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好吗？

“这才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3月3日，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前夕，全国人大常委会一位官员对记者这样说。

这位官员所指的核心问题是党和人大的关系，而试图解决这一长期难题的一个重要步骤则是：在本次各省人大换届选举中，除兼任政治局委员者，几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省委书记都被推荐为本级人大的主任候选人。

截至目前，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已有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与之相呼应，全国众多市、县党委也在换届选举中推荐党委书记为本级人大常委会主任。

今年1月下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在重庆考察期间总结了5年来的工作感受：“最为重要的一条，就是正确处理加强党的领导与发挥人大作用的关系。”李鹏强调，各级党委要加强对人大工作的领导，转变党的执政方式。要充分发挥人大作用，善于通过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积极有效地开展工作，保障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权力失灵”

2003年2月28日，浙江省宁波市是鄞州区人民代表大会十四届一次会议召开的第四天，区人大常委会委员、办公室主任任学军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鄞州区本届人大共有代表308名，资格审查时还是按照过去“工农代表、党政干部代表、知识分子代表、其他”这样进行划分的，但其实并不能反映出实际的情况，因为现在很多代表的真实身份其实是小私营业主、商人、职业经理层人员等等，像145名工农代表中，几乎就没有一个是原来传统意义上的工人、农民。而且代表的素质也在明显提高，仅以学历来看，大专以上文化水平的代表为169名，占到了近55％。

“代表的自主意识明显增强，他们需要进行充分的利益表达。”任学军告诉记者，面对这种情况，鄞州区的领导班子已经在底下里互相打了“预防针”：如果一旦选举结果出来，正式候选人未能当选，不要吃惊，要热情接受。

随着人大组成结构的变化，人大工作的整体职能、运作机制和工作格局也将不断发生变化。

但是，相对于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急剧变化，人大制度改革的步子和力度还远远不能适应改革开放的实际需要，与依法治国的命题更是有较大的差距。

任学军认为，最大的问题就是“权力失灵”。

从理论上讲，人大执掌着国家最大最高的权力，“一府两院”不过是执行机构。但事实上却并不是这么回事，甚至反让人有一种倒过来的感觉。这里除了人大自身“不作为”因素外，更大的困扰是“难作为”。如何加强人大的政治权威，强化权力行使是当前一个重点要解决的问题。

“目前，我们整个浙江，省、市、区（县）一条线都采用了党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的模式，而且人大的领导班子也基本上都是从原来的党委过来的。”

任学军认为，在当前国情下这不失为一种解决办法。从过去的经验来看，人大的工作成绩，往往取决于当届人大主要领导的政治权威。“人大主任是从党、政正职岗位上转过来的，肯定要比从党、政副职岗位转过来的强；从党、政经济、组织等实权部门转过来的，肯定要比非重要部门转过来的强。”

“兼任”大潮

2003年1月，在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50岁的习近平当选为浙江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而此前他已于2002年11月被任命为中国共产党浙江省委书记。

这样的例子现在比比皆是，如福建的宋德福、江西的孟建柱、河南的李克强、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曹伯纯、甘肃的宋照肃等等。

“80年代一些地市就出现过这样的兼任现象。有的市委书记可能下届就不当了，而准备到人大。这样通过一定程序，党委可能推荐其为市人大主任候选人，这样一般会当选，也就是有人所说的‘先干两年熟悉下情况’。”广西自治区人大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当时，地方上形成这种现象在政治上是无意识的，但在具体人事安排上则是有意识的。”

无独有偶，山东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一位人士也向记者介绍，一些地方还以制度形式规定，实行人大与党委、政府班子成员双向交流任职。“根据工作需要，党委、政府班子中较年轻的成员可以到人大班子任职，人大班子中较优秀、年轻的成员，也可以交流到党委和政府班子中任职，以利于加强人大班子，理顺人大与党政班子的关系。”

其实，早在1992年，中央有关省市自治区选举的文件就提出，如果没有合适的人选，可以提名当地省委书记作为人大主任的候选人。1997年保持了1992年的做法。而2002年开始的各省市自治区换届选举中，中央则统一要求，各省委书记除非兼任政治局委员，一般应被推荐为本省人大主任的候选人。

中组部有关人士向记者透露，之所以在2002年全面要求省委书记应被推荐为本省人大主任的候选人，其根源在于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提出了“依法执政”的概念。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了，‘按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规范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的关系，支持人大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经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并对他们进行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