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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非营利研究机构的成长与21世纪的中国


经费的控制是科学进步的真正威胁。可见,机构独立、人员自主和经费自筹是学术自由的必备条件。天则所从成立时候起,就非常珍视自己作为一家民间学术研究机构的身份,没有为了某些权利和方便而挂靠一个上级主管单位,也没有为了经费而依附于某个营利机构;它的一切活动都是在国家法律的范围内,自主决策,自已承担相应决策的责任和义务。它的人员全部招聘,它的经费全部自筹,一部分来自向社会提供服务的收入,一部分来自国内外机构和个人的损赠。

保持学术自由必须实行学术公开。在天则所的成立大会上,我们就确立了开放式办所的方针,它的一切学术活动和学术讨论都是公开的,对国内外以及所有人都是开放的,我们举办的150多次双周理论讨论会,既有国内各方面人士的自由出入,也有国外学者和外国在华机构人士的参加。自学术和咨询分立以后,我们还要进一步使自己的财务公开,接受社会的监督。这样做一方面有利于在学者之间消除门户之见,杜绝学阀作风,创造合作氛围,开展自由讨论,另一方面,有利于在学者与大众、学者与政府之间达成相互的理解和沟通,这既有利于知识的传播和应用,也可以避免由于误解而引起的干预和麻烦,既给决策者和实践家以选择的自由和承担选择后果的义务,也给学者以自由探讨的环境和条件。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这样做还有着一个特殊的意义,它是学者自我保护的一个重要方法。

其次,从政治宣传到解释世界。为了建立和实行计划经济,必须保持思想一致和行动统一,于是建立了庞大的宣传部门和宣传队伍,教育和研究部门就成为这支队伍的一部分,被置于政府的严密管制之下,其主要任务也就变成政治动员和思想宣传。加之长期受经世济民思想的薰陶和影响,对理论联系实际的片面化和庸俗化宣传和理解,以及市场化进程中的行为失范和巨大诱惑,中国知识界并不乏人文关怀,参与意识也很强,缺乏的是独立意志和自由精神,认认真真解释世界者不多,急急忙忙改造世界者不少,很多研究机构和学者定位于幕僚阶层和社会活动家,而不是思想库和思想家,一方面是“奏章学”的泛滥,另一方面是“广告学”的盛行。因此,中国非营利研究机构的发展还面临着一个自身的改造。

其实,作为思想库,学者和非营利研究机构的基本任务是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不是直接去改造世界,更不是去从事政治宣传和思想灌输,改造世界是政治家以及企业家和生产实践家的任务,政治宣传也是政治家和宣传家的工作。不过,解释世界的过程本身也是改造世界和影响世界。一是人们都是按照自己的认识行动的,即使一些盲目的和潜意识的行为,也是以其“默会的知识”为基础的;二是解释世界本身就是在观念形态上对世界的建构,而这一建构的过程也是建构者本身被建构;三是话语的作用和话语霸权不可小视,任何一种对世界的解释都有一套话语,必然会对人们特别是有相同话语的人们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本身就是一种对世界的改造,同时通过这种影响来改变受其影响的人们的行为,更是对世界的进一步改造。这是知识生产者改造世界的特殊方式。天则所目前还比较小,影响也不够大,但却是以学术为本,以学问看家,以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为已任,以建成中国的一个思想库为目标,并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向着这个方向前进。

再次,从注解政策到评议政府。在发展中和转型中国家,政府的作用和影响很大,政府及其官员行为的随意性也很大,政府的非规范行为往往起着逼良为娼的作用,直接阻碍着制度的变迁和经济的发展。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力量太小,社会组织太差,形不成对政府及其官员行为的应有制衡和监督。因而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往往只有政府一个声音,而无民间的不同的声音,研究机构和学者也缺乏独立性,其注意力集中于解释政策,并为其寻找理论上的依据。随着市场化的推进,非营利研究机构的独立和进一步发展,其与政府的关系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必然会对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产生重要影响。

作为思想库,民间非营利研究机构是“社会的良知”,既要独立于企业,也要独立于政府,其对政府的关系就要保持一个超然的立场和批判的态度,既要支持政府的正确作法,也要批评政府的错误行为。对于政府的每一个政策决策和管制措施,都可以作出评论,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指出其利弊得失,使其多做善事,少做恶事。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对政府政策持批评态度,正是非营利研究组织和学者的社会责任。也许有些话目前只能在学术刊物上讲,很多传媒不能发表,但该讲的还要讲。尽管目前在很大程度上,政府和官员的行为往往没有监督和不受监督或者监督非常不力,但随着非政府机构的发展壮大,就会成为一种制衡的力量,这种情况就会逐渐改变。另一方面,作为思想库,非政府组织并非反政府组织,独立学者也不是持不同政见者,也要向政府提供战略和政策的咨询和帮助,推动政府实施正确的政策和规范自己的行为。这也是思想库产生的重要原因和存在的价值之一。在这种互动和博弈中,非政府组织也会找到自己的正确位置,壮大自己的队伍,成为中国社会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这里,天则所一向坚持一个原则,政治家和企业家有选择的自由和决策的权力,学者有思想的自由和讲话的自由,我们的意见 能否被政府接受和采纳并不太重要,也不可刻意追求,只要能讲话能发表就行,自然会有它的社会影响。我们坚信,学者和民间非营利研究机构的力量不在于政府的态度,而在于思想的力量和逻辑的力量。

最后,从孤立封闭到国际合作。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力量还小,发育更不充分,相互间的联系不多,与国外的联系更少,要能够使自己尽快发展壮大起来,除了在国内的努力以外,发展对外交流和国际合作是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其好处有,一是可以学习国外非政府组织成长和运作的经验,加快自身的结构调整和改造,从而使自己的管理和运作逐步规范化;二是可以取得国外的资源和资助,增强自己的实力,三是可以提高自己的地位,扩大自己的影响。凡发展较快和影响较大的非政府组织大都是这样做的,很多做得很成功,天则所对此也给予了一定的重视,与国外的一些组织建立了一定的联系,在天则所的成长和发展上起了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康小光,1999,《权力的转移——转型时期中国权力的变迁》,浙江人民出版社。
2,沈原、孙五三,1999,《制度的“形同质异”——以中国基青会及其对外交往活动为例》(打印稿)。
3,Lester M. Salamon and Helmut K. Anheier, The Emerging Nonprofit Sector: An Overview.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5.
4,哈耶克,1962,《自由秩序原理》(中译本)邓正来译,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98。 《民间非营利研究机构的成长与21世纪的中国(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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