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党报改革的系列建议

件，报道的经验多是雷同的，有些事实甚至是几年以前的。但是关于某些经济区域，甚至全国开展横向经济联合的综述性报道却很少见到。又如厂长责任制，宣传到一定程度以后，一般读者往往不再关心某一个地方的某一个厂如何实行厂长责任制，而是想每隔一段时间以后，通过读一篇稿子，了解厂长责任制发展到哪一步了，取得了什么成绩，发展趋势如何，要克服哪些障碍，有些什么值得注意的问题，等等。这样的稿件不但一般读者愿看，对决策和指挥层也有启发，因此它的指导性是很强的。有的同志谈到，我们也应该有自己的李普曼式的专栏作家，但仅靠一个人力量成为专栏作家很困难。李普曼雇了好多记者，为他写专栏文章搜集资料。能否设想由专业部门组织三四位精明强干的编辑记者，专门研究经济改革的趋势、经验和问题，每月写两篇综述性报纸。文章不宜太长，要用事实说话。如农村改革时期的《阳光道与独木桥》《莫把开头当过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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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导性稿件（此处专指工作指导稿件）宜于“少而精”。指导性稿件多为非事件性新闻。新闻性较弱，常常连新闻由头也没有。其内容，除了人名、地名、单位名称之不同处，经验部分往往重复雷同。从宣传的角度着眼，必要的重复有利于强化宣传意图。但是如果重复到令人生厌，诱发了“逆反心理”，其宣传效果也就大为削弱。因此，内容雷同的指导性稿件数量减少以后，选稿的标准便相应地提高了，滥竽充数者，重复雷同者，很难再在版面上出现。如果发现了确实具有很强指导性的稿件，可以在编排上给以强势处理，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加编者按、编后等，使之引人注目。
一个版上有指导工作的稿件三五篇就足够了，让出一些版面登一些读者感兴趣的其他新闻，如一般的信息新闻、珍闻、社会新闻等。
三、进行前瞻性宣传。在党的方针政策或国家法律文件公布之后，我们的报纸通常能进行适当规模的宣传，这是必要的。但是，读者不时见到过多的应景报道，使报纸处于被动地位，有损于舆论权威的地位。读者更希望，在某项方针政策制定之前或之中，报纸适当作些前瞻性宣传。比如，报纸可以组织有关专家学者、政策的制订者，乃至政策实施的对象发表意见，展开讨论。使该项政策在公开化的原则下，民主地、科学地产生。报纸也在会这种讨论中自然地形成舆论中仁义权威。目前报上关于破产法的报道和讨论，是较好的做法，可以使读者为接受企业破产不作好心理准备。以后应该多作这样的宣传。

四、加强深度报道。深度报道是西方新闻界提出来的。实践证明，在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介在时效与形象方面战压倒优势的情况下，深度报道是报纸在竞争中出奇制胜的重要手段。深度报道要求阐明事件因果关系，广泛深刻的背景，预测事件发展趋向，分析其意义。深度报道主要在“WHY”（为什么）和“HOW”（怎么样）两个方面深化，而以图像和声音为主的广播电视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我们接过深度报道这一手段以后，不仅可以弥补报纸在与广播电视竞争中时效方面的不足，而且可以通过对事物的来龙去脉、意义影响的分析，使蕴含于新闻事件内的指导意义充分显示出来。前面所讲到的综观全局的述评性报道，就是深度报道的一种。
要把扩大信息量放在重要位置
在“信息就是财富，信息就是金钱”的当今时代，读者对于信息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代更为迫切。信息是传播的材料，新闻则是具有新闻价值的信息的总成。读者读报的目的，主要在于阅读新闻，并通过这些新闻，了解国内外时事，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因此，报纸信息量的大小，决定着报纸满足读者需要的程度，对如何扩大信息量提出如下建议：
一、精编稿件，扩大版面的新闻容量。就是对新闻稿精编加工，删掉空话，挤出水分，多提供500字以下的短新闻，增加版面的新闻容量。但是，新闻的条数增加并不等于信息量增加，因为信息的作用在于消除人们头脑中的不确定性。一条众所不知的独家新闻，可以消除绝大多数读者脑中的不确定性，它的信息量为百分之百；一条众所周知的消息，或重复报道的事实，以及报纸言论中的陈词滥调，信息量均等于零。还有报纸大量刊登的会议消息、接待外宾消息，大都是电台、电视台播放过的，读者早已知道了。这些消息的信息量就等于或近于零。要扩大这部分消息的信息量，必须发挥文字新闻的优势，补充新的事实或改换新的报道角度，或增添读者所不知的背景材料。否则，不如以简讯刊登。
二、增加高值期信息，多发今日或昨日新闻。
信息传输的时效决定信息的价值，可分成高值期、平值期、低值期和负值期。读者读到新闻的时间同新闻事实发生、发展的时间越近。信息的价值越高。反之亦然。现在报纸发表的新闻，除外事消息和会议消息外，高值期信息不多。一位新闻研究生对某家大报1978年12月24日（即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第二天）至1981年4月30日所发表的经济新闻作过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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