国家，而另两类国家多属于天主教国家。新教比天主教更倾向于民主。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前，实现了民主并积极向外传播民主价值的主要是新教国家。天主教在20世纪60年代的梵蒂冈大公会议以后才转向民主。

一个非西方国家成为哪个西方国家的殖民地或势力范围，或与哪个西方国家地理上较接近，就使它容易受哪个国家影响。印度之所以在独立后走上民主道路，得益于英国的影响。韩国和菲律宾的民主化进程受美国影响较深。日本在19世纪以德国为楷模，结果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中国自五四运动以后，在政界军界的政治精英中，从日本、俄国和法国回国的留学生成为主体，英美留学生的影响主要在商界和知识界，所以自由主义只在知识界有过一定的影响。在韩国，20世纪50—60年代的政治精英中以日本留学生为主，从70年代起，美国留学生开始占多数，政治精英成分的变化对韩国向民主的转变起到较大作用。

此外，还有一些国家经过二道手接触到西方文化。日本由于比较早地学习了西方文化并强盛起来，俄国因为其与西方地理上的近缘关系，它们都充当过西方文化的二道贩子。这两个国家较多地吸取了西方极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因素，并将其输送到其它一些国家。

所有这些因素都影响了一个国家的民主化道路。这些因素的影响在实际政治过程中是复杂的，其中一种有利的因素可能被另一种不利的因素所抵消。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与各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产生了非西方国家纷繁多样的民主化形式。在非西方国家民主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民主”形式，如“东亚民主”，“南亚式民主”、“伊斯兰民主”、“非洲民主”，以及“管理民主”、“有指导的民主”等，都是非西方国家对自己民主化道路的探索，也是它们学习和吸收西方文化的特定阶段的产物。这表明，权威主义政权也必须从民主意识形态中寻求合法性基础。在一些多党制国家出现的一党优位制(日本、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墨西哥等)，亚洲一些代议制民主国家出现的“寡妇政治家”现象，政府、政党和军队等现代组织制度的个人化现象，政治关系中渗进的家族关系、裙带关系等，都是各国以本土政治文化为基础，吸纳西方政治文化过程中出现的食洋不化的表现。随着西方政治文化的不断的渗透，这些现象正在发生着或快或慢的变化。

在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各种文化类型的权威主义都被冲垮。在拉美国家是军人政权转向民选的文人政权；在黑非洲是由一党制变为多党制；东亚和南亚是一党独大体制和“君子政治”受到冲击；“斯拉夫一东正教”地区是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高度集权体制的解体3在“中东一伊斯兰教”国家是对神权政体、个人专制、一党制、传统的君主制等进行自由化和半民主化改革，同时伴以伊斯兰主义的复兴。伊斯兰的文化背景使这里的民主化不大容易纳入西方自由民主主义的轨道。

尽管各国的民主化进程干差万别，但是，经过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之后，从制度的层面上，西方的民主形式在世界范围内已经被广泛采纳，西方式的政治态度、政治价值取向和政治行为方式等也部分地被接受。那么，西方政治文化的影响至此是否接近达到了一个极限呢?对西方政治形式的摹仿是否仍然是表面风浪?一个民族有史以来，在数十万甚至数百万年中积累起来的特质，难道能够在数百年内被异质文化的影响消除吗?当“西风”漫卷形成的表面上浪涛平静后，人们也许会发现，深层洋流的变化是有限的。

也许，这次民主化浪潮标志着西方政治文化向外扩张能量的耗尽，从此各民族文化将顽强地表现出自己的个性，各民族将会以自己固有的气质和性格运作民主制度。西方人把现代民主传授给了世界，然而政治文化的发展却倾向于本土化而不是普世化，各种民族特色的“民主”将成为未来的主流。这使我们联想起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历史。当古希腊罗马人将他们的文化扩张到极限后，他们便被他们的征服者所征服。罗马人当年将公民权授予帝国内全体自由民，结果是罗马人自己公民权特定内涵的丧失，占总人口少数的罗马公民被淹没和溶解于广大的东方臣民之中。现代西方人是否会重蹈他们先人的覆辙呢?毕竟，西方人只是人类中的一小部分，在全球化的未来，西方文化的强势也许会转化成弱势。如果这样，就应了传统中国哲学的逻辑，即西方文化与其它文化相遇的结果，最终是柔弱克刚强。

三

在中国，1978年底的“三中全会”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开始了经济体制的改革，并启动了政治体制改革。在20年的时间里，我国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为驱动力，以对外开放为催化剂，带来了政治结构与政治文化的重构和变迁。1998年春的“九届人大”又迈出了新的一步，开始改革与计划经济相锅合的政府体制，建立与初步形成的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
模式。

从世界的角度看，在这20年里我国发生的政治变革，正是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一部分。本书的主要任务是向国内读者介绍外部世界发生的政治变革；关于中国民主化进程，是一篇大文章，应另外专门研讨，在此只能略说几句。简而言之，中国的改革开放，适应了当代世界发展的潮流，其取得的伟大成就，也是对人类政治发展的重大贡献。

但是，必须强调指出的是，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并不是其它国家民主化进程的翻版，不是对其它国家民主化经验的照搬和摹仿。在20世纪初期，中国的政治精英曾以极大的热情盲目地移植英国政治模式，20世纪中期，我们又“一边倒”地搬来苏联的所大林模式。经过这两次左右摇摆后，时至20世纪末，我们已经树立起一个成熟的信念，那就是，中国必须走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

中国不能脱离世界民主化的大道，但中国的民主只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这不仅仅是出于民族自尊心所做出的执拗选择，而是客观的必然。它的基本依据就是中国政治传统的独一性和国情的特殊性。

在人类的各种政治文明当中，中国的文明及其历史发展是独一无二的。它是原创性型的文明，也就是说，它不是摹仿和移植其它文明，在其生成中，甚至也很少受其它文明的影响，它是中华民族的独创。中华文明是在与外界相对隔绝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在其发展过程中，虽然也有过外来文化的影响，但外来影响不是隔断中国文明的发展道路，也没有使其改变方向，而是被其融合吸收，从而形成一个一以贯之的主流传统。因此，中国的政治文化具有鲜明的个性，是中华民族固有性格与特定的历史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