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民主化与漠视的政治

的帝国主义为特征，以德国的社会商业化和本世纪末美国及其合并贸易保护主义与一个自由企业体系为一体的作法受到人们的关注。 
当然，19世纪与20世纪的世界秩序有着实质性的差别。与19世纪相比，今天被全球化了的资本主义具备巨大的生产力，而当新兴的技术（如计算、生物学与传播手段）推动了任务实施的自动化并使其跨越远距离结合起来之际，它的发展与第三次科学-工业革命密切相关。积累越来越以知识为基础，越来越被非物质化和非地域化--特别是在1945年后的跨国资本主义时代和所谓信息革命当中。全球人口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有了很大幅度的增长，其中大多数实际上均受到了当今全球化进程的影响。或许，我们就此可以得出大概的看法，即，19世纪的全球化形式和20世纪的全球化形式二者之间一个关键性区别在于，后者就规模、波及面和激烈性而言要大于前者。不过，两种形式均可被看成是一个单一、不平衡和充斥着矛盾的历史性转变过程。
对那些在经济上被整合到一个更为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结构中的人们来说，当时间以经济方式受到压缩之时，政治与经济生存赖以反应的时间被缩短了。全球化的政治内容也有了不同。资本主义的另类社会组织方式起起落落。但是，20世纪也不仅包含国家活动规模和范围的增长，而且还包含了无产阶级化、多党政治以及民族-国家（现今是大小区域的政治共同体）的建设、崩溃与重建。在我们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全球化早期史（即20世纪前）的那个时期，绝大部分的跨国经济活动与贸易、原料的榨取，或者说与掠夺性的而非整合的生产或直接投资相关。尽管同一时期里全球化倾向在明显增强，但经济活动与政治社会生活的焦点基本上却依旧是"国家的"或地方的。事实上，当我们即将跨入下一个千年之际，这或许是我们时代的一种状况，其中政治生活和政治认同越来越趋于地方化和零碎化，同时也越来越趋于全球化和融合。
因此，20世纪资本主义全球化最好应被理解为一个广阔的历史性结构变化模式的一部分，它有助于塑造并赋予一个特定世界秩序类型以意义。它并非一个完善的，或者说充分实现的社会和政治转变。尽管二战以来的社会和经济进程及其连带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以及它理性化和社会合理化的特殊形式）有所扩张和深化（在科层制构成的国家形式、市场力量、占有性的个人主义与大众消费文化意义上），然而我们距一种最大化的普遍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尚有一段长路，那时的市场规训实际上是自主的，而国家形式的面貌渐渐彻底地被"市场化"和商品化了，社会认同和利益会随之渐渐简化为自我等于理性经济人这一公式。事实上，正如我即将指出的那样，在多种文明组成的世界当中，一种完善的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从形式上看不仅是一矛盾，而且是一种逻辑不可能性。 
近些年来，全球化这个术语越来越频繁地为学者、政治家、商人和媒体所用。虽然这个术语对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东西，但本章中我具体感兴趣的是伴随着国际化的全球化进程或曰跨国流动资本力量统治的方方面面。此类资本力量的增长--它与劳动相关，以其重构某些观念、认同、利益和国家形式的方式--构成了全球化进程的基本社会内容。在全球化的最近阶段，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保守政治力量有所上升。如果我们以全球化这个术语来指资本力量之社会和地理扩张的最近阶段（一个或许可以追溯到1688年英格兰光荣革命的过程），那么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化则是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内和之间发展的。它扩散到了--在相当不同的社会状况和环境当中--第三世界与前共产主义国家。因此，在本章中，我所分析的全球化形式具备了达到某种程度的新自由主义特征。
在斯特朗格（Strange，1990）称之为"商业文明"的话语当中，商业被认为是借市场竞争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操作和持续不断的利润追求来行使或者无意间行使着一项文明使命的。简而言之，在这种自由主义的世界观中，经济力量被表现为拥有潜在的世界走向和近乎于自然力的东西；它们被表现为超越或高于政治与形式之上的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的基本结构。以全球化为其核心观念之一的商业文明概念是一个相对广泛的新自由主义话语的组成部分，后者暗示，伴随着某种"企业文化"和"市场规训"的增长，审慎的美德、责任、完善的管理与社会进步将多多少少按照自然而然的方式为所谓后冷战时代一个"新"世界秩序提供形态和方向。[3]
全球化术语及与之相连的商业文明概念的这种用法，在一组为阶级支配形式（如资本）辩护并使之合法化的观念意义上，是意识形态的；就其神化诸如市场这样的复杂社会过程与制度而言，它是抽象的。这一派思想的拥护者们时常试图把对世界秩序之社会与空间模式的一种宽泛而不时发生扭曲的改造等同于社会进步的观念。这样的全球化概念可能充当着跨国市场力量、资本权势与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霸权的一个话语补充。此外，只要它的扩散伴随着其他文明形态及可能性的毁灭与改造，那么商业文明这个词语就不得不被看成是一个矛盾组合体。文明化包含对其他生活和社会组织方式的一种尊重和容忍。虽然人们不得不对相对强大生产力带来的社会进步给予明确的赞赏，但早期或当代文明中的可贵方面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遭到了更为根本性的剥夺，从而被商业化了。[4]
在经合组织国家的日常政治话语中，全球化被广泛地表现为不可避免的，如其不受欢迎的话。事实上，这一话语借助于国际媒介公司的全球性传播得到世界范围的反映和强化，后者常常为政治保守的新自由派们所控制（例如Rupert  Murdoch的国际新闻）。这一信息因日趋普遍的广告和活动的召集得到加强，后者注重文化与世界杯足球赛这样的体育事件所体现的个人主义和消费的美德。由此看来，全球化话语从意识形态上有利于跨国资本的扩张，尽管某些跨国公司（如军事工业）可能会对越来越激烈的竞争的来临和国家支持与保护形式的丧失这些削弱其赢利能力的因素而感到恐惧。
全球化潮流出现在一种军事单极化与政治经济多极化的情境当中。虽然俄罗斯最近被接纳到被称为八国"政治"--俄罗斯没能坐上"经济"的高位--集团的大国俱乐部当中，但国际政治仍旧以寡头（如八国集团）和有等级划分的权力结构为特征。在共产常国家崩溃和海湾战争之后，以美国为首的八国集团开始重新构造其军事势力和联盟结构（Gill，1991）。当先前的红军开始溃散，后苏联时期的军事处于实质上的混乱状态之时，美国及其盟国则试图将其灵活反应和迅速发展的势力扩展到世界其它地方。进展缓慢的变化把德国与日本也卷入到集体性的军事操练当中，这时常为联合国维护和平努力所掩盖。与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提出的"新世界秩序"平行的是，八国集团在许多国家的经济与政治改革中占据的分量有了明显的增加，尤其是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政治道路归于破败之际。如今，第三世界国家和前苏联阵营经历着一种新的经济统治形式，这次则是由一种新殖民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所操纵的：八国"经济"集团、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
然而，人们或许会认为，由新自由形态的全球化招致的矛盾正推动着大量政治选择的形成。这样一些挑战将使多种不同的全球化概念成为必要，它们建立在对一个正在浮出的全球市民社会和一个全球层面上得到革新的权威和治理形式的民主化之上。对全球透过远距离观察的大众们来说，体现消费文化的大众媒体也显示了成千上万非洲人的苦难--在金融与交易市场令人困惑的旋转、一波又一波的破产和连续不断的失业以及遭受腐败指控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家们当中，而这统统出现在自由企业的名下。
驾驭经合组织诸国政治经济的最为显著的行为原则是为最大多数具有政治影响的消费者和公民提供最大限度幸福的尝试，他们是富有的、政治上居中的少数。在相当多的国家里，这些人对支撑权力寡头的构成因素起着关键作用。虽然这些公民中的许多人--及其领导者--常常对他人的命运漠不关心（参看本章开头引述葛兰西和索尔仁尼琴的话），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比起其它许多人来生活得更好。我仅仅是说，他们的物质环境相对世界社会中的大多数而言更为舒适且受到了更好的保护。然而，他们自身的安全感遭到的威胁--及其对社会、金融和生态风险之普遍性的感受--近年来有所上升（例如，反映在世界范围的自杀和压力水平的增加上，它们与犯罪、疾病、失业和个人腐败的恐惧联系在一起）。不过，尤其在美国这样的国家里，这种境况越来越建立在政治上"多数人的不参与主义"--即建立在政治冷漠和低层的服从之上；它是一种或许无法行之太久的不参与主义。例如，在美国，身处加尔布雷斯（Galbraith，1992）称之为"富足文化"之中的人们牢牢地守护着他们的金融特权（如，政府为每一个达到100，000美元的个人银行账户提供保险--而穷人和大多数中产阶级没有如此多?拇婵睿?Ｈ绱酥?螅?碛刑厝ǖ娜司屯??牌?巳魏我恢制毡榈纳缁嵩鹑胃小Ｋ?堑敝械男矶嗳俗≡诜獗盏木铀?-就是说，其复杂之处类似于中世纪的城堡，拥有自己的私人保镖和电子保卫系统（Davis，1990）。加尔布雷斯指出，这些人在面对社会上其它的人们时怀有一种"戒备"心态。因此，尽管美国存在着近乎普遍虔诚的上帝信仰，但身处富足文化当中的人们并不主张针对贫穷的市中心的捐助和社会投资，反而支持针对穷人的一种惩罚性劳动福利计划。此类态度相似于英国19世纪有关穷人法改革的争论。
然而，这种政治境况或许正在转变，尽管不必以进步的方式。对现状的反抗表现为对传统主流政党的一种厌恶（如美国的Ross  Perot），或者表现为一种更为反动的动员。伴随抗议的是对秩序、稳定和廉洁政府的呼吁，欧洲极右翼和新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使其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举例来说，在意大利，自从新法西斯主义的MSI（意大利社会运动）在1994年成为贝鲁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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