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民主化与漠视的政治

民主化与全球化

与全球化潮流相连的是一个悖论：商品化和市场力量的扩张造成了社会分裂的后果，但它们显然又与暗示着全球范围更高程度政治平等的民主化传播联系起来。不过，这个悖论并非像看起来那么真实。在过去30年间，我们目睹了自由民主形式在不同环境中的传播（如20世纪70年代的南欧、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和非洲、20世纪80、90年代部东欧和中欧部分地区）。在此期间，自由民主制度的诸形式方面有了一定的传播（自由选举、言论与结社自由、政党多样性及其它权力和责任的宪法保障等等）。然而，与此同时，社会不平等、公共社会设施（即教育与公共卫生）的缩减以及经济再分配形式（如，社会福利与失业保障体系）出现了大规模的增长。这意味着，在许多国家，更高程度的政治平等--民主制的核心--得以建立的社会和物质基础遭到了削弱。形式民主化也伴随着权力关系（即有组织劳动的削弱）的重大变化。
新自由主义话语倾向于以某种特定的方式来理解民主化。由希腊城邦发展而来的直接民主，一个包容的和秉持公心的公民群体（妇女和奴隶不是公民），身兼立法者和公共管理者（抽签选举）双重角色，这在一个基于大众的社会里通常被认为是不可能的。政治民主制被新自由主义者们理解为民主制与选举竞争的一种精英形式。因此，按照熊彼特的观点（1976），对（定期）选举出来、之后行使统治的领导者（代表）来说，民主制度变成了一种间接的机制。这位《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制度》的作者感到这样的领导者须从"一个社会阶层中选出，这个阶层自身便是一个严格选择过程的产物，视政治为当然之事…[与领导们一起]成功通过其它方面检验的库存产品--好似私人事务当中的学习过程。"（Schumpeter，1976：291）。民主在这个意义上是间接的，倾向立足少数人的主动对多数人的统治。因此，自由民主化并非直接的民主（无论是城邦还是基层的）；它是政治平等制度化尝试的一种间接的，从而是被削弱的形式。这样以来，它便包含着有限的参与、义务和政治责任概念。以下自强到弱是李维莱（Lively，1977：30）所列有关民治要求的一个名单。（熊彼特的定义可能仅仅满足4-7 条，或者确切地来说，只与第6和第7条相符合。）

1、所有人都应当参与统治并被纳入到立法、基本决策、法律运用以及公共管理当中。
  2、所有人都应当亲自介入关键性的决策--如制定基本法律与政策--当中。
3、统治者应当对被统治者负责，有义务说明他们对被统治者所采取之行动的正当理由，并且可以被统治者推翻。
4、统治者应当对被统治者的代表们负责。
5、统治者应当由被统治者选出。
6、统治者应当由被统治者的代表们选出。
7、统治者应当依据被统治者的利益行事。

对于许多新自由主义者而言，"政治"因而是这样一个行为领域，其行为给予公民群体中那些被启蒙者和/或有产者以不成比例的（不平等的）分量--一个同洛克思想一致的观点（1965）。另一方面，在"经济学"领域，一种在市场中投票的消费者的民主制被认为非常可行。事实上，一些新自由主义者指出，由于技术与信息处理的优势，金融市场以类似于城邦的方式运作，并对政府的信誉和作为给出即时的判断和评价。糟糕的政府倾向于驱散资本，而良好的政府则吸引资本的流通。我们的耳边因而时常回响起（例如，来自银行家Walter  Wriston[1992]所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的商业黑格尔一翼）一种"新信息标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声音。厄里斯顿略带夸张地宣称，这一标准比起19世纪的国际黄金标准而言能够更加自动地"规训"政府。他指出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是某一特定政府的政策、可信度，事实上是其政治方向一个即时的参照。在这个例子里，制度投资者与证券经销商们扮演着类似市场"全球民主"中的各个政党和代理者的角色。 
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内外的社会不平等现象有了大幅增长。实际上，据联合国统计，20世纪80年代，世界上10%最富有的人与10%最贫穷的人之间业已形成的收入和财富的巨大鸿沟扩大了两倍：

1960-1989年间，世界上最富有的五分之一人口占全球收入的份额从70%增加到了83%，而世界上最贫穷的五分之一人口所占的收入份额则从2.3%下降到了1.4%。特定国家内收入分配变化的统计也呈现出类似不平等现象持续增加的图景。这个值得注意的过程亦可在多个地区看到。尽管亚洲某些地区近二十年里的增长显著，但大多数非洲国家在为争取部分世界财富而展开的日趋尖锐的竞争中被相对较远地落在了后面。1970-1989年间，亚萨哈拉非洲占全球贸易的比重从3.8%下降到了1%，而该地区的外国投资下降则非常明显。（Ghai  and  Hewitt  de  Alcantara，1994：9）

这些统计数字将表明，在金融市场中，对政府政策的日常市场参照介入的程度极不均衡且不平等--根据定义，穷人少有可供支配的资本用来投资，因此在厄里斯顿的世界里他们从经济上被剥夺了资格。另外一些研究则表明，当社会和教育设施部分地因削减政府预算的压力和平衡为金融市场和"新信息标准"所支配的财务而减少之际，面对困境所做调整的一个不成比例的负担便落在了妇女、儿童和社会中的弱势成员（老人和残疾人）肩上。尽管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的处境面临着种种障碍，但被压制的阶层--包括全球政治经济中被边缘化的人们--面对自身遭受的压迫既非漠然，亦非消极。事实上，这些人有能力去削弱和打破特权阶层的生产和消费循环，以及世界社会中"满足"的大多数所享有的安全感，尤其是在一个全球性的政治经济当中，后者基本上是围绕着或者由一定数量包含富人同样也包含着穷人在内的人口高度密集的城市化地带组织起来的。
新自由主义全球层面的宪法主张构成了居于国内层面上的熊彼特精英主义民主理论的对应物，只是它所它包含的统治形式，就参与方式而言，比起国内层面上的自由民主显得要更为间接和更具选择性一些。制度和宪法的指令重新得到设计，以期能够维护新自由主义的安排，比如说，它给予少数人的资本利益以更大的否决权，并使得未来的某种政治变化更为困难。宪法条款的改革意味着（未来）政治家们对财政与金融政策或贸易保护主义（即，提供社会保护以免世界市场力量侵入）的操纵余地有了束缚。我所指的有关此类"经济宪政主义"的例证便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马斯特里赫条约、以及最近的关贸组织乌拉圭协定。这些安排的设计是为了以具有约束力的限制或规则补充市场规训，阻止当选的政治家们运用大范围的政策去保护国家和地方的利益。我称之为"新宪政主义"的这些改革措施，是国际流动资本结构性力量增长--即在世界层面上的资本重构--的直接政治对应物。
与19世纪70年代早期和中期相对应，在经济事物中，新自由主义之类的观念和主张开始标志着制度与决策重塑的正统。其实，一些新自由主义政策最忠诚的感化者便是对西欧福利国家取悦工人、保护不良企业的做法提出批评的东欧前共产党国家。另一些信念更为坚定的经济新自由主义者则出现在第三世界国家里。[5]如大卫·劳（David  Law）所说，许多与此话语相关的观念在20世纪70年代并非那么新颖。比如，贸币主义便建立在贸币数量理论之上，多依靠市场力量，少依赖国家计划则是与亚当·斯密对重商主义的批评有关的一个旧思想。甚至私有化亦并非一真正的原创性观念。
不过，可以称得上是比较新颖的东西则是上面提到的与国际规则的约束、跨国组织的重组、以及政府机构的定位有关的改革。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设计是为了与商业文明（即英国和前共产主义国家借助于新的刺激保护体系在国内培植一种"企业文化"的尝试）及市场规训的形式求得相互适应。如，国家机构的设置是为了与服务设施中涉及私人的部门相适应并像市场动物一样行事。 
诸如此类的发展在我们对社会的体验和理解、对未来的感受方面具有丰富的启示。在许多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国家里，这种情况尤为真实，因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伴随着一种经济停滞或萧条（以及前共产主义国家一种灾难性的经济崩溃），尽管东亚和20世纪90年代早期以前的日本经济有了迅速的增长。无论是在国家还是在全球范围之内，在这一全球性的重构过程中，输家和赢家显而易见。
与此同时，许多国家的民主成就是真实的，尽管它们可能是脆弱和破碎的--用葛兰西的名言来说，它们或许还未能深深嵌入到一种发达的、参与性的和民主的市民社会所形成的"堡垒和工事"之中。因此，民主潮流，如其得到深化，即可被证实为资本主义全球化重塑当中的核心因素。许多国家自20世纪50到70年代出现的对战后社会契约的威胁和破坏，有助于一种得到革新的民众自我组织的产生，从而使他们免遭了市场和其它改革所带来的毁灭性后果的侵害。虽然大国间表面上显得无力（即，七国集团无法维持国内法治和全球经济的有效管理），但看似无力者的力量却在增长（Sakamoto，1994）。甚至是世界社会最贫穷的成员也在政治上联合起来反抗他们的压迫。这并没有夸大事实，如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人们目睹了基层组织的大量涌现、非政府组织（NGOs）的繁荣以及非正式、半自发的反抗网络的增长。这种"来自底层"的政治活动或许构成了产生于正在浮现的世界秩序条件之下的一种主要的、尽管不必是革命性的变化，或许是在更为民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