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开端与挫败

用个人本位来代替家族本位，简单一些就是以个人本位主义来代替集体本位主义。说来令人痛心，中国有不少人不知道这些常识，把世界学术领域所说的个人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献里面专指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混为一谈了。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英语是egoism，准确地说是唯我主义；个人主义，英语是individualism，有的人翻译为个人本位主义。文艺复兴以来人类文明的最大成就就是人的解放，是人从各种各样?淖诜ㄗㄖ祁堪碇薪夥懦隼础?BR> 人的解放问题没有解决的地方必然产生极权专制统治，苏俄和苏联就是一个极坏的典型。它从兴起到崩溃只有71年，原因当然很复杂，主要原因之一跟它的文化传统息息相关。俄国流行的东正教是天主教的一个流派。东正教突出的特点是依附政权，政教合一而皇权高于和控制教权。它从东罗马帝国时代就是这样的。在俄国，彼得大帝于1721年下令设立东正教事务管理局，将教会置于沙皇官吏的监督管理下，以后就一直沿袭下来了。一个社会要多元，各种力量互相牵制才有自由，才有民主。英国1215年的时候，相当于我们南宋时期，就有《自由大宪法章》了，它通过契约关系来约束和规范贵族、城市和国王的关系。在西方，教会独立，跟政权互相牵制，封建领主又有独立性，加上城市自治，还有法治和司法独立的传统，多种力量牵制下，民主自由慢慢就发展起来了。东正教不是独立的，它依附政权。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东正教会变成了国家的普通工具”。[12]我们中国是“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皇权高于一切，宗法关系和家长制统治，自由、民主也不可能在本土自发生长。东正教引导老百姓顺从统治者，公民的自由和权利没有被社会主流文化认可，思想启蒙的历史任务没有完成；尽管有少 数先进的知识分子为此奉献了自己的一切，受尽了苦难。苏俄和后来的苏联成立后，没有正视这个坏传统，反而变本加厉，压制和剥夺个人自由，结果把国家大厦建筑在沙滩上，经不起风吹草动，一下子就垮掉了。
回到中国的问题上。辛亥革命前后，民主运动从各方面发展起来，这是社会变化的必然结果。随着清末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民族工矿业，从19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以及辛亥革命以前，以每年平均15%的速度发展。清末新政期间，中国经济是处在比较高速的发展状态的，这从国家的收入就可以看出来。清末财政收入，在戊戌变法前后的时候，大致七千万两上下；到1910、1911年的时候，达三亿两左右。过去讲中国民族工业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无暇东顾，那样发展起来的。这个有道理，但是它忽视了一个前提，在此以前清末新政开始已经建立了制度基础，已经是处在一个比较高速发展的阶段，这是一个前提。与此相适应，这时民间社会的力量，所谓公民社会的力量发展也相当迅速。以商会来讲，到辛亥革命前的时候，已经有将近一千个；辛亥革命后，每年又大致上以一百个的速度增加。这个商会不是现在我们工商联那样的乖孩子，它是有什么意见都要发表的，对国内国外大事都要发表自己意见的。它还有武装——商团，有独立组织，甚至救火会也就是消防都是由它管的。我看它章程里面，连工商登记都要通过它，所以它是真正自由的。为什么清末那几次请开国会运动搞的那么厉害，就是有商会、教育会为后?堋＜由细魇〉淖梢榫郑?乔坑驳模?皇窍鹌ね颊隆＜虻ヒ痪浠埃?飧鲈硕??⒃诠?裆缁峄?∩希?敲窦渫盘宥懒⒆灾髁?掀鹄戳斓记肟??嵩硕?摹Ｕ飧龆嘣?缁岬牧α吭谛梁ジ锩?蠹绦?嬖冢?频搅俗ㄖ苹食??歉?幼杂闪耍?鞣矫嬲?瘟α慷挤⒄沟暮芸臁１纠丛谡飧龌?∩希?泄?耆?梢允迪置裰鳌⒐埠汀⒆杂桑???⒄蛊鹄础＝峁?恍校?О芰耍??裁矗?BR>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插几句话。假如我们是一个历史的研究者，是独立的公民，有自己尊严有自己人格的一个独立公民，那就应该比过去的那些政治家站的更高。我们不是他的臣子。如果我们跪在他脚下高呼：“吾皇万岁万万岁！”那你就别研究了，那是奴才心态，没办法研究，没办法回答问题。我们是历史研究者，所有历史事件不过是可供解剖的历史材料，历史人物则是一些历史符号。我们要探寻这些历史符号和材料后面的东西，解开历史之谜。要是有这样的态度的话，不难发现所有各派的政治领袖，都犯了重大的错误。
首先是梁启超。梁是立宪派的领袖，那个时候作为立宪派社会基础的商会、教育会仍然非常活跃，但是立宪派没有发展成强大的政党，不可能牵制袁世凯。袁世凯本性是专制的。为什么这个家伙专制？他本来就是专制王朝的骨干，是比较开明的大臣，多说就是废话了。在一定的力量牵制下面，他就专制不了。那梁启超呢？他认为今后稳定局势，协调各方，稳定国家，要靠袁世凯；他自己则可以转移舆论，引导大家，不要那么急躁了，应该同心协力地建设国家。所以，他就参加袁世凯政权，成为参政党。但是，在袁世凯政权里面，梁启超是起不了大作用的。他起不了批判袁世凯、牵制袁世凯或者设计袁世凯的施政方向这样一些作用。袁世凯不过是把他作为一个招牌，不过是把他作为一个工具来使用。梁启超这个时候没有保持作为一个批判力量的代表，以他为代表的那些人、立宪派没有下功夫将那些社会力量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强大的政治势力。这个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更大的错误责任恐怕发生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身上。孙中山的问题在哪里呢？革命以后，他认为三民主义，有两民已实现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都实现了，剩下一个民生主义。这可以看文献，孙中山到处去讲，“以后我的责任是修铁路，十年内修二十万里铁路，大家要相信袁世凯。”（大意）二十万里，中国的铁路，修到现在还没有达到二十万里，现在我国才七万公里左右，到第十个五年计划完成，2005年，才有可能达到7万5千公里左右。十年修二十万里能吗？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政治家，你的责任不是搞实业。你搞实业，你下海了，你就不是政治家了，你就变成商人或企业家。但他没有意识到这点。宣布三民主义两个主义实现了，这是一个错误。
更大的错误是发动“二次革命”。因国民党领袖宋教仁被刺引发的“二次革命”，大家都很有研究，不用讲那个过程。宋教仁被刺，用武装反抗是错误的。当时国民党是国会里面的第一大党，假如它坚持通过法治的途径来解决的话，可以把袁世凯放在一个非常被动的地位。当时他就非常被动了，因为所有的证据都公开了，国内外都知道了。宋教仁遇刺事件是国务总理赵秉钧办的坏事，赵秉钧后面是袁世凯。其中有一个电报，就讲到了与袁世凯的关系，铁证如山。所以当时上海的地方检察厅，发了一个传票，要北京的地方检察厅协助，传赵秉钧到上海来，听候审问。你看一看中国历史，有没有哪一个地方的检察机关有胆量下命令传当朝宰相来受审呢？老老实实接受我的讯问，电报说的清清楚楚。你为什么给他钱？给他电报密码，指使他暗杀人，你说清楚！这个是空前绝后吧！那赵秉钧呢，不敢反抗啊。他就说，我生病了，我有医生证明，我不能到上海，到北京来问我吧。等于我们要偷懒不上课，叫医生开个证明差不多。按照这样的情况，通过法律解决，完全可以将执政的袁世凯及其追随者置于受审判的地位，让他非常被动。与此同时，全国人心思定，希望通过司法程序解决。孙中山没有清醒地体察到民众情绪与辛亥年 间不同，没有认认真真抓住这个机会，沿着法律解决的道路走下去。究其原因是造反思想没有解决，没有从思想、纲领、行为方式等方方面面彻底转变，从革命党转变为民主政党，通过选举、维护法治、代表民意、批判政敌等方式去赢得民心，赢得政权。孙中山决定起兵反抗的时候，当时很多人告诉他，不能这样干。上海陈其美反对说：“没有力量，力量对比差的太远了。”征求其他国民党都督，都说不行，力量太悬殊。孙中山不听，还要起兵。结果一败涂地，全军覆没。
这就给袁世凯一个很好的藉口了。袁世凯很狡猾，要国会先乖乖地选他当总统。选完总统后就宣布国民党叛乱，应予解散！国民党籍的议员，参加叛乱，参加动乱，撤销议员资格！国民党是国会第一大党，国民党籍的议员资格一取消，国会开会不够法定人数，瘫痪了。瘫痪了怎么办，他另起炉灶组织一个参政院。这个参政院，当然是非法的；参加的大都是听话的乖孩子。梁启超也参加了。好了，过不了多久，参政院假造民意，一再要求袁世凯当皇帝。假如孙中山、国民党水平高一点，能够认识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坚持民主、法治的道路，一直走下去，逐步完善，不授人以柄，让国会正常运作，国会会通过决议请求袁世凯做皇帝吗？当然不可能。不走这条路，历史进程被耽误了。我们的责任是总结历史经验，以史为鉴，不要轻易鼓吹造反思想和以革命为纲的思想。孙中山走错了一步棋，结果造成一个非常被动的局面。当时梁漱溟是同盟会员，也是老国民党员，他作为一个记者，出入国会，认真观察过政局的变化。1922年1月，他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现在很清楚摆在外面的，就是武人势力的局面……至于说到助长这种武人势力的原因，却不能不责备革命先辈，他们无论如何，不应用二次革命那种手段。二次革命实?谑且晕淞ξ???目?恕４哟艘院螅?彩且???位疃?模?芤?ケ甲呶淙说拿畔隆??淙说耐?ù哟艘徊揭徊降脑龀ぃ?较衷诙?锛?恪！盵13]这位过来人的意见，值得人们深思。
还有一个机会也丧失掉了。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上台，下命令恢复旧约法，国会也恢复了，但是后来总统府和国务院有矛盾，引发了张勋政变，黎元洪走避，下令副总统冯国璋继任总统，段祺瑞任总理。发生政变的时候，怎么处理这个突发事件？那个时候，冯国璋继任总统是合法的。段祺瑞任总理，在国家遇到突发事件的时候，也是可以理解的，后来应该补办国会同意的手续。政变没几天就给段祺瑞平定了。但是，面对这样的状况，孙中山又没有正确应对。他在“二次革命”失败以后，组织中华革命党，那是一个人数很少的小宗派，没有向现代政党前进，而是向秘密会党靠拢，要参加者宣誓绝对服从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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