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根与花——谈儒学的“返本”与“开新”
余英时已经看出这个矛盾。[36]他先引用《朱子语类·卷一》：“而今说天有个人在那里批判罪恶，固不可说。道全无主之者又不可。这里要人见得。”然后评论说：“天上既无‘上帝’，如何又不能说‘全无主义者’。”[37]这确实是个矛盾。再者，朱子说的“主之者”即为“理”，而他说的理又“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这就有了更大的矛盾。因为第一，“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者对于无道的世界与人物，既不可能“打”，也不可能“起”；第二，既如余所言，“‘理’虽有‘天’的远源，但‘天’已不再管事，一切价值问题都收归人的‘心’中”[38]，那么，鉴于人心各各不同，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以至世俗主义就不可避免了。这正是笔者所说儒学（特别是心学占上风后的儒学）疏离了天帝观的后果，也正是儒学最需向基督教神学取长之处。正如唐君毅所言：“即孔孟之思想中，如只有人道或人之心性论，而无天道天心之观念，或其天道只是如今日科学中所言之自然之道，则人之心脏与人道人文，即皆在客观宇宙成为无根者，对客观宇宙，应为可有可无之物。……诸个人之心，亦将终不能有真正贯通之可能与必要，宇宙亦不能真成一有统一性之宇宙。”[39]这简直是一些新儒家学说和某些当代儒学者给儒学和中国文化施行的窒息致死术！
正因为看出了超越性方面的堵塞是致命的缺陷，一些真有见识的“现代新儒家”乃能洞察到儒学向基督教开放和学习的必要。杜维明说：“基督教的超越性很强，它可以完全独立于现实政治和现实世界之外，在另一个全然不同的领域里创造其精神文明，因而它总有办法保持它的纯净性。儒家没有这个选择，可以说儒家主动放弃了这个选择，这要进行内在的转化，因此在运作过程中，很可能庸俗化肤浅化，变成现实世界里唯利是图者的一个理论上的借口。……这是儒家传统和现实世界结了不解之缘后难以逃脱的缺陷。……我们应该吸取基督教神学的智慧结晶，从当代基督教神学家中得到启示。”[40]关于儒学“应该吸取”而且可以“得到”的“基督教神学的智慧结晶”和“启示”，不可能在此详述[41]，只能在杜维明所谓儒学“放弃”而基督教未曾放弃的“超越性”选择之外，再举几例如下。
儒学学者通常接受朱子关于“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之天即不是人格上帝的观念，但是，姑不论这个“天”概念已背离其原初的意思，且看唐君毅接近于冯友兰的这一见解：“孔孟谓天为无思、无为、无欲，实正如其言圣人无为而治，不思而中。此非不及思虑、意志之意，而是有思虑、意志，复超乎思虑、意志以上之意。超乎思虑、意志之天，为人之所从出，亦即人的思虑、意志所从出也。”[42]西方神学和宗教哲学在论述上帝人格性的问题时，对于上帝之“人格性”学说为避免“不及”人格性之歪曲，在肯定其有人格性（当然包含思虑、意志等等）时指明其“超乎”人格性之上，以及超人格又包含人格性的上帝乃“人之所从出”，即人之人格性“之所从出”等等问题，都有远为详尽和周密的思考和论证，远不象一些当代儒学学者所以为的那样可用“人格化上帝”一语概括之。那些论证，是很值得儒学学者对照新儒学关于“天”、“理”的理论加以研究的。唐君毅说：“无论孔孟对天之态度及对天之言说，如何与西方宗教不同，然要可指同一形而上之超越而客观普遍之宇宙的绝对精神，或宇宙之绝对生命，而为人之精神或生命之最后寄托处也。”[43]这种出类拔萃的总结，显然是这位儒学大师对西方宗教哲学中之绝对观念论和人格观念论虚怀以对，抱持开放态度的结果。
按余英时的总结，新儒家所谓“理本身不造作，一切要靠人心中之‘理’作主宰。所以此世界无所谓‘最好’，[44]而是可好可坏；坏到极处便会毁灭。”[45]“西方的上帝给人‘自由意志’，使人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新儒家的‘理’则只给人以为善的自由。根据理气论，恶
源于气，因为气不循理而动便成恶。所以恶是被决定的，并无自由可言。”[46]这里也表现出好几处误解和矛盾。首先，这里表明当代儒学学者（即令不是那种仅靠某些通俗简介来了解基督教的儒学学者）很需要对基督教神学尤其是现代基督教神学有更全面更深入的理解。按西方神学或宗教哲学，“恶”有两种，一指人为之恶（源于人的罪，即sin），一指自然之恶（源于非人为的原因，即evil），后者含有从本体论上说世界尚不完善尚有缺陷之意。有鉴于此，所谓“这个世界是一切可能的世界中之最好者”，并非说世上无恶事无坏事，而说世上之恶事坏事并非全无意义。[47]此说不但未排斥世界“可坏”的可能，反而有助于理解“恶是被决定的”。对这种恶，基督教神学恰恰作了更少臆测也可以说是更为合理的分析。[48]其次，这里也暴露了新儒学的矛盾：第一，既然一切靠人心中之“理”主宰，而“理”又只给人以为善的自由，那么，世? 绫阒荒堋昂谩保?绾文堋翱珊每苫怠蹦兀咳羲怠捌?坷砣酢薄岸袷潜痪龆ǖ摹保?澜绫阒荒堋盎怠保?秩绾文堋翱珊每苫怠蹦兀康诙??砑任耷橐猓?安辉熳鳌保?蚴澜纭盎档郊?Α笔保??础盎倜稹保俊叭宋锒季 笔保??础坝种匦缕稹保康谌??热簟白杂伞保ㄕ苎б庖迳系囊庵咀杂桑??巧缁嵴?我庖迳系摹叭ɡ?弊杂桑┮馕蹲胖荒茏鲆焕嗍露?荒茏隽硪焕嗍拢ㄔ诖酥钢荒堋拔?啤保??蜃杂刹怀善湮?杂闪恕Ｐ胫?杂墒怯邢薜模??床坏扔谒?姆疵妗?49]在这个问题所涉及的几个方面的关系上，基督教神学的理论分析得更深刻也更周全。因为人的自由使人可能为善亦可能作恶（这正是人会犯罪的可能性，即“原罪说”的含义），所以世界“可好可坏”才合乎逻辑；因为上帝可以造作也可以惩罚（这正是基督教上帝观的一部分），所以世界可“尽”可“起”也才合乎逻辑——这不正是基督教神学可以给儒学的“启示”吗？而且，正因为人赋有真正的自由（可做一类事亦可做另一类事），所以善也才成其为善（不得不为的“善”，不能称为善）。这种自由意志学说由此而捍卫了人的尊严——人不是被决定只能为善或作恶的木偶，不是机器人，而是被赋予了自由因而自己决定去行善或作恶有抉择权的造物，因此，人必须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 ——不能推诿于命运或上帝。这种与“原罪说”和“自由意志说”相关联的基督教人性论，显然比单纯性善论的乐观主义和单纯性恶论的悲观主义更富于现实意义，因为它既鼓励人在道德上抱有信心（可以为善），又提醒人在道德上约束警惕（防止作恶），而且必然要求用外在的机制制衡来抑制人作恶的可能，而不天真地寄望于“清官”“明君”，这显然有助于符合人类实际的法制。
按唐君毅在《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中提出的“心通九境”学说，颇为精深博大。他在总结“超主客”的后“三境”时写道：“由尽性与立命，以合见一道，即一当下之通贯主观客观，而超越主客之分别之执障之外；亦同时统此中主观客观之世界之一道，或即天道，即人道之道。人之生命心灵，即缘此道以显其应境之感通之用，而境亦缘此道，以见其用于成此心灵立命之应境之感通之事之中。由此中之生命心灵与其境之互相感通，而相对相成，以有此心灵生命之活动之相继变化；与此心灵生命之相续存在，而见此中之生命心灵与其境，在此相续不已之相互感通中之大用流行。是即见此一主客感通境之为一通主客而起主客之分别，其用三大于单纯之超主客分别境中之相之用之大，亦超于单纯之统主客境之上帝神灵之体之相之用之大者也。”[50]其实，一些基督教神学家在“圣灵论”名目下对这一点阐释得更为清晰。[51]而唐君毅所说的“第九境”或最高境界——天德流行境，在基督教神学从创世论到末世论，从圣灵论到神国论的论述中也有系统的阐释。唐在分析第七境（“归向一神境”）和第八境（“我法二空境”）的缺陷时说：“在归向一神境中，上帝神灵之体大，而其相不如我法二空境中，由如实现一切法，而破种种之我法之执，观无量有情有无量方式之解脱历程者，其所见之相之大。然此后者必破种种我法之执，而后人本有之佛心佛性，得呈其用，又不如视人当下之生命心灵，即有超于一切执障之外之至善之本性本心为体
《中国文化的根与花——谈儒学的“返本”与“开新”(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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