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的发生、来源和话语空间
一、当代文学的发生和来源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叙述中，普遍认为它起始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一社会历史的断代方式，似乎为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建立提供了合法性依据。但事实并不这样简单，或者说，当代文学的发生是一个“历史化”的过程，这里不仅有20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社会实践和文化实践作为它必要的语境和规约条件，须在“历史化”的过程中完成必要的资源准备，同时，历史叙事也须在形式中诉诸于意识形态的功能。因此，当代文学的发生和来源，是不可能离开上述三个条件的。
20世纪40年代前后，是中国社会生活最为动荡的时期，或者说从这个时代一直到1949年，中国一直处于战争状态。抗日救国和解放全中国是这一时期不同时段的社会主题词。战争不仅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生活，同时也改变了中国新文学原有的发展进程。建立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同时也是全国一切进步人士的梦想。因此，无论是国统区还是解放区，进步文学和革命文学都表达了它对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深切关怀，对中国现实的深切忧患。中国当代文学与现实建立的密切联系，是有其深刻的历史传统和复杂的社会原因的。这一社会实践和文化实践的语境，作为文学发展的规约性条件，进入当代中国之后得到继承和发展是有其历史合理性的。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建国后对现代文学的历史叙事，才遮蔽了主流文学之外的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对“非主流”作家的“重新发现”，是后来社会和文化实践条件发生变化之后的事情。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社会和文化实践条件对文学史叙述的限制和规约。
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并不是突如其来如期而至的。他的发生发展离不开现代中国文学和文化作为必要和必须的资源准备。或者说现代文学所具有的多样化形态，在当代中国总是以不同的方式或隐或显地得到表达。那一时代的中国处在不同的状态之中，不仅有解放区、国统区，还有“沦陷区”。不同地区的文学存在着明显不同的特征。虽然解放区的文学在建国后取得了不可替代的地位，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现代文学大师，所取得的文学成就仍然在当代产生着重要和积极的影响。特别是他们重要的、被认同的作品，被选进了不同的文学选本和课本，文学教育本身就是对他们文学精神、观念乃至形式的传播和学习过程。他们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进步和战斗的文学精神，以及对文学多种形式积极、有效的探索，始终是当代文学重要的遗产和资源。至于跨越两个时代的作家在解放后为什么没有再写出重要的或人们期待的作品，那是另一个值得讨论和研究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更边缘化的作家逐渐被“钩沉”，不仅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等在20世纪90年代风靡一时，而且甚至像徐许訏、张恨水等作家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重视和研究。
40年代前后，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建立并巩固了自己的根据地，建立了边区政府。在这块象征着中国未来和希望的土地上，在新的意识形态的引导下，延安进步、革命的文艺家进行了全新的文艺实践。这个实践当然是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也从这个时代开始，“新文化猜想”成为成熟的毛泽东思想的一部分。毛泽东认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1毛泽东的这一观点显然来自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认为：“物资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2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出发来理解新文化的建设，虽然在理论上得到了解决，但仍存在对“新文化”具体理解和表达的问题。毛泽东对此曾经有过不同的表述：“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3这种新文化的阐发，还是建立在破坏旧文化基础上的，是以断裂的方式实现变革的。毛泽东虽然没有具体地阐发，但在他不同时期的著作中，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他对新文化的猜想和期待：这是一种“革命的民族文化”，它要有“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它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为人民大众”的、是“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等等。它是新文化的要求，也是文学所要坚持表达和研究的标准和尺度。
应该说，延安时代的文艺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在“新文化猜想”指导下创作出来的最初的范本。这些范本：《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小二黑结婚》、《漳河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塑造了中国最初的活泼朗健的农民形象和基层革命者的形象。对这些作品“历史化”叙述的过程中，也完成了这些作品的“经典化”过程。这个时期奠定的文学创作方向一直延续到“文革”时期。也只有通过这个历史过程，文学艺术不断净化、纯粹、透明的要求，才能够得以实现。也只有用这样的标准塑造的生活和文学艺术才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
进入共和国之后，“战时”的文艺主张被移置到和平时期，局部地区的经验被放大到了全国。社会主义雏形时期的文学终于在社会主义时代被全面推广。因此，当代文学的发生，应该始于40年代初期的延安革命文艺。当代文学的基本来源，同样是延安时期的革命文艺。
当代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建立，比当代文学的发生要晚许多年。这不仅在于“历史”与“叙述”不能平行进行的技术性困难，重要的是，当代文学也需要在形式的叙事中实现其意识形态的功能。因此，历史的原貌就“呈现”的意义而言是不可能的。这就像汤因比在《历史研究》绪论所指出的那样：事实与虚构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界限。他以《伊里亚特》为例指出，如果你拿它当历史来读，会发现其间充满了虚构；如果你拿它当虚构的故事来读，又发现其中充满了历史。所有的历史都同《伊里亚特》相似到这种程度，它们不能完全没有虚构的成分。把历史事实加以选择、安排和表现，就属于虚构范围所采用的一种方法。但他赞同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如果不是这样，他就不可能成为“伟大的”历史学家。3史料的钩沉与拓展构成了文学史发展的基础，但历史观念的变化和演进则起着主导性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就是“史家”的历史。文学史
当代文学史进入“历史”的叙事，已有40多年的时间。《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已经出版了60多部著作。4通过这些著作我们可以明确看到，《当代文学史》是处于不断“建构”和“重构”的过程之中。这个有趣的现象 《当代文学的发生、来源和话语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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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叙述中，普遍认为它起始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一社会历史的断代方式，似乎为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建立提供了合法性依据。但事实并不这样简单，或者说，当代文学的发生是一个“历史化”的过程，这里不仅有20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社会实践和文化实践作为它必要的语境和规约条件，须在“历史化”的过程中完成必要的资源准备，同时，历史叙事也须在形式中诉诸于意识形态的功能。因此，当代文学的发生和来源，是不可能离开上述三个条件的。
20世纪40年代前后，是中国社会生活最为动荡的时期，或者说从这个时代一直到1949年，中国一直处于战争状态。抗日救国和解放全中国是这一时期不同时段的社会主题词。战争不仅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生活，同时也改变了中国新文学原有的发展进程。建立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同时也是全国一切进步人士的梦想。因此，无论是国统区还是解放区，进步文学和革命文学都表达了它对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深切关怀，对中国现实的深切忧患。中国当代文学与现实建立的密切联系，是有其深刻的历史传统和复杂的社会原因的。这一社会实践和文化实践的语境，作为文学发展的规约性条件，进入当代中国之后得到继承和发展是有其历史合理性的。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建国后对现代文学的历史叙事，才遮蔽了主流文学之外的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对“非主流”作家的“重新发现”，是后来社会和文化实践条件发生变化之后的事情。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社会和文化实践条件对文学史叙述的限制和规约。
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并不是突如其来如期而至的。他的发生发展离不开现代中国文学和文化作为必要和必须的资源准备。或者说现代文学所具有的多样化形态，在当代中国总是以不同的方式或隐或显地得到表达。那一时代的中国处在不同的状态之中，不仅有解放区、国统区，还有“沦陷区”。不同地区的文学存在着明显不同的特征。虽然解放区的文学在建国后取得了不可替代的地位，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现代文学大师，所取得的文学成就仍然在当代产生着重要和积极的影响。特别是他们重要的、被认同的作品，被选进了不同的文学选本和课本，文学教育本身就是对他们文学精神、观念乃至形式的传播和学习过程。他们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进步和战斗的文学精神，以及对文学多种形式积极、有效的探索，始终是当代文学重要的遗产和资源。至于跨越两个时代的作家在解放后为什么没有再写出重要的或人们期待的作品，那是另一个值得讨论和研究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更边缘化的作家逐渐被“钩沉”，不仅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等在20世纪90年代风靡一时，而且甚至像徐许訏、张恨水等作家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重视和研究。
40年代前后，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建立并巩固了自己的根据地，建立了边区政府。在这块象征着中国未来和希望的土地上，在新的意识形态的引导下，延安进步、革命的文艺家进行了全新的文艺实践。这个实践当然是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也从这个时代开始，“新文化猜想”成为成熟的毛泽东思想的一部分。毛泽东认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1毛泽东的这一观点显然来自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认为：“物资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2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出发来理解新文化的建设，虽然在理论上得到了解决，但仍存在对“新文化”具体理解和表达的问题。毛泽东对此曾经有过不同的表述：“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3这种新文化的阐发，还是建立在破坏旧文化基础上的，是以断裂的方式实现变革的。毛泽东虽然没有具体地阐发，但在他不同时期的著作中，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他对新文化的猜想和期待：这是一种“革命的民族文化”，它要有“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它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为人民大众”的、是“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等等。它是新文化的要求，也是文学所要坚持表达和研究的标准和尺度。
应该说，延安时代的文艺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在“新文化猜想”指导下创作出来的最初的范本。这些范本：《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小二黑结婚》、《漳河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塑造了中国最初的活泼朗健的农民形象和基层革命者的形象。对这些作品“历史化”叙述的过程中，也完成了这些作品的“经典化”过程。这个时期奠定的文学创作方向一直延续到“文革”时期。也只有通过这个历史过程，文学艺术不断净化、纯粹、透明的要求，才能够得以实现。也只有用这样的标准塑造的生活和文学艺术才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
进入共和国之后，“战时”的文艺主张被移置到和平时期，局部地区的经验被放大到了全国。社会主义雏形时期的文学终于在社会主义时代被全面推广。因此，当代文学的发生，应该始于40年代初期的延安革命文艺。当代文学的基本来源，同样是延安时期的革命文艺。
当代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建立，比当代文学的发生要晚许多年。这不仅在于“历史”与“叙述”不能平行进行的技术性困难，重要的是，当代文学也需要在形式的叙事中实现其意识形态的功能。因此，历史的原貌就“呈现”的意义而言是不可能的。这就像汤因比在《历史研究》绪论所指出的那样：事实与虚构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界限。他以《伊里亚特》为例指出，如果你拿它当历史来读，会发现其间充满了虚构；如果你拿它当虚构的故事来读，又发现其中充满了历史。所有的历史都同《伊里亚特》相似到这种程度，它们不能完全没有虚构的成分。把历史事实加以选择、安排和表现，就属于虚构范围所采用的一种方法。但他赞同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如果不是这样，他就不可能成为“伟大的”历史学家。3史料的钩沉与拓展构成了文学史发展的基础，但历史观念的变化和演进则起着主导性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就是“史家”的历史。文学史
家在他的历史著作中“建构”他的“历史”的时候，他有意忽略和强调的“史实”，已经是他历史观的一种表达形式。当代文学史除了它的对象、范畴不同，其观念和叙述性，也就是它隐含的“虚构”成分同其他历史著作是没有区别的。但也正因为如此，文学史就可以因其叙述主体观照方式的不同，而将其写成“语义审美的历史”、“文学活动的历史”、“文学本体建构的历史”、“文学生产发生的历史”、“文学传播与接受的历史”、“民族精神衍变的历史”、“文学风格史”等等。这些“历史”并不完全等同于历史，它是史家“历史叙事”的不同形式。
当代文学史进入“历史”的叙事，已有40多年的时间。《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已经出版了60多部著作。4通过这些著作我们可以明确看到，《当代文学史》是处于不断“建构”和“重构”的过程之中。这个有趣的现象 《当代文学的发生、来源和话语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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