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民主化与漠视的政治

方向上。
在此语境中，至关重要的是强调一种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市场乌托邦视界（与商业文明的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无论从理论上还在实践中均不可能达成--这不仅仅是因为某些类型的商业企业（即大规模的、垄断的或寡头式的公司）试图系统性地限制而非推动市场竞争。这类全球化暗示的社会的纯粹商品化从根本上来说是矛盾的；它意味着整个市场机制大厦赖以建立和依靠的社会和文化基础的崩溃或毁灭（Hirsch，1976）。其从政治上不可能达成，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流动它会招致表现在政治斗争当中的策反运动和力量，它结合了一种旧秩序与一种新的、"正在浮现"的世界秩序的诸多因素。因而，在这个意义上，"正在形成的"一词表达着某种多义而不连贯物的事物，概括马克思的话来说，因为群众创造了历史，尽管往往是在不由他们自主选择的情况之下。
从往往非常限于地方的转向国家、地区乃至全球维度上的变化，以国际协同计划方式展开的再调节和长远观点也需要予以民主化，并对伴随全球化近阶段而来的社会分离倾向加以遏制，进而需要在全球政治当中创造出一种责任的伦理。民主化的标准（包括被理解为一种真实社会选择能力的实质和品格）能够被用来评判正在浮现的世界秩序中全球化的主导力量是否公平和可以维持与否，是公正的抑或是社会分离的倾向。这一标准同样可以被加诸一种正在浮现的反霸权政治上。世界政治中的新社会运动的目标应当是，发起一场增强人类能力的过程，它能够推进一种更为切实的、无论是国家结构还是市民社会的民主化。这一双重运动必须既是地方的，又是全球的，它意在为建立于一种包容基础之上所有人构造出真正别样的选择。面对肆无忌惮的全球市场力量的社会分离逻辑，它或许会被看作是20世纪政治与社会第二次"双重运动"的一个核心和有益的组成部分。

一种全球化世界秩序的社会病理学

留心于民主问题，我们或许会观察到，全球政治经济--全球化的社会基础--由一定数量布罗代尔（1981）所说的"世界城市"所支配，而且集中在并围绕着它们被组织起来。这些城市包括对现存全球金融结构（流动公司与富裕的个人免缴税款的能力）起着关键作用的主要金融中心纽约、伦敦和东京，次一级的法兰克福、巴黎、洛杉矶、多伦多、圣保罗、悉尼、新加坡以及香港，还有位于卢森堡、瑞士和加勒比的缴税港。华盛顿特区、范围稍窄一些的纽约、巴黎、日内瓦和维也纳代表着对国际组织的过程和美国国家机器及其军事-智能设施之规训能力进行管理控制的核心。[6]美国体系中的人员变换和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贸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出现，意味着我称之为进出华盛顿的跨国资本主义全球精英核心成员间的一种稳固循环。（Gill，1994b）
大体上来说，世界城市间的相互关联赋予全球政治经济一种某种程度上的等级和协同。为数不多的城市和城市化地区（及其毗邻的后方）构成了主要的生产和消费中心，驻扎了大批的公司总部及其子公司。不过，跨国公司有组织的控制、研究和发展功能则通常位于北美、西欧和日本，即所谓资本主义力量和财富的三元，尽管总部设在上述地区以外的跨国公司数量也在增长。换言之，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享有特权的地区自身也构成于一种复杂的等级制中，与全球劳动分工表面上所显现的相比，金融与知识的生产较为集中在数目更少的中心。
这些中心间的关联是复杂的，在此不能详加讨论。但是，上述关联不只是功能性的--还是社会性的和政治性的。它们不仅因投资和贸易的交叉模式、信息网络和通讯设施，而且还因三元统治阶层的不同派别与在其它地方所形成的政治网络得以巩固。
这些网络是正在浮现的跨国阶层形式的原型，它结合了公司部门的一些"特权"工人（那些人拥有工作保护和高额工资）和另外一些靠跨国生产和金融过活的工人，形成一个跨国的历史性阵营（Pijl，1984；Gill，1990）。尽管这一阵营之间存在着种种的竞争和冲突，但它们依然使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模式的全球化了的资本主义得以稳固。（例如，德国和日本资本好像就不那么全心全意地支持英美的经济自由主义）
如19世纪大部分时间的情况相同，三大统治阶层彼此的共同之处要多于它们与其各自社会中的大众的共同之处。不过，与那段时期形成对照，广阔的无产阶级化过程意味着受压制阶级某些利益的积聚变成了政治生活中一个力量多数。于是，这些享有特权的生产和消费孤岛按照等级次序组织起来，并在国内外得到政策上的实施（往往通过与相互结盟或冲突的伙伴们协调一致的美国军事力量完成），从而受到了免遭世界社会边缘化群体侵害的保卫和庇护--一种病理学情境。
这一享有特权的孤岛被贫穷、危机和暴力的巨大海洋包围着。处于这样一个世界当中，其中约有数亿人生活富裕，而同等数量的人却在饥馑的另一端。显然，第三世界的社会不平等要远远大于享有特权的经合组织国家。在许多第三世界的国家里，启示录中的牧人们以战争、暴力、疾病、瘟疫和饥荒的方式来攫取土地。对世界上相当多的人们而言，他们的状况常常要远糟于15到18世纪的城市，特别是乡村民众所经历的苦难（布罗代尔，1981）：

许多政府如今依然不能使人民甚至是最为根本的需求得到满足。1，300，000，000人得不到安全的饮用水；880，000，000成人不能读书写字；770，000，000人得不到维持积极劳动所需的充足食物；800，000，000人生活在"绝对的贫困"当中，缺乏甚至是基本的生活必须品。每年有14，000，000儿童--年出生数是其10%--死于饥饿（McNeil  等，1991：6）。

1990年约1亿以上的人遭到饥饿之苦（《卫报副刊》，29，5，1992）。在西欧国家，我们同时目睹了反映在欧盟"啤酒湖"和"黄油山"现象当中的非同一般的食物过量生产。在北美，营养不良的主要形式即由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们的过度饮食所致。
再者，第三世界国家里童工随处可见（欧盟和美国也在所难免）。世界人口中的大多数年龄在18岁以下，且生活在第三世界。这些年轻人绝大多数丧失了独立生活的可能性及其进行社会选择的前景，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在19世纪80年代，社会经济调整负担的分配至少比起19世纪50、60年代而言尤为不均衡。19世纪80、90年代结构调整的负担越来越被置于妇女和孩子们的肩上（妇女承担着大约2/3的家务和第三世界国家"正式"和"非正式"经济部门的工作,Feldman  Beneria  1992;  Wallace  March,1991）。这引发了不仅是发展的而且还是社会生产的全球性危机课题，只要我们认为家务构成了一个关键的社会情境的话。今天，我们正在目睹着一场全球均衡发展的危机--一场真正的全球文明危机。它包含着强者对弱者发动的一场反革命。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里，城市化进程和经济衰退伴随着社会混乱、失范与虚无主义（Vieille,1998）。

对漠视政治的反思

正当全球政治经济在资本主义重建的速度和地理范围方面加剧增长之时，我们看到了以往政治选择的破产，一种历史性的倒退，此间的种种变化与政治经济和宪政主义的无政府观念联系在一起。新的权力话语试图对街道、乡村和城市--全球化压力、束缚和矛盾聚集和展开的场所--中的纷争施之以规训。拉美、非洲，而今是前苏联国家的结构性调整加剧了许多国家能力的崩溃。然而，以上讨论的复杂过程也形成了新社会运动和对新自由主义信念不失时机地提出挑战的政治党派。
并非上述一切政党和力量均将代表世界政治的有益潮流。如俄罗斯极右势力就将是恶的因素。在东欧国家，新自由主义市场化的重新引入正在引发一种混合着广泛的失望、怨恨和忧伤的情绪，某种程度上，它们反映为民粹主义、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以及土匪主义。例如，在俄国，当核电站开始衰落和溃败、国武库被武装歹徒劫掠之时，市场化的概念越来越多地与绝望、犯罪和暴力的大爆发结合在一起。市场被重新引入到一个法制和秩序普遍崩溃的语境当中，而其重新引入是一场根本性社会危机的一部分。[7]
其实，特权阶层内部的各个级别在行将浮现的世界秩序的政治和社会方面存在着纷争。举例来说，适合资本主义的不同国家形式模式（包括德国的社会市场模式，雅克·杜勒斯的欧洲社会民主模式，及日本补充性的国家商业主义）是英美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义（在西欧，为金融和自由贸易的模式）的竞争者及其重建前共产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的视界。欧洲大陆和日本模式的部分优越性诉求常常以它们寻求推进的更为强大的社会凝聚性和历时长久的框架形式表达出来。新自由主义愈是能够在争得适合资本积累的国家形式的斗争中取胜，那么社会的不平等--包括性别上的不平等--就愈发趋于深入，而政治冲突也就愈发激烈，这或许并非是偶然的现象。
当这一切与第三世界的混乱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它便为思考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能否在社会和伦理上得以维持提供了依据。然而，世界在经济和生态方面越发相互依赖。政治混乱和日趋分离的现状正在推动着无法阻止的移民潮流。迫于巨大的压力，保护特权地区的政府将要应对或包容这样的压力。遏止这样的移民潮流，行将浮现的世界秩序需要一种更为公正和平等的经济和政治结构。 
不过，尽管存在着种种其它的民主化迹象（即在一些官僚专制的资本主义国家如南韩和程度稍弱的台湾那里），右翼民粹主义与形而上学的和社会类型的原教旨主义复兴（在此意义上类似于19世纪30和90年代）却有了广泛的增长。许多前共产党国家已经出现了各种反动和专制的重要迹象，尤其是在常常由经济衰败所推动的共同体间的暴力和政治混乱频出的语境当中。在中国，随着19世纪70年代以来大规模、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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