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什么比基础理论更有用！:读斯蒂文.小约翰《传播理论》
303页）⑤
奇怪的是，大讲形象的公共关系，竟然一点没提到表演！在中国，公关学亦如大众传播学，也是个轻视基础理论的学科，或许还要更加轻视。人必自辱也，而他辱之！社会上流传“公关只有三天外行”也就不奇怪了……尽管我前几年就用戈夫曼理论来讲形象塑造，但这次读小约翰的书，仍有意外的新收获。格雷戈里·贝特森创立的“关系传播”理论指出：每一个人际交流，无论多么简短，都包含两种信息：内容信息——指谈话的内容；关系信息——显示传播者之间的关系。（93、453页）那么，表演就主要是传递关系信息。这理论还指出，关系信息通常用非言语形式传播，因为在关系层面，行为比言辞更有说服力，更富于情感内涵。（456页）
没有什么比基础理论更有用！:读斯蒂文.小约翰《传播理论》(第2页)
把本书中的其他理论综合起来，会使我们对表演有更深的理解。“相互作用”理论认为，群体内的传播行为有两大类，一是情感导向型；二是任务导向型。（516页）为何需要两类？巴里·柯林斯的“总体组织模式”认为：任何一个组织都面临两种障碍：任务障碍和人际交流障碍。必须在这两个方面花费精力，把完成任务与协调人际关系相结合，产生集合效应。（506～508页）好了，让我们一路倒卷回去。群体有两类障碍，就必须有两类传播。情感导向型的传播其基本功能是协调人际关系。它通常使用非言语符号来传递关系信息，控制自己的形象给公众留下特定印象。把这套理论引进公共关系分析形象塑造，既使形象设计更加自觉和便于操作；又把日常语言的“熟语”，建构为学理的“术语”，深化本学科的学术内涵，也对其他学科（上述意义的表演也是管理学、政治学、外交学所关注的问题）作出独特的贡献。
传播学先驱卢因说，“没有什么比好的理论更有用”。这“有用”是什么意思？“理论帮助我们认识世界”，小约翰说，“学习传播理论最基本的理由是它们提供了一套观察新事物的有用工具。”（630、5页）在我看来，这是理论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作用。维特根斯坦说：“看”总是“当作……看”。一个理论，就是一套范畴、命题组成的视角，它帮助我们整理经验，决定我们把什么突出到面前——“当作什么看”。于是，理论就通过视角的中介转化为方法论。而任何学科的基础理论，因其具有普遍、一般的科学意义，也就是最广义的方法论。它使这个学科用一套独特的视角（范畴、命题）去解释自然或社会。
论文没有什么比基础理论更有用！:读斯蒂文·小约翰《传播理论》来自
只看塔玛尔·卡特里尔对以色列人发牢骚的研究。发牢骚在以色列中产阶级中非常普遍，它主要针对公众问题，这些问题是社会在理论上可以有所作为而个人却无能为力的。发牢骚是一种共同沮丧情绪的发泄，它还提供一种休戚相关的感觉，增强群体的凝聚力。发牢骚的顺序往往是一般社会问题到当地问题，或者反过来进行。发牢骚是仪式性的，内容并不重要，千万别认为发牢骚者在认真解决大家关心的问题。有外国人，比如游客在场，他们严禁发牢骚，因为局外人不懂得发牢骚的本质，可能会从表面理解它，这让以色列人感到难堪。研究者的结论是：“发牢骚活动是一个传播活动，它由特别种类的言语行为构成。它有规则并实现特别的功能。”（385～386页）
中国人从屈原开始发那篇千古绝唱的牢骚——《离骚》，中经多少“叹息肠内热”的骚人墨客，还有焦大那“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的另类豪杰，直到“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当代牢骚，可就没人像卡特里尔那样从传播角度去深入分析！也难怪，我们的精力都集中在大众传播学，我们熟悉的方法都是大众传播研究的受众调查、内容分析之类，我们忘记了或没想到基础理论本身就是视角就是更一般的方法，我们很少用这种更一般的方法去对社会生活作出其他学科无法代替的本学科的独特解释。我们一心想解释大众传播，大众传播界不认可；我们无心或无力解释广阔的社会生活，社会生活也冷漠传播学。于是，传播学在中国缺乏学术影响力也就可以理解了，不断被人质问“传播学有什么用”也就可以理解了。
可以理解，病还是病！治病就得重视传播学基础理论。用它去深入地、前瞻地分析大众传播实践；用它给各分支学科：公关学、广告学，当然也包括大众传播学，提供更坚实的理论支撑；用它作视角、作广义的方法论去对社会生活作出其他学科无法代替的本学科的独特解释，与其他学科在学理层面交流对话，清醒认识我们置身其中的世界。这就是传播学基础理论在当前中国急需，又可能发挥的作用。“没有什么比基础理论更有用！”仿造一下卢因的名言，想必他不会生气。因为基础理论本身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学意义，因而就是“好的”！
传播学近几十年的迅速发展，其基础理论尽管不能同老牌成熟学科相比，毕竟已经初具规 《没有什么比基础理论更有用！:读斯蒂文.小约翰《传播理论》(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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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大讲形象的公共关系，竟然一点没提到表演！在中国，公关学亦如大众传播学，也是个轻视基础理论的学科，或许还要更加轻视。人必自辱也，而他辱之！社会上流传“公关只有三天外行”也就不奇怪了……尽管我前几年就用戈夫曼理论来讲形象塑造，但这次读小约翰的书，仍有意外的新收获。格雷戈里·贝特森创立的“关系传播”理论指出：每一个人际交流，无论多么简短，都包含两种信息：内容信息——指谈话的内容；关系信息——显示传播者之间的关系。（93、453页）那么，表演就主要是传递关系信息。这理论还指出，关系信息通常用非言语形式传播，因为在关系层面，行为比言辞更有说服力，更富于情感内涵。（456页）
没有什么比基础理论更有用！:读斯蒂文.小约翰《传播理论》(第2页)
把本书中的其他理论综合起来，会使我们对表演有更深的理解。“相互作用”理论认为，群体内的传播行为有两大类，一是情感导向型；二是任务导向型。（516页）为何需要两类？巴里·柯林斯的“总体组织模式”认为：任何一个组织都面临两种障碍：任务障碍和人际交流障碍。必须在这两个方面花费精力，把完成任务与协调人际关系相结合，产生集合效应。（506～508页）好了，让我们一路倒卷回去。群体有两类障碍，就必须有两类传播。情感导向型的传播其基本功能是协调人际关系。它通常使用非言语符号来传递关系信息，控制自己的形象给公众留下特定印象。把这套理论引进公共关系分析形象塑造，既使形象设计更加自觉和便于操作；又把日常语言的“熟语”，建构为学理的“术语”，深化本学科的学术内涵，也对其他学科（上述意义的表演也是管理学、政治学、外交学所关注的问题）作出独特的贡献。
传播学先驱卢因说，“没有什么比好的理论更有用”。这“有用”是什么意思？“理论帮助我们认识世界”，小约翰说，“学习传播理论最基本的理由是它们提供了一套观察新事物的有用工具。”（630、5页）在我看来，这是理论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作用。维特根斯坦说：“看”总是“当作……看”。一个理论，就是一套范畴、命题组成的视角，它帮助我们整理经验，决定我们把什么突出到面前——“当作什么看”。于是，理论就通过视角的中介转化为方法论。而任何学科的基础理论，因其具有普遍、一般的科学意义，也就是最广义的方法论。它使这个学科用一套独特的视角（范畴、命题）去解释自然或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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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塔玛尔·卡特里尔对以色列人发牢骚的研究。发牢骚在以色列中产阶级中非常普遍，它主要针对公众问题，这些问题是社会在理论上可以有所作为而个人却无能为力的。发牢骚是一种共同沮丧情绪的发泄，它还提供一种休戚相关的感觉，增强群体的凝聚力。发牢骚的顺序往往是一般社会问题到当地问题，或者反过来进行。发牢骚是仪式性的，内容并不重要，千万别认为发牢骚者在认真解决大家关心的问题。有外国人，比如游客在场，他们严禁发牢骚，因为局外人不懂得发牢骚的本质，可能会从表面理解它，这让以色列人感到难堪。研究者的结论是：“发牢骚活动是一个传播活动，它由特别种类的言语行为构成。它有规则并实现特别的功能。”（385～386页）
中国人从屈原开始发那篇千古绝唱的牢骚——《离骚》，中经多少“叹息肠内热”的骚人墨客，还有焦大那“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的另类豪杰，直到“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当代牢骚，可就没人像卡特里尔那样从传播角度去深入分析！也难怪，我们的精力都集中在大众传播学，我们熟悉的方法都是大众传播研究的受众调查、内容分析之类，我们忘记了或没想到基础理论本身就是视角就是更一般的方法，我们很少用这种更一般的方法去对社会生活作出其他学科无法代替的本学科的独特解释。我们一心想解释大众传播，大众传播界不认可；我们无心或无力解释广阔的社会生活，社会生活也冷漠传播学。于是，传播学在中国缺乏学术影响力也就可以理解了，不断被人质问“传播学有什么用”也就可以理解了。
可以理解，病还是病！治病就得重视传播学基础理论。用它去深入地、前瞻地分析大众传播实践；用它给各分支学科：公关学、广告学，当然也包括大众传播学，提供更坚实的理论支撑；用它作视角、作广义的方法论去对社会生活作出其他学科无法代替的本学科的独特解释，与其他学科在学理层面交流对话，清醒认识我们置身其中的世界。这就是传播学基础理论在当前中国急需，又可能发挥的作用。“没有什么比基础理论更有用！”仿造一下卢因的名言，想必他不会生气。因为基础理论本身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学意义，因而就是“好的”！
传播学近几十年的迅速发展，其基础理论尽管不能同老牌成熟学科相比，毕竟已经初具规 《没有什么比基础理论更有用！:读斯蒂文.小约翰《传播理论》(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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