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乌托邦的地球村——文化全球化反思

些事实,那些早已全面融入西方社会的海外华人,包括已有数代旅居国外的华人,他们既过西方传统的圣诞节,也过中国传统的春节,既讲究个性发展,又崇尚孝悌,有着浓厚的光宗耀祖的思想。就是在“西化”远盛于中国大陆的香港、台湾,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思想和传统文化活动在民间仍有众多的继承和发扬者。我们在学习西方的时候,一般只关注其经济方面的经验,而忽视文化的历史的因素。
     21世纪伊始,中国接连发生了几件大事、喜事,不仅使国人重拾“唐装”、“中国结”等传统文化艺术,而且它们作为中国文化的承载者也走向了世界。“唐装”、“中国结”等固然也起到了一些凝聚民族情感的作用,但还应看到,当现代人已经快把从孔孟、老庄,到孙中山、鲁迅、毛泽东的传统都淡忘了的时候,当人们越来越不喜欢深究精神建构性的东西,而是喜欢当下的体验的时候,无论中国人能否了解或接受西方的文化理念,大量来自西方的消费性文化都会对中国年轻一代产生相当大的影响。这是以经济全球化为后盾的文化消费的全球化对民族文化最大的冲击。那么,我们是否只有被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大面积同化或者侵蚀的一种前途呢?美国人可能会有“我就是世界”的逻辑,如美国迪斯尼公司总裁就认为美国文化代表了全球文化发展的方向,而且世界各国的经济运行模式也往往与美国的经济运行模式趋同,“全球化不但没有促进多样化,反而促进了一种按照越来越相同的模式运行的‘麦当劳’经济,显而易见,消费、信息和通讯产品都统一化了,而且按照同样的市场、广告逻辑进行生产和销售。”[2]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有“美国就是世界”的逻辑相应和。
     其实,人们在生活中会发现,我们在吸收外来文化促进本民族文化发展的同时,许多国外的东西也开始具有了中国特色。这不但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跨国公司成功的本土化经营策略,更反映了文化的全球化也需要考虑文化的民族性问题,而不是以全球化替代、抹平民族性。如果说已经有均质化的全球文化,那么,这种文化全球化至多只是一部分文化产业的全球化。
     二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它也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承载者和人们精神生活的无形基础,与民族文化同呼吸共命运。语言对人类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其工具性,更深层的意义还在于它对认识人类思想具有重要价值,每个语种都包含认知和理解人类思想文化的独特信息和功能,因而语言是民族文化传统的典型代表。作为一个民族心理和思维层面的表征,语言虽然也发生着流变,但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对于那些有意保持和发展民族文化的民族来说,民族语言大规模地被其他语言改造或完全取代几乎是不可能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议自2000年起,将每年的2月21日定为“世界母语日”,倡议指出:“语言是保存和发展人类有形和无形财产的最有力的工具。各种促进母语传播的运动,不仅有助于语言的多样化和多语种的教育,而且能够提高对全世界各语言和文化传统的认识,以此在理解、容忍和对话的基础上,促成世界人民的团结。”[3]
     每个民族语言和文化的产生都是漫长的历史积淀的结果,都包含着其他语言和文化所无法替代的独特的体验、智慧和信息,都是组成世界文化宝库的一种文化基因和一种文化资源,丰富多样的文化资源构成了世界文化生态的平衡和多样性。然而,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2年公布的《世界濒临消失的语种版图》报告,全世界在联合国登记的6000多种语言中,有一半左右面临消失的危险。英国有一大学研究报告称到2050年,全球90%的语言将消失。人类已经受到破坏自然环境平衡和生物物种多样性的惩罚,并开始意识到关注和保护濒临灭绝的生物物种对人类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但对文化生态环境的保护还缺乏必要的认识。实际上,人类生存所依赖的地球不仅需要保护自然生态,保持生物物种有足够的多样性,作为地球上有高级智慧的人类,更需要保护包括语言在内的文化生态,以保证人类文化、智慧的多样性;否则,人类将不得不接受语言单一、文化单一所带来的文化资源减少和文化生态被破坏的恶果,其对人类社会的危害绝不亚于自然界对人类的惩罚,更是对整个人类文明的毁灭。
     尽管美国英语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全球通用的“国际普通话”和统治全世界的“语言帝国”,据统计,当今世界上75%的电视频道是英语节目,80%的电子邮件用英语传递,85%的网页是英语网页, 85%的国际组织的工作语言是英语,100%的软件源代码是英语格式。但是,英语不可能真正征服全世界。“英语的全球化将导致一个我们也许根本没有预料到的后果,就是我们这些只会说英语的人,并不能流利地与任何地方同样也说英语的任何人交谈。”“英语的全球化将使语言简单化,割裂其语法并且使之失去光彩。”因此,“英语帝国”实际上面临着从未有过的尴尬:“一方面‘英语的全球化’迫使小语种退化并且最终消失,另一方面‘全球化的英语’,又导致英语发生变异并且失去了光彩。”[4]世界各地到处都有美国人听不懂的“方言英语”。英语的这种尴尬境地说明,以一种语言取代其他语言而一统天下,实际上是这种语言的灾难,也是全球文化的灾难。
     从语言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历史也是一部普及一种通用语言的历史。我国自古幅员辽阔,语言千差万别,广泛地存在着方言分歧和多种民族语言,但同时也有方便交流的可通达于各地的语言,即古代共同语。首开私学先河的孔子就提倡使用西周的规范语言——雅言也叫“正言”进行教学,这是当时在正式的交际场合遵循的共同语。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以当时秦国的都城咸阳地区的标准话为雅言,敕令天下书同文,言必雅。秦以后的历代也都重视正音,有全国通用的官方语言——“通语”。金元以降,在北方话基础上逐渐发展出一种超越方言的民族共同语,即“官话”。明朝还编撰《洪武官韵》作为推广官话的标准音。清末的《奏定学堂章程》把学习“官话”作为

重要的教学内容。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促进了原来被称为“官话”的国语的推行,民国时期,教育部多次饬令在学校推行国语教学,直到1935年才从教育法令的角度,完全确立了国语教学,而国语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普及比学校教学不知要难多少倍。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化学术会议”确定“普通话”为汉民族共同语的名称,并提出大力推广普通话的方针。但直至今日,普及普通话的目标仍没有实现。
     由此可见,在中国这个有着悠久的大一统传统的国度里,在中央政府和教育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普及通用语言的道路尚且如此艰难,遑论世界范围内历来习惯各自为政的民族国家之间统一在某一语言之下。另外,我国比较融洽的民族关系与自古就实施宽容的民族政策密不可分,各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文化传统都得以很好的保留,而且很少发生大规模的民族冲突,各少数民族大多愿意加入大一统的国家,而不是搞分裂或独立,所以,在中国很难发生像南联盟、车臣、卢旺达等国那种尖锐的民族冲突、种族清洗等现象。相反,综观当今世界的各种冲突,往往是扼杀民族性带来的后果,与人为地造成文化的民族性与全球化之间的对立有关。
     从语言习得的规律来看,即使使用汉语和英语进行“双语教学”,英语也不可能动摇汉语作为中华民族语言的地位。建国以来,我国政府重视保障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56个民族共有80多种语言,39种文字。为兼顾推广普通话和发展民族语言,国家允许少数民族聚居区以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采用普通话和民族语言进行“双语教学”。“双语教学”中存在着母语转换成第二语言的能力这一障碍,一个人的思想、思维若想自由地从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只有经过长期的练习和训练才能习得。国内外有很多实验和研究对此进行了探讨。如“临界水平说”认为:“两种语言是互相关联的,或简单地说,第二种语言的熟练程度受第一种语言所达到的熟练水平所影响,为了使第二种语言的引入适宜和有效、主体的第一语言必须达到某一最低水平。”[5]事实上,没有哪一个拥有悠久文化传统和历史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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