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的兴衰和古希腊的反民主思想
处于无政府状态。”[11] 这种极端的自由一定造成党派斗争，并最终产生极权暴政 。“正如我刚才讲到，不惜一切代价地追求过度的自由最后一定导致民主的崩溃。”[12]
《法律》是柏拉图所有对话录中最长的一篇，全文基本上都是在描述如何建立一种介于君主制和民主制之间的政治制度，其中的很多论点是建立在对于雅典的批判的基础之上的。比如在讨论那个崭新的城市(Magnesia)是否应该建在离海岸很近的地方的时候，柏拉图认为港口国家很容易带来奢华和腐败，很显然这是在影射雅典。 文中的那位雅典陌生人是这样说的：
“如果城市建在靠近海的地方，我们会有好的港口，但也就不可能种植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农作物。为了抵御港口城市受到各种复杂、不良的影响，我们需要一个上天赐予的救星。一个靠海的国家看起来会很好，但在贸易交往的过程中，人民的心灵将会受到外界的腐蚀，公民们不仅对自己的国人不再信任，而且对别人也充满了敌意。”[13]
又比如说柏拉图认为以强大的海军为基础的国家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危机，这当然又是在暗指雅典。他认为海军(不包括舵手、桨手和船长)都胆小如鼠，因为他们随时都准备撤退到船上并逃走。然而，这些人在国内却享有极高的荣誉，那些本应该受到尊重的人(比如陆军)却得不到应有的荣誉，这样一来，整个社会就失去了正当合理的尊重和爱，那这个国家也就不可能长久了。
亚里斯多德作为柏拉图的学生与柏拉图一样都鄙视从事商业活动和手工制造的劳动者，他认为农民是更好的公民，因为他们对从事政治生活一向冷淡，很少参加公民大会，亚里斯多德在他的名著<<政治学>>中这样写到：
“农民是最好的公民--因为没有太多的财产，所以他们总是忙于生产，极少参加公民大会。同样也由于他们缺少生活的必需品而不得不整天在田间劳作，他们也不贪图别人的东西，他们在劳动中获得更多的满足，只要从参与政治生活中得不到更多的好处，他们就对参与公共事务和统治国家没什么兴趣。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只想赚钱而不是为了名和誉。”[14]
他认为一个由农民组成的国家要远远优于由城市居民组成的国家。与此同时，亚里斯多德又坚信幸福和智慧只能从思考中获得，而思考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因此理想社会的公民应该是有一定物质基础的。乍听起来，这两种看法似乎是矛盾的，但实际上前一种想法只是他迫于现实的妥协。他深知在雅典现存的民主制度里面，与其任由那些拥有一定财产的城市居民思考国家大事并积极参与政治生活，还不如寄希望他们和农民一样远离政治事务，只去关心他们各自的生计。国家只需要由少数聪明的贤人来管理就是最理想的了。
亚里斯多德认为寡头制和民主制的混合体是最佳的政治制度。他将希腊当时的政治制度归纳为三种：僭主制、寡头制和民主制。他认为民主制走向极端就和僭主制没什么区别，两者都是人治而非法治，寡头制和民主制的共同缺点是它们不可能产生出合格的人来执政。在民主制度下，每一个公民都参与政治，但显然缺乏政治智慧，而在寡头制下，执政者虽然有钱，但又缺乏高尚的道德。由此，亚里斯多德建议一种民主制和寡头制的混合政体。在这种制度下，一少部分贤人从事军事、政治和宗教事业，而其它人则去种田和进行别的生产性活动，理想的状态是这些人有公民投票权，但并不担当任何国家公职。实际上，亚里斯多德和柏拉图一样也是主张所谓的“部分平等”，两人拥有非常相似的正义观，认为个人的幸福只可能建立在正
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思想是以人天生的不平等为基石的。他们力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人生来在智力、道德上是那么的不平等，却为什么要分配给他们相等的政治权利呢？生在民主制盛行的古希腊时代，两位伟大的思想家用他们原创的思想和大量流传至今的作品做出了一个对后世具有无法估量的启迪意义的回答：雅典的民主制度从根本上违背了人类社会内在的、自然的金字塔结构，因此它造成社会的不正义，并扭曲了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从而无法维持一个国家持久的稳定和秩序。
另外，他们认为雅典的民主制度是以阶级为基础的，是一种穷人对富人的暴政，它依靠的是人的热情和幻想，而不是冷静的法律和人的智慧。雅典民众在政治生活中的狂热使得他们很容易丧失理性，进而做出草率的、不合理的政治决策。处决苏格拉底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
前面已经提到，从罗马开始，一直到二十世纪法西斯主义等极权思想的出现，源于古希腊的反民主思想在欧洲大陆和革命时期的美国始终占有主导地位。法国人所追求的恐怕更多地倾向于斯巴达和罗马，而不是雅典；美国的创建者们也同样将雅典当作一个反面的例子，麦迪逊(James Madison) 和亚当斯(John Adams) 都曾报怨民主制度所造成的社会动荡和对私有财产的侵犯。当然，现代代议民主制度的发展和实践毫无疑问地展示了民主的优越之出，尤其是美国和英国稳定的政治制度和繁荣的社会生活，更加增强了人们对于民主的信心。无论民主与反民主的思想如何嬗变，有一点我们恐怕很难否定，那就是，这种源于古希腊并贯穿整个西方文明史的反民主思想对推动人类思想的进步和政治制度的完善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作者是美国Providian Financial Corp 的风险分析师。)
注 释：
[1] 顾准，<<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p.66.
[2] 顾准，<<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p.106.
[3] Brummett, Palmira et al., Civilization Past & Present, Addison-Wesley Educational Publishers Inc., 2000, p.64.
[4] 同上, p.65.
[5] 同上, p.66.
[6] Thucydides, translated by Rex Warner,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Penguin Group, 1972, p.49.
[7] 同上, p.435-436.
[8] 转引自Roberts, Jennifer T., Athens on Trial,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48.
&nb 《雅典的兴衰和古希腊的反民主思想(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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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是柏拉图所有对话录中最长的一篇，全文基本上都是在描述如何建立一种介于君主制和民主制之间的政治制度，其中的很多论点是建立在对于雅典的批判的基础之上的。比如在讨论那个崭新的城市(Magnesia)是否应该建在离海岸很近的地方的时候，柏拉图认为港口国家很容易带来奢华和腐败，很显然这是在影射雅典。 文中的那位雅典陌生人是这样说的：
“如果城市建在靠近海的地方，我们会有好的港口，但也就不可能种植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农作物。为了抵御港口城市受到各种复杂、不良的影响，我们需要一个上天赐予的救星。一个靠海的国家看起来会很好，但在贸易交往的过程中，人民的心灵将会受到外界的腐蚀，公民们不仅对自己的国人不再信任，而且对别人也充满了敌意。”[13]
又比如说柏拉图认为以强大的海军为基础的国家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危机，这当然又是在暗指雅典。他认为海军(不包括舵手、桨手和船长)都胆小如鼠，因为他们随时都准备撤退到船上并逃走。然而，这些人在国内却享有极高的荣誉，那些本应该受到尊重的人(比如陆军)却得不到应有的荣誉，这样一来，整个社会就失去了正当合理的尊重和爱，那这个国家也就不可能长久了。
亚里斯多德作为柏拉图的学生与柏拉图一样都鄙视从事商业活动和手工制造的劳动者，他认为农民是更好的公民，因为他们对从事政治生活一向冷淡，很少参加公民大会，亚里斯多德在他的名著<<政治学>>中这样写到：
“农民是最好的公民--因为没有太多的财产，所以他们总是忙于生产，极少参加公民大会。同样也由于他们缺少生活的必需品而不得不整天在田间劳作，他们也不贪图别人的东西，他们在劳动中获得更多的满足，只要从参与政治生活中得不到更多的好处，他们就对参与公共事务和统治国家没什么兴趣。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只想赚钱而不是为了名和誉。”[14]
他认为一个由农民组成的国家要远远优于由城市居民组成的国家。与此同时，亚里斯多德又坚信幸福和智慧只能从思考中获得，而思考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因此理想社会的公民应该是有一定物质基础的。乍听起来，这两种看法似乎是矛盾的，但实际上前一种想法只是他迫于现实的妥协。他深知在雅典现存的民主制度里面，与其任由那些拥有一定财产的城市居民思考国家大事并积极参与政治生活，还不如寄希望他们和农民一样远离政治事务，只去关心他们各自的生计。国家只需要由少数聪明的贤人来管理就是最理想的了。
亚里斯多德认为寡头制和民主制的混合体是最佳的政治制度。他将希腊当时的政治制度归纳为三种：僭主制、寡头制和民主制。他认为民主制走向极端就和僭主制没什么区别，两者都是人治而非法治，寡头制和民主制的共同缺点是它们不可能产生出合格的人来执政。在民主制度下，每一个公民都参与政治，但显然缺乏政治智慧，而在寡头制下，执政者虽然有钱，但又缺乏高尚的道德。由此，亚里斯多德建议一种民主制和寡头制的混合政体。在这种制度下，一少部分贤人从事军事、政治和宗教事业，而其它人则去种田和进行别的生产性活动，理想的状态是这些人有公民投票权，但并不担当任何国家公职。实际上，亚里斯多德和柏拉图一样也是主张所谓的“部分平等”，两人拥有非常相似的正义观，认为个人的幸福只可能建立在正
义的国家基础之上。
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思想是以人天生的不平等为基石的。他们力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人生来在智力、道德上是那么的不平等，却为什么要分配给他们相等的政治权利呢？生在民主制盛行的古希腊时代，两位伟大的思想家用他们原创的思想和大量流传至今的作品做出了一个对后世具有无法估量的启迪意义的回答：雅典的民主制度从根本上违背了人类社会内在的、自然的金字塔结构，因此它造成社会的不正义，并扭曲了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从而无法维持一个国家持久的稳定和秩序。
另外，他们认为雅典的民主制度是以阶级为基础的，是一种穷人对富人的暴政，它依靠的是人的热情和幻想，而不是冷静的法律和人的智慧。雅典民众在政治生活中的狂热使得他们很容易丧失理性，进而做出草率的、不合理的政治决策。处决苏格拉底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
前面已经提到，从罗马开始，一直到二十世纪法西斯主义等极权思想的出现，源于古希腊的反民主思想在欧洲大陆和革命时期的美国始终占有主导地位。法国人所追求的恐怕更多地倾向于斯巴达和罗马，而不是雅典；美国的创建者们也同样将雅典当作一个反面的例子，麦迪逊(James Madison) 和亚当斯(John Adams) 都曾报怨民主制度所造成的社会动荡和对私有财产的侵犯。当然，现代代议民主制度的发展和实践毫无疑问地展示了民主的优越之出，尤其是美国和英国稳定的政治制度和繁荣的社会生活，更加增强了人们对于民主的信心。无论民主与反民主的思想如何嬗变，有一点我们恐怕很难否定，那就是，这种源于古希腊并贯穿整个西方文明史的反民主思想对推动人类思想的进步和政治制度的完善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作者是美国Providian Financial Corp 的风险分析师。)
注 释：
[1] 顾准，<<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p.66.
[2] 顾准，<<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p.106.
[3] Brummett, Palmira et al., Civilization Past & Present, Addison-Wesley Educational Publishers Inc., 2000, p.64.
[4] 同上, p.65.
[5] 同上, p.66.
[6] Thucydides, translated by Rex Warner,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Penguin Group, 1972, p.49.
[7] 同上, p.435-436.
[8] 转引自Roberts, Jennifer T., Athens on Trial,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48.
&nb 《雅典的兴衰和古希腊的反民主思想(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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