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什么比基础理论更有用！:读斯蒂文.小约翰《传播理论》
传播学进入中国已有20多年，还不断听到“传播学有什么用”的疑问，这就相当值得深思。其实，研究者是满心想证明自己有用的。如国内的传播学，主要就是大众传播学；大众传播学中，又主要是介绍引进美国经验学派。一心想有用，却不断被人质问“有什么用？！”尤其是这质问主要还来自大众传播界，就更让研究者寒心……
我们陷入了一个怪圈，需要停下来辨辨方向。实际上，像任何称得上“科学”的领域一样，传播学也有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之别。也像其他科学领域的基础理论一样，传播学的基础理论本身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学意义，是无国界、无阶段性、无阶级性的，其内容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有条件、有国界、有利益差别的是传播学的应用理论。国内传播学界盛行的美国经验学派，就是这样的应用理论。陈卫星先生说得好，“它一开始就是和美国的市场经济扩张，特别是美国干预世界的政治、军事和文化活动的需要直接相关的。……是一种美国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官方’话语，服务于冷战时期美国的政治需要，鼓吹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内容在内的美国模式。”①这种应用理论，它的“内容”和“语境”有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剥离开语境单纯运用其内容是办不到的。因而，我们总想拿它来“用”，它总不好用，也就总被别人质问“有什么用？！”
小约翰的《传播理论》，好就好在不专重一家一派，更好在它特别注重提炼分析各家各派中包含的基础理论——他称为“核心传播理论”，说它有特别意义，有助于我们对一般传播的理解。②我理解，核心理论之所以是“核心”，是因为它分析的是一般传播系统内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揭示传播的规律，是传播各领域内具体操作技巧的理论基础。重视基础理论，大众传播理论的位置就摆得比较恰当了。全书16章，唯有一章（第15章）集中讲它。或许是国内讲大众传播理论已经够多，这一章在我看来反而较少新意。新意多在国内讲得少的其他15章之中。而最具新意的还是因它重视基础理论，提供了不少观察问题的新视角。
就从我们熟悉的大众传播讲起。中国新闻界讨论了多年的传者中心、受者中心、或者两个中心（传者受者都是中心）。哈特的“三类传播者”理论或许给出较好的解答。“自我清高者”一成不变，不根据他人情况作适应调节；“修辞反映者”则走向另一极端，完全根据别人的愿望改变自己。第三类传播者是“修辞敏感者”，他介乎前两类之间，关注自身、他人和情境。他不放弃自己的见解，但为了达到效果要根据听众情况作调节。哈特认为修辞敏感者明显优于其他两类。（189～190页）我们的新闻媒介长时期是传者中心的自我清高者；20世纪90年代中叶，媒介买方市场形成，又有走向受者中心的媚俗、逢迎倾向。而真理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是如何把专业导向和受众导向结合起来，成为“传播敏感者”。要说“中心”，这两者的“敏感”结合（尝试、调节、适应、反馈等等）才是中心。如何围绕这个中心统筹兼顾，对媒介经营管理、节目制作、新闻写作，都会是一个很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课题。还值得注意的是，“三类传播者”并不是讲大众传播，在本书中它归入“讯息产生理论”，讲的是传播者特征与讯息类型的关系。但它在一个更深的基础层面上对所有传播者分了类，当然也可以拿来分析大众传播。以前局限在大众传播理论中看不清楚的东西，用基础理论就看得更加透彻。
小约翰的《传播理论》，大陆译本是根据该书的第五版，1993年还有个台湾译本，根据其第三版。三版中说，大众传播研究欣欣向荣，不幸出现了一种偏向，不少学者，把传播和大众传播划了等号。对其他领域的重要传播研究少有所知，甚至惘然无知。“更严重的是，无视于一种中心传播过程，在各层面的活动里普遍存在”。③这段话在大陆译本中没有，莫非，到著者出第五版时，这问题在西方已不突出？不幸的是，它至今还是我国传播学界的突出问题。回顾传播学发展史，先有大众传播学，再有传播学。前者研究“大众传播”的特殊规律，后者研究“传播”的普遍规律。将两者划等号，无异于停留于大众传播的特殊规律，“不为”或“不能”上升到传播的普遍规律。
停留于大众传播的特殊规律，加上这特殊规律主要来自美国经验学派，这种条件制约很强的应用理论，不可能应用来解决处于不同条件的中国大众传播的问题。另一方面，忽视“中心传播”即一般传播的普遍规律，忽视揭示这普遍规律的基础理论，也就对大众传播之外的广阔领域缺乏解释力。④比如，周公尊贤，一饭三吐哺；罗斯福自称美国最伟大的演员；IBM的董事长说优秀的企业家必须会当演员；政治学家认为“现代总统的必要素质是通过媒介表演”……仅靠大众传播理论解释不了这些现象。戈夫曼的“戏剧理论”却可以给出有说服力的解释。该理论发挥莎士比亚的警句“世界是一个舞台”，说人是舞台上表演的演员，按照自觉不自觉选定的表达自我的语言和动作，控制自己的形象，驾驭公众的印象。他把表演称为“驾驭印象的艺术”。（299～ 《没有什么比基础理论更有用！:读斯蒂文.小约翰《传播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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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陷入了一个怪圈，需要停下来辨辨方向。实际上，像任何称得上“科学”的领域一样，传播学也有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之别。也像其他科学领域的基础理论一样，传播学的基础理论本身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学意义，是无国界、无阶段性、无阶级性的，其内容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有条件、有国界、有利益差别的是传播学的应用理论。国内传播学界盛行的美国经验学派，就是这样的应用理论。陈卫星先生说得好，“它一开始就是和美国的市场经济扩张，特别是美国干预世界的政治、军事和文化活动的需要直接相关的。……是一种美国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官方’话语，服务于冷战时期美国的政治需要，鼓吹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内容在内的美国模式。”①这种应用理论，它的“内容”和“语境”有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剥离开语境单纯运用其内容是办不到的。因而，我们总想拿它来“用”，它总不好用，也就总被别人质问“有什么用？！”
小约翰的《传播理论》，好就好在不专重一家一派，更好在它特别注重提炼分析各家各派中包含的基础理论——他称为“核心传播理论”，说它有特别意义，有助于我们对一般传播的理解。②我理解，核心理论之所以是“核心”，是因为它分析的是一般传播系统内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揭示传播的规律，是传播各领域内具体操作技巧的理论基础。重视基础理论，大众传播理论的位置就摆得比较恰当了。全书16章，唯有一章（第15章）集中讲它。或许是国内讲大众传播理论已经够多，这一章在我看来反而较少新意。新意多在国内讲得少的其他15章之中。而最具新意的还是因它重视基础理论，提供了不少观察问题的新视角。
就从我们熟悉的大众传播讲起。中国新闻界讨论了多年的传者中心、受者中心、或者两个中心（传者受者都是中心）。哈特的“三类传播者”理论或许给出较好的解答。“自我清高者”一成不变，不根据他人情况作适应调节；“修辞反映者”则走向另一极端，完全根据别人的愿望改变自己。第三类传播者是“修辞敏感者”，他介乎前两类之间，关注自身、他人和情境。他不放弃自己的见解，但为了达到效果要根据听众情况作调节。哈特认为修辞敏感者明显优于其他两类。（189～190页）我们的新闻媒介长时期是传者中心的自我清高者；20世纪90年代中叶，媒介买方市场形成，又有走向受者中心的媚俗、逢迎倾向。而真理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是如何把专业导向和受众导向结合起来，成为“传播敏感者”。要说“中心”，这两者的“敏感”结合（尝试、调节、适应、反馈等等）才是中心。如何围绕这个中心统筹兼顾，对媒介经营管理、节目制作、新闻写作，都会是一个很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课题。还值得注意的是，“三类传播者”并不是讲大众传播，在本书中它归入“讯息产生理论”，讲的是传播者特征与讯息类型的关系。但它在一个更深的基础层面上对所有传播者分了类，当然也可以拿来分析大众传播。以前局限在大众传播理论中看不清楚的东西，用基础理论就看得更加透彻。
小约翰的《传播理论》，大陆译本是根据该书的第五版，1993年还有个台湾译本，根据其第三版。三版中说，大众传播研究欣欣向荣，不幸出现了一种偏向，不少学者，把传播和大众传播划了等号。对其他领域的重要传播研究少有所知，甚至惘然无知。“更严重的是，无视于一种中心传播过程，在各层面的活动里普遍存在”。③这段话在大陆译本中没有，莫非，到著者出第五版时，这问题在西方已不突出？不幸的是，它至今还是我国传播学界的突出问题。回顾传播学发展史，先有大众传播学，再有传播学。前者研究“大众传播”的特殊规律，后者研究“传播”的普遍规律。将两者划等号，无异于停留于大众传播的特殊规律，“不为”或“不能”上升到传播的普遍规律。
停留于大众传播的特殊规律，加上这特殊规律主要来自美国经验学派，这种条件制约很强的应用理论，不可能应用来解决处于不同条件的中国大众传播的问题。另一方面，忽视“中心传播”即一般传播的普遍规律，忽视揭示这普遍规律的基础理论，也就对大众传播之外的广阔领域缺乏解释力。④比如，周公尊贤，一饭三吐哺；罗斯福自称美国最伟大的演员；IBM的董事长说优秀的企业家必须会当演员；政治学家认为“现代总统的必要素质是通过媒介表演”……仅靠大众传播理论解释不了这些现象。戈夫曼的“戏剧理论”却可以给出有说服力的解释。该理论发挥莎士比亚的警句“世界是一个舞台”，说人是舞台上表演的演员，按照自觉不自觉选定的表达自我的语言和动作，控制自己的形象，驾驭公众的印象。他把表演称为“驾驭印象的艺术”。（299～ 《没有什么比基础理论更有用！:读斯蒂文.小约翰《传播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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