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规模与范围(中）

四是政府规模要有一个动态的视角，我们需要利用政府来加强市场的力量，如为市场提供有效的产权条件，提供宏观稳定条件，法律条件等，同时也需要加强政府本身的力量，如加强政府的组织建设，强化公务员的竞争性等来强化政府本身的活力，最后还需要利用市场来强化政府的能力，如在公共服务领域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把市场的范围扩展到公共领域等。政府与市场互强，在这一进程中政府规模不断地处于动态调整的进程中，不断地趋向动态的均衡，就是确立适当政府规模的动态之路。

当然，经济分析只是给政府的规模提供了一个进一步思考的思路，并没有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而且循着这一思路去思考，还需要做很多技术性的工作。此外，政府规模的确定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学术分析的领域，而是一个公共选择的领域，它本身就是由政治力量博弈决定的结果。但这并不意味着思想是没有用的。人毕竟是理性的动物，一旦人们对于某一问题有了更多的理解之后，人们自然而然地会受思想的影响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学者的思考可能未必马上起作用，但一定能够影响事物的进程。经济分析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影响政治选择的进程。

在有关政府规模问题上，世界银行的报告可能是对的，它说：“各类国家政府的规模直接取决于为政府规定的作用和功能的大小，这归根到底依然是一个社会选择的问题。有关政府开支水平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一般性实证研究未能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但在转轨国家中，有充足的理由认为，大政府无益于经济业绩：尤其是高水平的政府开支，效率总是相当低的，因此与市场经济国家相比，对增长的贡献也就较小；此外，为政府支出提供资金的成本更大，诱发通货膨胀的危险性也更大。”

对于市场经济国家来说，尤其是对正在建设市场经济的国家来说，政府的规范规模最终取决于三个方面的标准：一是市场经济的能力，二是市场经济的需求，三是政府本身的能力。也就是说，我们先要确定市场能够干什么，市场需要政府干什么，然后确定政府该干什么，确定政府规模的语法结构，然后才能确立政府的规模。而对于作为转轨国家的中国来说，最主要的矛盾就是建设市场的需求很大，而政府本身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却很小。前者决定政府规模较大，但后者又需要政府缩小自身的规模。就如前面所分析的，政府规模毕竟取决于政府与市场的均衡。　

第三节 市场经济的结构与功能

市场制度的能力在于，它既不依靠人的善心，也不必依靠恶欲，而依靠每一个人的自我关怀之心和对他人的同情心，依靠每一个人的互利行为，依靠每一个人的创造力，来实现有限资源的最优配置。它游刃于善恶之间，以特有的机制化私为公，通过每一个人的自我关怀来实现公共利益。

一、善恶之间

人类行为的基本特征是理性的思考、理性的计划，一切都是以理性为指导的。通过理性的手段来达到人人富裕的社会，这是唯理主义者构建的乌托邦的理想。这种乌托邦认为，人们只要按理性行事，摒弃私念，为了共同的富裕而奋斗，朝一个方向使劲，人类就能够实现共同富裕。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

但是，历史发展的进程却否定了这一观念。历史学家不无痛心地断定，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正是人类的贪欲，导致了人类的进步，正是人类的懒惰导致了种种发明，正是战争导致了发展。黑格尔历史哲学就是这一思想的典型。

但是，亚当·斯密却认为，善，即一心损己利人，未必能促进公共利益，未必能促进发展；恶，即一心损人利己，也未必是发展的动力。相反，追求互利的理性的经济人的分散的努力，却能够既导致个人利益的增进，又能够导致集体利益的增进，反而比善人更能够促进公共利益，而且也完全没有必要作恶，就能够实现自己的利益。看不见手的机制，刺激每一个追求自利的人朝着不同的方向努力，大量的、分散的个人努力的结果，导致了内在和谐的、具有内在稳定性的秩序。

现代福利经济学以数学模型严格地证明了在一定的条件下，由追求最大化利益的个人组成的市场是帕累托有效的，它可以形成一种和谐的秩序，从静态意义上说，就是每种商品的供给等于需求，而建立这种秩序的手段就是靠自由竞争形成的价格。这样，每一个人都实现了自己的最大利益，消费者获得了最大的满足，厂商获得了最大利润，同时他们各自分散（信息、决策两个方面）的努力由导致了一个和谐的结果：每种商品要买进的恰好等于要卖出的，这样一个体系的确堪与牛顿的宇宙体系相比，在那里，导致和谐的是神秘的引力。

不过，市场经济导致富裕、实现公共利益、推动人类经济发展的力量并不神秘，它实际上只不过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分散的决策结构，在这一结构中，每一个人都能够自由选择，根据自己的理解，根据自己掌握的理性，进行自由选择，并且自己承担自己选择的后果；这一结构还具有奖惩的意味，它惩罚特定的行为，奖励特定的行为，从而使得有限的资源得到最优的配置，使喜欢知识的人拥有知识，使喜欢权力的人得到权力，使喜欢金钱的人得到金钱，使喜欢萝卜的人当然得到萝卜，使喜欢青菜的人得到青菜，至少是它能够激励人们为他们所喜欢的东西而努力，为更喜欢的人去生产，因为只有更喜欢萝卜的人才能不滥用萝卜，只有更喜欢金钱的人才会珍惜金钱，而一旦这一切都是那么地来之不易，才使得人们更加珍惜。而一旦有人改弦更张，那么滥用金钱的人就会更快地失去金钱，滥用权力的人就会更快地失去权力，不珍惜知识的人就会很快失去知识。只要给予自由，任何有限的自由都能够实现帕累托有效的配置，在不损害任何人的利益的基础上增进其他人的利益。分散的决策结构和奖惩机制正是市场机制的致富致强的奥秘所在。

二、分散的结构

从决策结构来看，市场经济的决策权分配或决策结构是完全分散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自己决定生产什么，不生产什么，消费什么，不消费什么，并且完全由生产者和消费者自己承担决策的后果。政府在经济决策中不起任何作用，即所有经济决策都是由企业和家庭在微观层次上作出的。消费者自己决定自己的工作时间和消费支出。企业完全由自己的意愿决定自己投资的数量和构成。

当然，企业和家庭作出经济决策时，并不可以随心所欲，它们的决策面临着一系列的约束。这些约束包括效用最大化或利润最大化，可用于投资或支出的货币，尤其是它们作出经济决策时需要相当的经济信息，才能使自己的经济决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市场制度本身具有分散决策结构所需要的信息结构。

在信息结构方面，市场经济要求生产者自己去了解消费者需要什么样的物品和劳务，并且对于这些物品的生产需要什么生产要素，自己是否有能力生产，是否有利可图等问题必须胸有成竹。此外，消费者也必须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以最少的支出购买到他们所需要的物品，以及承担购买物品行为做出后的结果。

所以，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应该有一个信息沟通渠道，这一渠道必须能把消费者的需求信息准确地传导给生产者，并且又能把生产者的生产信息传导给消费者。市场经济中的价格体制就具有这一功能。

在市场经济中，价格体制的功能就是向生产者传递消费者的需求信息，向消费者传递生产者的供给信息，并以此来协调企业的生产和家庭的消费。

对于生产者来说，价格体制可以很快地告诉他们，市场上需要什么产品，不需要什么产品，生产什么产品有利可图，生产什么产品无利可图甚至可能赔本。其告诉的方式便是价格指数的变化。也就是说，如果市场上某一产品的价格大大高于生产该产品的成本价，这就等于告诉生产者，消费者非常需要这种产品，生产这种产品有利可图。如果市场上某一产品的价格低于生产该产品的成本，这就等于告诉生产者，相对于消费者的需求而言，该产品的供给过剩，生产该产品肯定要赔本。如果市场上某一产品的价格与该产品的成本价基本持平，这等于告诉生产者，生产该产品已经无利可图，除非生产者能设法使该产品的成本价低于市场价。

对于消费者来说，价格体制可以告诉他们，市场上同一种商品在不同地方的价格，据此，消费者就可以买到既便宜又适用的消费品。价格体制也可以告诉他们，在两种可以替代的消费品之间，他们应该怎样选择就可以最小的支出取得最大的满足。

所以，价格体制其实就是信息传递机制和生产、消费等经济行为协调机制。它既反映消费者的偏好，以及消费者为满足自己偏好所愿意出的最高价格，同时也反映生产者的供给状况，显示生产者愿出的最低价格。

不过，价格体制最重要的作用在于它能通过比较买卖双方愿出的价格，形成买卖双方都不得不满意的市场价格。从这个意义上说，价格体制其实就是供求调节机制。

供求调节的实质就是供求规律，即在需求为常数时，供给过剩，价格就会下跌，直至供求平衡。而在供给为常数时，需求过剩，价格就会上升，直至供求平衡。在这两种情况下，生产者和消费者都会根据供求状况调节自己的经济行为。在供给过剩、价格下跌时，生产者会收缩生产规模，并把资源转向其他有利可图的产品。在消费过旺，供给不足时，价格上升，生产者就会把资源从其他领域转到该产品，扩大该产品的供给，消费者则会设法用其他商品替代该产品，在无可替代时，消费者则只好接受高价，减少自己的消费。 《政府的规模与范围(中）(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