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开端与挫败
总之，严复深刻研究了英国，又认真观察了中国，得出了“身贵自由，国贵自主”，国家命运在于“自由不自由”的结论，提出了解除人身束缚的问题。严复的这十三字箴言就是中国救国的正确道路。假如遵照严复的理解，那我们整个国家的发展就会走上正确的道路。但是后来，我们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中国的自由思想运动或者思想解放运动，第一次思想启蒙运动，是戊戌前后那个群众性的启蒙运动。假如不掌握这个关键，是不可能深刻理解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问题，中国启蒙运动或者自由运动的开端。
（三）中国人从什么时候开始获得自由？
中国人获得自由是从甲午战争失败以后慢慢开始的。
为此必须先回答一个问题，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国人有没有自由？有几种讲法。孙中山说中国人自由太多了，所以他说不要讲个人自由，要讲国家的自由。这是孙中山长期坚持的基本观点。梁启超也有类似观点。
从世界范围看，学术界的主流界定自由都是指个人自由。认真读过马列的人也不会同意孙中山的讲法。《哥达纲领批判》里面，马克思就嘲笑这个讲法。他写道：“使国家变成‘自由的’，这决不是已经摆脱了狭隘的奴才思想的工人的目的。在德意志帝国，‘国家’差不多和俄国一样地‘自由’。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站在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而且就在今天，各种国家形式比较自由或比较不自由，也取决于这些国家形式把‘国家的自由’限制到什么程度。”[8]换句话说，所谓“国家自由”，就是代表国家的政府可以任意宰割老百姓。公民要得到真正的自由，就要限制“国家自由”，使国家权力受到民主和法治的约束。这是不能含糊的重大理论问题。也许有人会说：当年孙中山的意思不是这样，他是要国家的独立。但是他将国家独立跟个人自由比较的时候这样说的。他没有说清楚国家独立的目的就是保护个人自由；即使在争取国家独立过程中，也要与专制政府有别，不能随意剥夺公民的个人自由。他这一类言论很多，蒋介石和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就利用这些言论。孙中山理论素养不高 ，才出现这样的毛病。
现在还流行对自由的其他一些解释。有人说，自由为什么在中国老实现不了，讲了一百多年自由而没有得到，因为你讲错了，错在哪里呢？在没有根据本国的特点，应该回到中国的传统，好好读传统你就自由了。这个说法混淆了公民自由和个人修养这两个不同的问题。自己的内心世界怎样达到平静安宁的自由境界？读传统，讲个人修养，按照理学的修养方法，有些人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可是，对事关国家盛衰的公民自由来说，这是无补实际的说教。
另外，有个流行多年的说法，认识客观规律（后来加一个改造客观规律）就是自由。说认识客观世界就是自由了，几百年前，已经有人讲过。弗兰西斯·培根就说过：“要命令自然就必须服从自然。”认识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我们就可以在思想上得到真理而在行动上得到自由。”[9]这是认识论的一个观点，与公民在社会生活中有没有自由是两回事。
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整个社会要转型，从中世纪向现代社会转型，公民的权利问题要不要解决？自由跟权利是可以互换的概念，讲公民自由，就是个人自由，就是公民的个人权利，三者是同一个东西。[10]你回避这个问题，在公民权利、公民自由受到限制受到压制的环境下，你不去争取自由，而讲修身养性，读传统，就能够读到自由了；这没有尽到一个学者应有的责任，没有尽到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你可以不说，你有缄默的自由。但是你不能讲假话，讲假话是误人的。任何时候，受到多大压力，我不说，我不开口，沉默，我保持我的尊严，但是你不能出卖灵魂。
说完这些，就要回到正题：中国人得到自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从清末新政开始的，即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开始得到自由的。过程和近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差不多，是先从经济领域得到的。在推行新政之前中国人不但没有政治自由，连经济自由也受到很大限制。一个是财产所有权实行家族所有制，父母、祖父母在，个人不得分产自立，违反者要判刑。更利害的是政府控制经济命脉，办企业一律实行批准制，要地方督抚乃至朝廷批准。而有权有势的人办企业得到批准，还可以得到垄断性的专营权。我办了，其他人在若干年内不能办同类企业。例如，第一个驻英国、法国，也是第一个驻外公使郭嵩焘，从英国回到家乡湖南，联合乡绅，想办一个轮船公司，从湘江那边到汉口之间来往运载客货。郭嵩焘三次打报告给张之洞，都没有得到批准。郭为此走后门，找李鸿章。李鸿章跟张之洞不是那么合拍，还是解决不了。郭嵩焘在19世纪90年代初死了，生前没有实现这个愿望。直到1897年，湖南巡抚陈宝箴出面，要求在湖南境内准许轮船营运，张之洞还是不同意。理由是有了小火轮，外国人就要进来！挺讲政治的。允许私有经济比较自由发展，是甲午战争以后的事。特别是经过义和团事件，中国受到严厉的惩罚以后，再不能 走老路了，慈禧实行新政，那个时候才大力鼓励私有经济的发展。各个地方各种各样的鼓励发展工商业的机构和制度，都建立起来了，还有种种奖励办法。另一个是公民权利和经济自由开始在法律制度上得到保障。修改原有的大清刑律，删掉那些很残酷的一些条例，然后制定出大清新刑律，新民律，还有刑事、民事诉讼法。制定了多少法律，我记不准确。很简单，你去查查文献，大致上想一想，20世纪90年代我们制订了什么法律，那个时候一般都有了。我们不过是重复大清帝国做过或没有做完的事。什么《商标法》、《专利法》、《公司法》，各种各样的法，我们不是八十年代特别是九十年代才有的？我们九十年代做的工作，我看了一下，大体是继续做光绪皇帝、宣统皇帝的未竟事业。到20世纪90年代才继续做这些工作，令人痛心，但是这是历史，这是现实。
总之，我们获得自由就是从清末新政开始的。民主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的，清末各省成立咨议局，全国成立资政院，标志着中国民主政治的开端。大家可以读一读资政院和各省咨议局的会议记录，很有意思。讲个故事，我做过人民代表，最高的全国人民代表和最基层的乡人民代表我都做过。1988年，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选全国人民代表，第二天报纸上公布当选名单，有位朋友拿着报纸问我，“老袁，上面那个袁伟时是不是你啊？”我说我不知道，反正我叫袁伟时，报纸上登的那个袁伟时是不是我，我不知道。但是有一个代表我是很自豪的，1958年我在农村，农民选我做乡人民代表（广东高明县大沙乡）。那时年轻，下放劳动，我干活和工作都很卖力，农民认为这个人还不错，一选乡人民代表，很多人大声喊：“老袁！老袁！老袁！”就这样将我选上了。前几年清理乱七八糟的东西，当选乡人民代表的证书还在。根据我看过的历史材料，我参加的人代会的实践，我认为我们现在的人代会没有达到晚清咨议局的那个水平，没有达到资政院的水平；尽管顾名思义，后者还是一个咨询性质的机构，是正式国会成立前的过渡机构。你或许不信，但我是讲真话，有记录为证。以广东咨议局的会议记录来说，对官员的批评是很尖锐 的。陈炯明是咨议局的议员，他就提出来，“我们现在应该建立政党。”在通过的决议里面就说，“这个委员的建议很好，我们不要叫政党，叫辅助团体，换个名字”（大意）。这样开会，水平不低吧？清末多次请开国会运动，就是各省咨议局和商会、教育会领导的。民主也在那个时候发端了，自由、民主、法治都是在清末发端，时间有限，我不可能详细讲了。假如大家有兴趣的话，可在网上找我的一篇文章：《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可贵开端——我看清末新政》，发表在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1年2月号上，里面讲的比较系统。
（四）中国自由、民主的进程为何中断？
任何国家的自由、民主、法治都不可能一蹴而就，都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可是，辛亥革命以后，中国自由、民主的进程一再受挫，1927年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建立后就中断了。原因在哪里？传统的说法是辛亥革命没有无产阶级领导，革命不彻底，没有发动农民，因此，民主共和制度巩固不了。我认为不能说辛亥革命完全没有发动农民。那个时候大量的民军进城，民军就是农民。但是进城以后这些民军要遣散，那就费了很大劲，有些地方还有严重冲突。说到无产阶级领导，许多国家都没有无产阶级领导，它们的民主、法治制度却逐步建立和健全起来了。
其实，那个时候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当时中国各派政治力量都处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上，没有适应新的形势。
一个国家有没有民主，有没有共和，是不是某一个人主观决定的？不是，它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社会条件是什么？要有多元社会，要有多元的社会力量互相制约，在中国还要通过发展现代经济，突破那些宗法关系。孙中山说中国要团结起来，怎么团结？“中国国民和国家结构的关系，先有家族，再推到宗族，再然后才是国族，这种组织一级一级的放大，有条不紊，大小结构当中是很实在的；如果用宗族为单位，改良当中的组织，再联合成国族，比较外国利用个人为单位当然容易很多。”[11]孙中山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快要结束之际，特地跑到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开始演讲三民主义，应该说是他的最后见解了。假如按照孙中山这套办法去做，对中国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因为反封建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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