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法治和自由在中国生根

这两个例子带有普遍性。说到底，这是制度问题：传统中国没有经济自由。因此，各行各业要办点当时的新经济，无不碰到官方批准这一难关。于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步履维艰，没有新的经济领域和企业可以大量吸收过剩劳动力；亿万农民守着在当时技术条件下，开发已近极限的小块土地，一遇天灾，怎能不饿死？

1942年河南为什么会死那么多人？蒋委员长不承认有那么大的天灾！他不但没有认真救灾，还“严令河南的征收不能缓免。”当时“全部所征粮税占农民总收获的30—50%……税率是按正常的年景定。因此，收成越坏，从农民征收的比例就越大。”“在少数地方，显然使用了军队对付人民。吃着榆树皮和干树叶的灾民，被迫把他们最后一点粮食交给税收机关。身体虚弱得几乎走不动的农民还必须给军队缴纳军马饲料。”[16]与此同时，国民党和蒋介石把言论自由视为洪水猛兽。《大公报》的记者把河南大灾人吃人的惨状公诸于众，蒋委员长竟下令该报停刊三天！已定好机票应邀赴美的该报总编辑王芸生，在出发前两天接到中宣部长的电话：“委员长叫我通知你，请你不要到美国去了。”[17]一个敌视新闻自由、拒绝独立的大众传媒监督的专制政府驱赶农民走向死亡！

1943年的广东，则一是日寇横行，他们当然不管中国人的死活；二是国民党官员虽然也做了一些救灾工作，挪用救灾物资投机倒把的也大有人在。人祸的气味也是很浓的。

自由和法治对经济的决定性作用最有力的证据，莫过于20世纪中国下半叶的正反两方面的实践。1959~1961年的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刘少奇语），早有定论。后二十年解散人民公社，使农民获得经济自由而使农业蓬勃发展的事实，强有力证明了前二十多年农业问题的症结所在。举世公认，内外私人经济已经成为中国大陆经济发展最强大的推动器；国有经济只有摆脱行政羁绊走向市场，才能起死回生；又从另一侧面奏响了经济自由颂。当前经济发展的隐忧和障碍何在？经济自由不充分，不准进入的禁令太多，私人经济仍然是二等公民，不少方面还处在不平等状态。国有经济仍受意识形态束缚，即使挂上公司的招牌，仍然不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规范。神憎鬼厌的贪污腐败黑潮所以无法根治，说到底，也是由于政府官员手中的权力太大，而公民应有的自由权被侵蚀，反而要向官员乞讨。

希望在勇敢地与国际接轨

历史毕竟在前进。要是说上一世纪之交“灭洋”的叫嚣还能愚弄千百万农民，还能在权贵和最高决策层中占上风，改革开放却是中国人迎接新世纪的主旋律。

为了不让历史悲剧重演，每个公民都有自己应尽的责任。

中国人应该拥抱世界，令人类文明的所有先进成果为我所用。

自由是舶来品；又是现代国家和现代公民的必需品。没有经济自由，就没有现代经济。没有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也不可能有学术、文化的繁荣和政治清明。

法治也是舶来品。如果它不能在中国生根，神州必然沦为可怕的黑金世界。

有识之士早已指出，竞争是制度环境之争。一国、一省、一市乃至一个企业，制度环境优良，资金、人才就会汇聚；反之，则逃之夭夭。

在新世纪，让狭隘民族主义远离我们！中国的希望在勇敢地与国际接轨，让法治和自由牢牢生根。

2001年元旦试笔

原载《合生月刊》第15、16期合刊（2001年1月）

[1] 《清史稿》卷466。
[2] 周一良等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中古部分》第183页，商务印书馆1964年北京。
[3] 2000年全国平均的恩格尔系数为51%；其中三亿多城市人口为40%；而城乡居民收入差别为2.5倍。九亿多农民状况如何，不难估计。
[4] <1943年广东旱灾史料>，《广州文史资料》第8辑第3页，广州市政协1963年。
[5] 吴华胥：<1943年潮汕旱灾见闻>，《广东文史资料》第11辑第91、93页，广东省政协1963年。
[6] <1943年广东旱灾史料>，《广州文史资料》第8辑第12~13页。
[7] 钱钢、耿国庆主编：《二十世纪中国重灾百录》第375、38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8]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39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北京。
[9] 廖盖隆：〈毛泽东号召“进京赶考”回眸〉，《炎黄春秋》2000年第3期。
[10]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391页。
[11] 沈之奇：《大清律辑注》第215页，法律出版社2000年北京。
[12] 李鸿章：<试办织布局摺>，《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43。
[13] 张之洞：<致天津李中堂>（光绪十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张文襄公全集》卷131。
[14] <李中堂来电>（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初四日），同上。
[15] 致李傅相，《郭嵩焘诗文集》第240~241页，岳麓书社1984年长沙。
[16] 《20世纪中国重灾百录》第384~386页。
[17] 同上第398页。 《让法治和自由在中国生根(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