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的兴衰和古希腊的反民主思想
性公民中)是很流行的。但有趣的是，除了古希腊戏剧等一些文学作品之外，我们几乎很难找到对雅典民主和民主制度集中和系统的论述。很多时候，人们对希腊民主思想的搜寻大多来源于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历史著作。例如，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就记录了锡拉丘慈民主党领袖Athenagoras讲的这样一段话：
“有人说民主即不慎重又不公平，那些有财产的人才应该是统治者。但我首先要说的是，民主是全体人民的，寡头制仅仅是为了一少部分人；其次，有钱人最会理财，聪明人能提出最好的建议，而大多数人则是最好的审判官。民主制度就是为所有这些人提供了最大的平等。”[7]
雅典即不存在正式的民主宣言，也没有宪法。可以这么说，雅典的民主存在于人们的思想和制度的实践中，但并没有形成系统的民主理论。要系统全面地理解雅典的民主思想，我们可以从希腊精英们深刻的反民主思想中寻找思考的灵感，没有民主就没有希腊反民主的理论，有一位政治理论家曾这样说过：“几乎可以这样讲，政治理论的发明就是为了去展示那种人民自己统治自己的民主必定演变成一种暴民的统治。”
尽管不同时期的反民主思潮源于不同层面，但大多数古希腊思想家都认为那些有能力获取财富或者出身豪门的贵族阶层比其他人更有能力成为好的公民，也更可能做出明智的政治决定。对支持民主的人来说，政府权力是属于人民的，不管一个人是穷是富，也不管他出身卑贱或高贵。但对于民主的敌人而言，民主是穷人对富人的暴政，虽然富人更有能力制定国家政策。古希腊的反民主思想家们认为，这种民主的暴政并非是一种偶合，它是民主制度下以阶级为基础的政府形式的必然结果。有一篇匿名的评论雅典政治制度的文章这样写到：
“在每一个国家，贵族和民主总是相对立的。贵族最有控制能力，最为公正，因而是最道德的，而人民总是无知、卑鄙和没有秩序的，贫穷和缺乏教育导致了他们低下的道德水平。”[8]
虽然修昔底德在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没有直接说明民主是一个不好的东西，但他将雅典的失败归罪于伯里克理斯死后个人领导的无能和雅典民主统治所造成的错误政策。他认为正确的政策是由好的领袖制定的，而极容易被煽动起来的民众情绪只会将国家引向灾难。虽然修昔底德不一定反对民主制度，但他肯定是对雅典的民主政治所带来的灾难而感到失望和惊恐。
亚里斯多芬(Aristophane)和埃索克里特斯(Isocrates)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的民主已经完全背离了梭伦和克利斯提尼时期真正的民主。埃索克里特斯认为雅典早期的民主珍视“部分平等”(the principle of propotional equality) 的原则，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应该以他们各自的能力为标准来分配权力，遗憾的是，后期的雅典完全放弃了这一原则，使得穷人也拥有了同样多的政治权利。虽然这种理论在论证方式上不同于早期的反民主思想，但他们却都认为财富的多少决定了公民道德水平的高低，穷人参与政治只能导致政府的腐败。
自从亚历山大统一希腊，希腊诸城邦丧失自治权力以后，对于雅典及其民主制度的攻击日渐增长，这其中以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对雅典民主制度的谴责和批判最为系统也最为深刻。
这种哲学批判思想起码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由于苏格拉底没有留给我们任何文字，所以大多数学者都从柏拉图早期的对话录中寻觅苏格拉底的思想。虽然在这些对话录中苏格拉底对民主的态度非常复杂，很难简单地将它归纳为反对民主或是赞同民主，但是我们仍然不难从中找寻到苏格拉底对于民主的很多置疑和批判。
在“Crito”里面，苏格拉底力图说服Crito他逃离监狱的决定不应该受民意的左右，因为民众大多是无知的，他们的意见不值得采纳。在另一本对话集“Gorgias”里面，诡辩家Gorgias想证明修辞是讨论政治问题的一个重要工具，苏格拉底却反击说修辞只会对无知的人产生作用，有可能让他们改变主意，而对于那些真正的贤人，修辞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苏格拉底接着说雅典民主制度的权力就集中在那些容易被别人轻易说服的无知的人手中，而并非是由贤人掌握的。从上面的两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苏格拉底和反民主的柏拉图一样都认为大多数人是无知的，他们对善恶优劣很难做出正确的判断。
柏拉图对雅典和民主制度的批判集中体现在他后期的两本对话录---
基于对正义的这种理解，柏拉图理所当然地推倒出这样一个完美的理想社会：如果不存在一个最完美的哲学王，那么一个理想的社会应当是由监护者(Guardians)、辅助军(Auxiliaries)和其他所有被统治者三部分所组成。监护者和辅助军共同组成统治者阶层，被统治者指的是农民和其他一切社会劳动者。监护者只能出生于统治者阶层内部，并从而受到最好的教育，因而他们是最聪明最有智慧的人，他们应当行使国家的最高权力，因为只有他们能做出最明智的，有利于国家的政治决定。辅助军掌握军队、警察并执行监护者的行政命令。柏拉图说这三个阶层是在土中分别搀入了金、银和铜铁三种物质而造成的：
“在这个社会里，你们都是兄弟。但当上帝创造你们的时候，他在那些有资格成为统治者的人中加入了金；在有资格成为辅助军的人中加入了银；而在农民和其他社会劳动者中加入了铜铁。”[9]
这三个阶层如果各施其职，统治者统治国家，辅助军守卫国防，农民种田，鞋匠做鞋，各部分达成和谐的统一，那么这个社会就是正义的，就是最完美的了。
接下来，柏拉图在<<理想国>>的后半部分集中描述了四种不完美的社会，包括Timarchy, 寡头制(Oligarchy) ，民主制(Democracy) 和僭主制(Tyranny) 。他指出如果一个次完美的社会执政出现错误，那这个社会就会先演变成为Timarchy，再变成民主制，最后变成僭主制，这个演变过程通常也伴随着道德的沦丧。在此，柏拉图耗费大量笔墨对民主进行了猛烈地攻击。他认为寡头制用财富作为衡量优劣的唯一标准，这势必导致穷人和富人间的战争，当穷人取得胜利之后，柏拉图说：
“穷人处死或流放他们的反对派，将同等的社会权利赋予其他所有人，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在政府中担任职务，从而开始实行由多数人统治的民主制。”[10]
在民主制度下，没有人再尊重权威，每一个人都为了自己，没有人再顾及别人的安危，任何人都可能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并做出重要的决定，这样一来，所有以前的规范都不复存在，整个社会陷入一种极端的无政府状态，“那么，这些都是民主的特征。这样的社会里五花八门，不管人和人有没有区别，每个人都得到同等对待，社会显然 《雅典的兴衰和古希腊的反民主思想(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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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民主即不慎重又不公平，那些有财产的人才应该是统治者。但我首先要说的是，民主是全体人民的，寡头制仅仅是为了一少部分人；其次，有钱人最会理财，聪明人能提出最好的建议，而大多数人则是最好的审判官。民主制度就是为所有这些人提供了最大的平等。”[7]
雅典即不存在正式的民主宣言，也没有宪法。可以这么说，雅典的民主存在于人们的思想和制度的实践中，但并没有形成系统的民主理论。要系统全面地理解雅典的民主思想，我们可以从希腊精英们深刻的反民主思想中寻找思考的灵感，没有民主就没有希腊反民主的理论，有一位政治理论家曾这样说过：“几乎可以这样讲，政治理论的发明就是为了去展示那种人民自己统治自己的民主必定演变成一种暴民的统治。”
尽管不同时期的反民主思潮源于不同层面，但大多数古希腊思想家都认为那些有能力获取财富或者出身豪门的贵族阶层比其他人更有能力成为好的公民，也更可能做出明智的政治决定。对支持民主的人来说，政府权力是属于人民的，不管一个人是穷是富，也不管他出身卑贱或高贵。但对于民主的敌人而言，民主是穷人对富人的暴政，虽然富人更有能力制定国家政策。古希腊的反民主思想家们认为，这种民主的暴政并非是一种偶合，它是民主制度下以阶级为基础的政府形式的必然结果。有一篇匿名的评论雅典政治制度的文章这样写到：
“在每一个国家，贵族和民主总是相对立的。贵族最有控制能力，最为公正，因而是最道德的，而人民总是无知、卑鄙和没有秩序的，贫穷和缺乏教育导致了他们低下的道德水平。”[8]
虽然修昔底德在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没有直接说明民主是一个不好的东西，但他将雅典的失败归罪于伯里克理斯死后个人领导的无能和雅典民主统治所造成的错误政策。他认为正确的政策是由好的领袖制定的，而极容易被煽动起来的民众情绪只会将国家引向灾难。虽然修昔底德不一定反对民主制度，但他肯定是对雅典的民主政治所带来的灾难而感到失望和惊恐。
亚里斯多芬(Aristophane)和埃索克里特斯(Isocrates)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的民主已经完全背离了梭伦和克利斯提尼时期真正的民主。埃索克里特斯认为雅典早期的民主珍视“部分平等”(the principle of propotional equality) 的原则，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应该以他们各自的能力为标准来分配权力，遗憾的是，后期的雅典完全放弃了这一原则，使得穷人也拥有了同样多的政治权利。虽然这种理论在论证方式上不同于早期的反民主思想，但他们却都认为财富的多少决定了公民道德水平的高低，穷人参与政治只能导致政府的腐败。
自从亚历山大统一希腊，希腊诸城邦丧失自治权力以后，对于雅典及其民主制度的攻击日渐增长，这其中以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对雅典民主制度的谴责和批判最为系统也最为深刻。
这种哲学批判思想起码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由于苏格拉底没有留给我们任何文字，所以大多数学者都从柏拉图早期的对话录中寻觅苏格拉底的思想。虽然在这些对话录中苏格拉底对民主的态度非常复杂，很难简单地将它归纳为反对民主或是赞同民主，但是我们仍然不难从中找寻到苏格拉底对于民主的很多置疑和批判。
在“Crito”里面，苏格拉底力图说服Crito他逃离监狱的决定不应该受民意的左右，因为民众大多是无知的，他们的意见不值得采纳。在另一本对话集“Gorgias”里面，诡辩家Gorgias想证明修辞是讨论政治问题的一个重要工具，苏格拉底却反击说修辞只会对无知的人产生作用，有可能让他们改变主意，而对于那些真正的贤人，修辞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苏格拉底接着说雅典民主制度的权力就集中在那些容易被别人轻易说服的无知的人手中，而并非是由贤人掌握的。从上面的两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苏格拉底和反民主的柏拉图一样都认为大多数人是无知的，他们对善恶优劣很难做出正确的判断。
柏拉图对雅典和民主制度的批判集中体现在他后期的两本对话录---
<<理想国>>和<<法律>>---里面。柏拉图在<<理想国>>的开篇就问什么是正义，但他当时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在后面的章节里，他用人作比喻，并解释说如果人的灵魂的各个部分都和谐统一，那人就是正义的，接着他又将这个比喻推广到国家，说如果一个国家的所有组成部分都和谐统一，那这个国家就是正义的。他继续论述说这种和谐统一只能建立在各个组成部分必须按照它们各自的功能各行其事的基础之上。柏拉图坚信存在一个绝对的真理，也存在一个绝对理想的国家，这个国家应该是永恒不变的。
基于对正义的这种理解，柏拉图理所当然地推倒出这样一个完美的理想社会：如果不存在一个最完美的哲学王，那么一个理想的社会应当是由监护者(Guardians)、辅助军(Auxiliaries)和其他所有被统治者三部分所组成。监护者和辅助军共同组成统治者阶层，被统治者指的是农民和其他一切社会劳动者。监护者只能出生于统治者阶层内部，并从而受到最好的教育，因而他们是最聪明最有智慧的人，他们应当行使国家的最高权力，因为只有他们能做出最明智的，有利于国家的政治决定。辅助军掌握军队、警察并执行监护者的行政命令。柏拉图说这三个阶层是在土中分别搀入了金、银和铜铁三种物质而造成的：
“在这个社会里，你们都是兄弟。但当上帝创造你们的时候，他在那些有资格成为统治者的人中加入了金；在有资格成为辅助军的人中加入了银；而在农民和其他社会劳动者中加入了铜铁。”[9]
这三个阶层如果各施其职，统治者统治国家，辅助军守卫国防，农民种田，鞋匠做鞋，各部分达成和谐的统一，那么这个社会就是正义的，就是最完美的了。
接下来，柏拉图在<<理想国>>的后半部分集中描述了四种不完美的社会，包括Timarchy, 寡头制(Oligarchy) ，民主制(Democracy) 和僭主制(Tyranny) 。他指出如果一个次完美的社会执政出现错误，那这个社会就会先演变成为Timarchy，再变成民主制，最后变成僭主制，这个演变过程通常也伴随着道德的沦丧。在此，柏拉图耗费大量笔墨对民主进行了猛烈地攻击。他认为寡头制用财富作为衡量优劣的唯一标准，这势必导致穷人和富人间的战争，当穷人取得胜利之后，柏拉图说：
“穷人处死或流放他们的反对派，将同等的社会权利赋予其他所有人，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在政府中担任职务，从而开始实行由多数人统治的民主制。”[10]
在民主制度下，没有人再尊重权威，每一个人都为了自己，没有人再顾及别人的安危，任何人都可能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并做出重要的决定，这样一来，所有以前的规范都不复存在，整个社会陷入一种极端的无政府状态，“那么，这些都是民主的特征。这样的社会里五花八门，不管人和人有没有区别，每个人都得到同等对待，社会显然 《雅典的兴衰和古希腊的反民主思想(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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