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的发生、来源和话语空间
的作家和批评家，怀着极大的热情参与进去，而得到的却是意想不到的结果。对文学的敏感和戒备，使当代文学的话语空间一开始就是被限定的。几大学案——对《红楼梦研究》、胡适思想和胡风的“三十万言书”的批判，以及不间断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清理，逐渐地粉碎了知识分子试图建立自我意识的幻觉。于是，在当代文学史的建构过程中，很快形成了共同的知识背景和话语形式，他们有了相同的取资范围和评价标准，也惟有如此，才可能在一个学术共同体内被认可和承认，才有可能以话语的方式进入社会实践。
对文学家独立思考和艺术趣味的抑制，源于中国政治文化的革命观念体系。这一观念对人类通过意志来改变社会的能力报有充分的信心，而且认为中国的群众、特别是农民才是历史的主要推动力量，对文化精英的作用始终是怀疑的，改造他们的思想一直是革命观念体系中的重要部分。知识分子虽然也被当作人民的一部分，但其情形与1917年后俄国几乎大体相似：“知识分子与人民是隔绝的，主观上没有与人民融合在一起。对知识分子来说，是我们知识分子还是人民这个两难的选择几乎是悲剧式的”91918年，俄国科学院院长阿.彼.长尔宾斯基对造成这样认识的原因分析说：“把需要专门技能的工作非常错误地理解成享有特权的反民主的工作……这成了群众与思想家、科学工作者之间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所以沃洛布耶夫认为：“长期以来，在人民的意识中知识分子被理解为‘他们，这些老爷’。而与此同时，知识分子却不断地给所有社会主义政党，其中包括受到人民支持的政党，输送思想家和工作人员。”10这种身份不明的悲剧，在50——70年代的中国持续地上演过。
对知识界多次的思想清理运动，彻底改变了知识分子的言说方式，他们甚至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诚恳接受改造、转变思想的决心和勇气。“在他们的岗位上，不再仅从个人兴趣出发，而极愿把自己的科学研究工作去配合国家的实际需要。学院式的生活，将成为过去的陈迹了。今后我们还有继续努力，肃清那些可能残留下来的坏影响，进一步发挥集体智慧，提高集体创造，来迎接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高潮。”11表决心式的表述方式，在那个时代是普遍流行的。像茅盾这样资深的作家、理论家，除了阐述毛泽东文艺思想之外，很大一部分精力是用在“为了赶任务”而“常常写写小文章”，并认为“这十年来我所赶的任务是最为光荣的。在党的领导下，有意识有目的地鼓吹党的文艺方针和毛主席的文艺思想，这不是我们的最光荣的任务么？”12茅盾虽然是以一种欣然的语调谈论他的体会，但“赶任务”本身就隐含着一种惟恐不及的紧张和焦虑。何其芳作为著名的诗人，50年代很大一部分精力是“参加文艺解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13他文章的题目多用“批判”、“批评”、“保卫”等充满战斗紧张的词语。当一切成为历史的时候，何其芳内心充满了遗憾和无奈。所谓“学诗学剑两无成，能敌万人更意倾，长恨操文多速朽，战中生长不知兵。”14“既无功业名当世，又乏文章答盛时”；“一生难改是书癖，百室无成徒赋诗。”15正是他这种心情的真实写照。类似茅盾、何其芳的心态，于当代文学来说是十分普遍的。
一方面是紧张的赶任务、参加斗争和批判，一方面则是不间断的检讨和忏悔。茅盾、郭沫若、夏衍、赵树理一直到新中国后成长起来的作家，都不乏检讨者，许多检讨都是在报刊公开发表的。因此，国外学者也认为：“1949年以后大多数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以及文学创作更适于从政治斗争的角度来分析，而不是从学术和文学的角度去分析。”16应该说，政治文化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是相当矛盾的：一方面，必须维护政治的权威，知识分子必须服从这个权威；另一方面，整齐划一的要求又使文学创作不断地贫困化、单一化。因此，在要求文学艺术服务于政治的同时，又要不断地调整和放宽文艺政策，这就是周期性的震荡。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震荡不仅没有缓解文学家的压力，反而加剧了他们的不安。当代文学的话语空间就是在这样一种震荡中随风飘荡。但这也诚如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中所指出的那样：“知识分子和国家当局的关系，长期以来都是一个议论纷纷的主题。我们只要会议一下西方经验是如何复杂和多种多样，就不难看出在中国情况下同样是复杂和多样化。如果我们不能看出这个来，那只不过由于我们的无知罢了。”17当代文学的话语空间，就与知识分子和国家当局的关系相似到这样的程度。
注释：
1、《毛泽东著作选读》（上），第350页，人民出版社1986。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人民出版社1972。
3、汤因比：《历史研究.绪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4、根据辽宁大学王春荣老师的
5、阿瑞夫.德里克：《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萧延中等编《在历史的天平上》，第219——220页，工人出版社，1997。
6、7：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序言，第1——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8、同注4。
9、10、帕.瓦.沃洛布耶夫：《革命与人民》，刘淑春等编《十月的选择——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第237、237——238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
11、马寅初：《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发刊词。
12、茅盾：《鼓吹集.后记》，《茅盾评论选》（上），第21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13、何其芳：《没有批评就不能前进.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14、15、《何其芳诗稿》，第141、13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
16、瓦格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知识分子》，引自王景伦《美国学者论中国》，第262——263页，时事出版社，1996。
17、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第341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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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学家独立思考和艺术趣味的抑制，源于中国政治文化的革命观念体系。这一观念对人类通过意志来改变社会的能力报有充分的信心，而且认为中国的群众、特别是农民才是历史的主要推动力量，对文化精英的作用始终是怀疑的，改造他们的思想一直是革命观念体系中的重要部分。知识分子虽然也被当作人民的一部分，但其情形与1917年后俄国几乎大体相似：“知识分子与人民是隔绝的，主观上没有与人民融合在一起。对知识分子来说，是我们知识分子还是人民这个两难的选择几乎是悲剧式的”91918年，俄国科学院院长阿.彼.长尔宾斯基对造成这样认识的原因分析说：“把需要专门技能的工作非常错误地理解成享有特权的反民主的工作……这成了群众与思想家、科学工作者之间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所以沃洛布耶夫认为：“长期以来，在人民的意识中知识分子被理解为‘他们，这些老爷’。而与此同时，知识分子却不断地给所有社会主义政党，其中包括受到人民支持的政党，输送思想家和工作人员。”10这种身份不明的悲剧，在50——70年代的中国持续地上演过。
对知识界多次的思想清理运动，彻底改变了知识分子的言说方式，他们甚至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诚恳接受改造、转变思想的决心和勇气。“在他们的岗位上，不再仅从个人兴趣出发，而极愿把自己的科学研究工作去配合国家的实际需要。学院式的生活，将成为过去的陈迹了。今后我们还有继续努力，肃清那些可能残留下来的坏影响，进一步发挥集体智慧，提高集体创造，来迎接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高潮。”11表决心式的表述方式，在那个时代是普遍流行的。像茅盾这样资深的作家、理论家，除了阐述毛泽东文艺思想之外，很大一部分精力是用在“为了赶任务”而“常常写写小文章”，并认为“这十年来我所赶的任务是最为光荣的。在党的领导下，有意识有目的地鼓吹党的文艺方针和毛主席的文艺思想，这不是我们的最光荣的任务么？”12茅盾虽然是以一种欣然的语调谈论他的体会，但“赶任务”本身就隐含着一种惟恐不及的紧张和焦虑。何其芳作为著名的诗人，50年代很大一部分精力是“参加文艺解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13他文章的题目多用“批判”、“批评”、“保卫”等充满战斗紧张的词语。当一切成为历史的时候，何其芳内心充满了遗憾和无奈。所谓“学诗学剑两无成，能敌万人更意倾，长恨操文多速朽，战中生长不知兵。”14“既无功业名当世，又乏文章答盛时”；“一生难改是书癖，百室无成徒赋诗。”15正是他这种心情的真实写照。类似茅盾、何其芳的心态，于当代文学来说是十分普遍的。
一方面是紧张的赶任务、参加斗争和批判，一方面则是不间断的检讨和忏悔。茅盾、郭沫若、夏衍、赵树理一直到新中国后成长起来的作家，都不乏检讨者，许多检讨都是在报刊公开发表的。因此，国外学者也认为：“1949年以后大多数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以及文学创作更适于从政治斗争的角度来分析，而不是从学术和文学的角度去分析。”16应该说，政治文化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是相当矛盾的：一方面，必须维护政治的权威，知识分子必须服从这个权威；另一方面，整齐划一的要求又使文学创作不断地贫困化、单一化。因此，在要求文学艺术服务于政治的同时，又要不断地调整和放宽文艺政策，这就是周期性的震荡。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震荡不仅没有缓解文学家的压力，反而加剧了他们的不安。当代文学的话语空间就是在这样一种震荡中随风飘荡。但这也诚如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中所指出的那样：“知识分子和国家当局的关系，长期以来都是一个议论纷纷的主题。我们只要会议一下西方经验是如何复杂和多种多样，就不难看出在中国情况下同样是复杂和多样化。如果我们不能看出这个来，那只不过由于我们的无知罢了。”17当代文学的话语空间，就与知识分子和国家当局的关系相似到这样的程度。
注释：
1、《毛泽东著作选读》（上），第350页，人民出版社1986。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人民出版社1972。
3、汤因比：《历史研究.绪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4、根据辽宁大学王春荣老师的
统计，60年代至今已经发表了60部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其中还不包括邵荃麟、矛盾、周扬等具有文学史价值的文章以及以体裁、专题编写的文学史著作。
5、阿瑞夫.德里克：《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萧延中等编《在历史的天平上》，第219——220页，工人出版社，1997。
6、7：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序言，第1——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8、同注4。
9、10、帕.瓦.沃洛布耶夫：《革命与人民》，刘淑春等编《十月的选择——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第237、237——238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
11、马寅初：《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发刊词。
12、茅盾：《鼓吹集.后记》，《茅盾评论选》（上），第21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13、何其芳：《没有批评就不能前进.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14、15、《何其芳诗稿》，第141、13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
16、瓦格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知识分子》，引自王景伦《美国学者论中国》，第262——263页，时事出版社，1996。
17、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第341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
《当代文学的发生、来源和话语空间(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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