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规模与范围(下）

阿特金森和斯蒂格里茨认为，政府所起的基本作用非常多，在混合经济中，政府的基本作用首先是建立和贯彻“经济游戏规则”。在此规则包括合同的法定效力、破产条款、产权法规等。经济运行方式与这一基本框架有着密切的关系，政府的其他职能也受到这类私人经济运行遵循的基本规则的极大影响。这一作用实际上是维持和稳定市场经济财产关系的职能。

其次，政府还进行着众多的税收和支出活动，据此运用一系列的政策手段来影响经济。如税收、公共开支以及国家参与生产如公共企事业。此外，政府还可以运用如配给、中央计划、分区制、许可证等直接控制手段，管制(如对公共事业、对价格和工资的管制)、控制企业如反垄断、污染、安全方面或者工会的立法以及货币和债务政策(反对货币机构的管制)。这些政府活动领域也有实际的或潜在的重要性。

政府在运用各种手段时，是混合使用的。如“在汽车造成空气污染的情况下，政府可能决定汽车制造业必须遵循的防污染的最低标准。然而，政府也可以选择按照污染量收税或者对生产无污染汽车研究提供补贴的手段。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也以同样的方式密切相联。”

从实际角度来看，政府的确履行着各种各样的功能，但这并未说明政府的范围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有关市场失灵的福利经济学理论就为政府的规范功能提供了基本的尺度。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的作用主要是补充市场失灵，从而纠正因市场失灵而引起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现代福利经济学原理详细地论证了市场机制何以失灵，政府何以通过公共政策校正因市场失灵而导致的资源配置扭曲。

根据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市场失灵是指一系列的状况，在这种状况下，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市场失灵包括公益物品、外部效应、自然垄断、不完全的市场和信息不完整、不对称，以及收入分配的公平性。

公益物品就是非竞争性的和非排他性的物品。非竞争性是指增加一个使用者并不减少其他消费者的消费量，即消费的边际成本为零。非排他性是指使用者不能、很难或者不必被排斥在对该物品的消费之外。这些特征使得无法、很难或者不必对公益物品进行收费，因而市场机制无法激励个人去提供充分的公益物品，它只会导致供给严重不足，而消费则严重过度。国防是纯粹形式的公益物品，而乡村公路则是地方性的公益物品。与公益物品相关的物品，还有公共财产物品，它具有非排他性但具有竞争性，如公有池塘资源。由市场机制来分配公有池塘资源，其结果就会是水资源的退化，公共草场资源的“公共事物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此外还有俱乐部物品，具有非竞争性，但具有排他性，如城际高速公路和收费公路。电影院、游泳池、公共澡堂等也是俱乐部产品。由市场机制供给俱乐部产品，往往导致效率损失。京昌八达岭高速公路是典型的俱乐部产品，建成后实行收费制，导致许多车辆拥挤在两旁的辅路，造成交通堵塞，而高速公路上的车辆却寥寥无几。这显然是效率损失。

公益物品中的一个特例是保险供给。保险是一种私益物品，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市场不完善因素，它也具有非私益物品的特性。微观经济学在分析市场机制进行资源配置时总是假定市场是完备的，信息是充分的，竞争也是充分的，消费者不会进行逆向选择，严格遵守经济人的理性原则。但是事实上，市场却是不完善的，市场所需要的信息是不完整的，或者不对称的。这都将导致市场无法实现资源配置效率。市场不完全，意味着市场上不存在某种物品或者服务的供给，虽然消费者愿意支付比供给成本高的价格时也是如此。消费者如果对某项物品的估价系统性偏低，不愿意支付足够的充分基础教育或医疗保健预防所需要费用，这也将导致资源配置低效率。信息不对称，是指生产者掌握的信息多于消费者或者少于消费者，这时也会导致资源配置低效率。在保险市场中，往往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危害的问题。逆向选择是指保险公司会排除最需要保险的人，而只容纳不怎么需要保险的人。道德危害则是指保险消费者一旦有了保险，就会不去努力避免风险。医疗保健和保险市场普遍存在着上述问题，从而很难保证医疗保健和保险的最优供给。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市场缺陷，使得这些物品具有了公益的特征。在这种情 况下，政府也应该起一些补充的作用。

外部效应产生于生产或者消费产生外溢成本或者外溢收益，而他人并不因此获得补偿或者付费之时。污染是典型的外部不经济效应，它对社会造成了未补偿的成本。而广泛的教育则具有外部经济效应。由于成本和收益不对称，如果由市场机制来调节资源配置，外部不经济往往造成物品的过度供给或者过度消费；而外部经济则造成物品的供给不足或者消费不足。

自然垄断是由规模经济造成的，它的特征是边际成本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张而递减，从而减少或者消除了竞争的机会。在市场机制条件下，如果任由其发展，那么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垄断格局，一旦自然垄断形成，那么垄断者就可以通过限制产出而提高价格，并获得垄断利润。这时如果没有外在的制约，资源配置就会因垄断而扭曲。

以市场为基础的发展能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从而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提高了收入，从而使大多数人都从中受益，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但是增长所带来的收益在不同群体、家庭和个人之间的分配是不同的，这样就会导致种族集团之间、家庭之间、男女之间、个人之间的不平等。有些人群常常不能享受因市场而导致的经济增长的成果，尤其是残疾人、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以及生活在贫困落后地区的人，往往被增长遗弃。市场的特点是根据要素禀赋进行分配，其结果是缺少资产和教育的人，往往因无力把握市场经济所创造出来的新机遇，从而导致了贫困。反对贫困问题，依靠社会的力量是不够的，市场机制也很难充分地调动社会力量，来帮助贫困者。在这些方面，政府应该作出自己的努力。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基础条件非常缺乏，往往存在着法律缺乏综合症。这时，政府就要致力于提供适合于市场经济需要的法律与秩序，稳定宏观经济，提高政府行为和政策的可信度，保持自身行为的连续性和可预见性，积极反腐败，制约政府对市场经济的不正当干预，为市场经济的充分发育提供有限且有效政府的条件。　

第五节 政府的限度

当然，说市场会失灵，只是意味着市场不能充分最优地解决这些问题。实际上，市场本身也能够有效地解决公益物品的供给、外部效应的内在化、信息不对称和收入分配不均问题，只是根据福利经济学的原理来说，它不能保证有效地使供给和消费达到最佳的水平。一些技术变化，很可能改变市场失灵的格局。比如由于技术条件的变化，邮电、电讯业已经可以利用市场机制进行有管制的竞争。而即使亚当·斯密认为政府应当起主导作用的基础设施问题上，市场机制也已经开始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即使在这些场合，政府也只能起补偿的作用。何况政府也会失灵，而当政府失灵时，它连市场所起的有效作用都会破坏干净。因此，政府一定要慎用，有且只有当市场处理显然失灵，并且政府显然有效时，方能采取行动。

在过去，市场失灵理论为政府的普遍干预和政府规模的大规模扩张提供了理由，现在市场更能够导致发展，政府往往是发展的阻碍，政府的作用仅仅限于根据其能力来补充市场，促进市场，利用市场。这一观念不仅在传统的私人部门已经深入人心，在传统的政府应该干预的领域，也已经成了常识。比如连亚当·斯密都认为提供基础设施是政府三大天职之一(另外两项是国防和治安)，但到了90年代，1994年世界银行发表的有关基础设施问题的报告中，市场也成了发展基础设施的主力。而在我们看来，政府也没有垄断也不可能垄断国防和治安，各国政府，包括中国政府在内，任何政府都没有企图独家垄断国防事业和治安事业。

世界银行在报告中以专栏的形式阐述了1994年世界发展报告的主旨，这就是倡导运用市场的方法来提供发展所需要的基础设施。专栏认为，基础设施可以为经济增长、减轻贫困和环境可持续性创造重大的收益，但只有在它提供的服务可以对有效需求作出反应而且效率较高时才会这样。服务是目标，也是基础设施发展的尺度。基础设施存量方面的大型投资一直在进行，但在很多国家，这些财产并没有产生需要的服务数量或质量。这种浪费的代价是放弃经济发展，丧失减轻贫困和改善环境的机会，代价是高昂的，也是不能接受的。

该报告认为，为了高效率和负责任地提供基础设施服务，需要通过使用三种手段来变革激励机制：商业化管理、竞争和有关人士的参与。政府和私营部门的作用也必须改变。技术革新和试验，再加上提供基础设施的替代方法，标志着改革应遵循下列原则：

像企业家那样管理基础设施，而不能像官僚。应把基础设施的提供看作是对消费者需求作出反应的一个服务行业并按此原则来经营。业绩不佳的原因是目的不明确，财政自主权和财经纪律几乎没有，以及不存在由消费者衡量的最低满意度。许多愿意为绝大多数基础设施服务付费的人为收取使用费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为了确保基础设施的商业属性，私营部门对管理、融资和产权的参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必要的。
引入竞争──可行时直接引入，否则就间接引入。竞争能给予消费者更多的选择，以更好地满足其需求，它对提供者形成了压力，使之提高效率并对消费者负责。直接引入竞争的方法可以是对没有技术阻碍的活动实行自由准入。间接引入的方法是，对那些存在自然垄断条件的专有服务的提供权进行竞争性投标，以及使服务提供市场化。
赋予使用者和有关人士更多的发言权和实际责任。如果基础设施活动会产生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