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拍卖之法理研究

　　拍卖是一种竞争买卖，我国《拍卖法》第3条规定：“拍卖是指以公开竞价的形式，将特定物品或者财产权利转让给最高应价者的买卖方式。”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26条规定：“被执行人逾期不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规定交有关单位拍卖或者变卖被查封、扣押的财产。”[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执行规定》）第46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查封、扣押的被执行人财产进行变价时，应当委托拍卖机构进行拍卖。”因此，从拍卖的理论及有关规定中可以看出，拍卖是强制执行程序中重要的换价措施。但是由于拍卖涉及到法院、买受人、债权人、债务人等主体，他们之间的法律关系应如何理解？买受人的权利该如何保护？执行拍卖的法律性质是什么？执行拍卖的公信力如何定位？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执行拍卖实践，从而使得我们在处理执行拍卖纠纷时只是做到以协调为主，尽量息事宁人。据此，本文试图对执行拍卖的相关理论进行研究，以期能抛砖引玉，深望同行能就此发表高见，共同讨论。

　　一、执行拍卖之法律性质的法理分析

　　权利与义务是相对概念，权利的实现有赖于义务的履行，若债务人不履行债务，债权人即须采取救济手段来实现其债权。由于社会文化的进步及国家权力的增强，近代国家已确立国家救济制度，即由国家担当实现权利的任务，债权人享有的只是强制执行的请求权，而强制执行已是实现权利最后且最有效的公权力救济方法。执行拍卖是强制执行程序中的重要一环，史尚宽先生认为：“强制执行法上的拍卖，乃系国家依其执行机关所行标的物之变价行为。[1]所以执行拍卖是强制执行权的行使，是公权力的行使，属于公法范畴也是理所当然。但是，执行拍卖毕竟是拍卖中的一种，在执行拍卖的手续上，拍卖公告是买卖引诱，应买人的出价是一种买卖要约，拍卖则是买卖的承诺，最后是拍卖人与买受人之间成立了买卖契约。这个过程与一般货物买卖的协议磋商过程相似，而且执行拍卖恰是拍卖人将拍卖物交付买受人所有并丧失所有权，买受人则接受拍卖物并支付约定价金，是有偿受让拍卖物的行为，符合买卖关系的一般特征，与私法上的民事行为相似。因此；执行拍卖又同时具有私法性质。但是，由于强制拍卖以查封为前提，不以拍卖物所有人的意志为转移，这与私法上买卖关系应建立在双方当事人意思自由为前提又发生冲突。对此，我们主张折衷说，即执行拍卖是一种比较特殊的买卖行为，兼有公法处分和私法买卖的双重性质，从强制拍卖中执行机关不顾债务人的意思而将拍卖物的所有权移转于第三人看，具有公法处分的性质；另从根据执行拍卖而将债务人所有的拍卖物转移给买受人及买受人因此给付价金来看，又具有私法买卖的性质。我们在处理执行拍卖纠纷时，不能单纯从公法或单纯从私法方面出发来处理问题，而且在今后制定执行法时，针对执行拍卖的特殊性，法律应该对执行拍卖作出一些有别于纯私法上的普通买卖、有别于纯公法上的国家征收拍卖的特别规定。

　　二、执行拍卖之公信力问题

　　执行拍卖具有公法上处分及兼有私法上买卖的法律性质。首先，确定执行拍卖公信力是维护社会交易安全的要求。将执行拍卖作为一种特殊买卖关系来思考时，执行拍卖是一种物权的变动方式，同时，也是社会交易市场的组成部分。从有利于维护商品交换的正常秩序，促进市场经济有秩序发展的角度出发，拍卖物的买受人基于对社会交易的充分依赖及善意而取得的拍卖物，应及时予以法律上的保护，承认其交易的公信力。其次，确立执行拍卖之公信力是执行拍卖公法性质的内在要求。执行拍卖的特色，是具有公权处分的性质，国家强制执行机构凭其公权力所进行的拍卖行为，不仅能取信于一般民众，而且必须负起拍卖的法律效果。凡是基于信赖法院拍卖行为的人，无论是买受人或是一般民众，都应受到公信力的保护，由于法院拍卖行为是国家机构具有公信力的执行行为，所以不管债权人的债权是否真正存在，也不管买受人的意思是否为善意或恶意，更不管拍卖物是否真正属于债务人所有，买受人都能因信赖法院拍卖有公法上的效力，而取得拍卖物的所有权。基于此种理由，台湾地区强制执行法第98条规定：拍卖不动产，买受人自领得执行法院所发给权利移转证书之日起取得该不动产所有权，无须以登记为取得所有权之生效要件。第三，确立执行拍卖之公信力有利于法院开展执行换价活动。如果普通民众对执行拍卖的公信力有怀疑时，必然影响法院对被执行财产的换价行为，也同时影响执行工作的顺利开展。为了充分阐述执行拍卖的公信力问题，本文着重就依无实体权的执行依据的执行拍卖及拍卖第三人财产的法律效果进行分析，以论证执行拍卖公信力之必要性。

　　（一）法院根据无实体权利的执行依据所进行的执行拍卖

　　根据《执行规定》第2条规定，有6种法律文书可以成为执行依据，而执行机构只能形式审查执行依据，不能对执行依据进行实体审查。因此，存在有些执行依据的实体权利并不存在的可能性，法院凭这些并无实体权利的执行依据进行强制执行、查封、扣押被执行人的财产，并委托进行拍卖，将拍卖物拍卖给买受人。在执行拍卖程序终结后，如果债务人通过再审或其他程序获胜推翻原执行依据后，买受人所取得拍卖物的所有权是否受影响？债务人的权利该如何保护？债权人应承担什么责任？如果单纯从执行拍卖是私法上买卖关系来看，债权人对债务人无实体请求权，执行拍卖对于债务人自然无法律上约束力，债务人可以基于所有权人的地位向买受人追回其财产，债权人对买受人承担权利瑕疵担保责任。但执行拍卖首先是具有公法性质的处分，买受人基于对公法处分的信赖及对社会交易安全的信赖而参与的竞买理应有法律上的效果。在对财产静态安全保护与动态安全保护发生冲突时，债务人仅能以不当得利或损害赔偿的法律关系，另行起诉债权人请求偿还损失，不能因债权人请求权不存在，其执行依据丧失而主张法院拍卖无效，也不能因此影响买受人已取得拍卖物的所有权，这就是法院拍卖公信力的要求。

　　（二）强制拍卖非属债务人财产的法律分析

　　既然债务人的财产是其债务的总担保，因此，执行机构也只能就债务人的财产进行执行拍卖，不得对第三人财产进行执行。但在有些场合，执行机构无法辨认，例如动产因无登记制度，不容易判断是谁的，而且有些放在被执行人处的财产是以所有权保留买卖，所有权尚未转移给被执行人，在被执行人下落不明的情况下，更无法一时作出判断；又如在执行被执行人个人财产时，其个人财产与家庭其他成员财产也难以分辨，在此情况下，很有可能将第三人的财产进行执行拍卖。因此，如果法院误将第三人财产予以拍卖，那么，买受人所取得拍卖物是否有效？第三人的权利该如何救济？对此，台湾地区“最高法院”1967年台上字第1175号判决指出：“强制执行中拍卖之不动产为第三人所有者，其拍卖为无效。该第三人之所有权不受影响。”[3]1964年台上字第2261号判例略谓：“执行法院拍卖查封之不动产，以其价金分配于各债权人者，纵该不动产嗣后复经确定判决认为不属于债务人所有，不能转移于买受人，而买受人因此所受价金之损害，亦只能向直接受其利益之债务人请求偿还。”[4]分析这种态度，无非是基于私法买卖关系中无权处分无效的原理，认为法院无权处分第三人财产，故其拍卖也当然无效，而无

效自始没有法律效力，理应返还，故认为第三人财产无辜被侵害时，应受保护准许回复其所有权的做法也是合乎正义精神的，同时能维护所有权人的权益。但是此观点仅是从私法上公平观念出发，如果同时从公益的角度考虑执行制度的公信力及法律安定性的价值，则是一个价值取向的判断和取舍问题，如果第三人的财产权得到保护，那么，买受人的权利如何得到保护？买受人一方面已交纳价金，另一方面却不能取得拍卖物所有权，向债务人请求返还，又无实际效果。因此，对相信法院公信力的买受人是很不公平的。“维护所有权之静态安全固然重要，但在今日交易繁多之社会，保护所有权之动态安全更加重要。私人交易之场合，民法上尚有即时取得制度，保护交易之安全，何况国家法院机构主持之公开拍卖，岂能不顾其执行制度之公信力及交易之安全？”[5]因此，我们认为交易安全的公法上的利益应该重于私人间纯粹的公平观念，同时，法律应该有特别保护的必要。所以，第三人不得以所有权人地位或以不当得利为理由向买受人请求返还拍卖物。

　　至于第三人所受的损害，视情况向执行机构、债权人或债务人请求偿还其利益或赔偿其损害。如执行机构已将拍卖价金交付给债权人并将余款交付给债务人，可向债权人及债务人分别请求返还。如价金尚在执行机构，向执行机构请求返还。因为在法理上，第三人所有权虽然因拍卖而消灭，但其拍卖的价金成为物上代位请求权，第三人可请求返还。另外，从公平的角度出发，只有与债务人关系密切的第三人，其财产才有可能被误拍卖。只要法院尽了注意义务，如从正常程序无法判断该财产为第三人所有，法院不应承担责任，以维护公法的严肃性。此外，法院在程序上还有给第三人在执行中提出异议的机会，也只有在第三人没有提出异议或异议被驳回的情况下，其财产才会被拍卖。只有在能证明执行员故意违背其职责，明知而为之的情况下，第三人可以侵权行为理由向执行机构请求损害赔偿。

　　三、买受人的法律保护

　　买受人是因强制拍卖而产生新的主体，其权利应受到法律保护。也只有充分保护买受人的权利，才会维护法院拍卖的公信力，才会调动竞买人的积极性，从而推动法院换价工作的顺利开展。

　　（一）买受人取得拍卖物所有权的性质

　　如果纯粹从执行拍卖的公权性质来理解，就

《执行拍卖之法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