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民主化与漠视的政治
速的经济增长，商品化和民主化连带的诸多矛盾自然而然地纷纷浮出水面，其经济状况仿佛居于彻底失控的边缘。
无论中国还是七国集团的领导人们显然不能够容忍域内挑战现状的新生力量的兴起，不能够逆转无处不在的失望情绪和对"规范政治"的疏远，尽管如此，第三世界正在担负起自身生存的责任，而且开始行使反映其自身利益和认同感的社会选择。在此，我们看到，原本是防范性的反应变成了某种更为创造性的、参与的和有机的东西--一种形成了其自身责任伦理的发展。在第三世界的许多地方，在看似无能的人们对压迫他们的力量发动的默默革命（Cheru，1989；Scott，1993）当中，新型的政治正在形成（其中的一些相对隐蔽且超出了传统政治行为的概念之外）。看似无能的人们的另一力量标志，便是新式的地方政治组织和开始出现在穷人和边缘化群体（即北、南美和部分亚洲地区的土著）当中的多边主义。此外，许多国家还拥有多种形式的地方合作、协会和规划。在对外干预（部分反映着浓重的和平利益）、经济自由主义（即如反映在有关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关贸总协定批准事宜的争论当中）和环境事物（美国的非政府组织位于迫使世界银行能够对社会和环境产生反应的压力前沿）问题上，美国的公众舆论持续发生着纷争。重要的是，将这些地方和跨国机构连接到一个全球性的政治进程 当中，使它们与劳工组织和全球市民社会的其它进步因素关联起来。这将会有助于为一种"新多边主义"奠定基础，它在1992年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和1995年哥本哈根世界社会峰会中得到部分反映（Gill，1994c）。
这些例证，特别是来自那些通常被认为遭受最大边缘化和排斥的群体的例证，强调了人类能够在一种集体政治意志形成得以展开的地方创造不同选择的能力。在此意义上，重要的是准确地运用漠视政治这个标签，将之用在真正表现出它的那些人身上。
但是，同样需要的是给予左派以更多的帮助，使他们能够创造出新的政治联盟和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选择，从而为国家和市民社会的民主化以及新的权威国际化形式重新构筑一个更为合法的基础。这个问题极为复杂，它不仅包含对物质力量的重组，而且还包含对发展新制度结构与长时间构架的资源和能力的动员。以上热情的核心在于一种责任伦理，以及对存在于不同社会与文明之内或之间的差异的容忍。我们需要从对抗新自由主义力量的防卫同盟和冲撞的一种毋宁是经济主义的意义转向一种超越物质主义消费与无情竞争之上的世界社会的新形式上来。这里存在着一种创造一个更为合作、平等、公正和持久的世界秩序模式的需要。仅有反抗的观念是不够的。左派的眼界应当更为灵活、更富于创造性，因此亦更具革命性，即使它要受制于在可能的范围内运作的需要。在过去的20年里，传统左派常常失败在不能于民主问题上引领潮流--部分地因为左翼党派和政府的许多组织的和政治的结构自身本质上是精英主义和集权主义的。在此意义上，左派力量需要革新，需要更为认真地对待他们对自己所要代表的民主原则的介入。此乃超越一种纯经济的、防卫的和毋宁是眼界单一的政治，走向一种更趋完善的、可 能的和可欲的世界秩序观念的前提条件--民主的一种全球化形式。
这并非意味着对无法实现的乌托邦的寻求，尽管它的确意味着一种不全囿于防卫心态的思考形式。可能的界限不受"寡头政治之铁律"的约束，不取决于正在走向全球化的跨国资本的精英们。尽管全球化精英中的一些核心知识分子相信他们是这个星球未来的保证，是"可持续增长的公共之善" （Nye在1991年为三边会议提出的报告；参看吉尔，1994b：189），但他们所希望统治的大众既非懒惰、无动于衷，亦非对自身的命运漠不关心。再者，这不仅仅是在最近的全球政治经济重组过程当中遭受苦难的工人和农民--成千上万的企业在1989到1992世界性萧条之中也纷纷走向破产。举例来说，在经济主义的或曰"公司"的分析层面上，一些企业部门需要不仅使其免受国际竞争而且使其免受市场不稳定性影响的保护，以便为长远的、高花费的固定投资制定规划，允许工人培训和创造更灵活的网络这样的事情得以进行。
从反对霸权的观点出发，首先应予以提出的问题是，企业的哪一部分能够成为某些工人组织与其它进步因素的潜在同盟？它们将在何种环境中求得生存？19世纪30年代，瑞典农场主及小规模的资本主义部门在联合工人营造社会民主的提升和所谓的瑞典模式方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被奉为成功的、民主的和包容性积累形式的一个例证。某类企业可能受益于环境调整，而另一些则能于金融调整中得到好处。同样的调整或许能延伸到公共生活的伦理标准，以便于打破政治腐败、新自由主义政府与仿佛一场瘟疫席卷19世纪80、90年代的食利者政治之间的关联。在此，还部分地存在着一场金融（或食利者）与生产主义观点以及为后者所必需的时间框架之间的斗争。即使在制造过程的内部，不同工业（即那些包含着更高技术和资本更为密集的工业与那些劳动更为密集因此也更容易遭到第三世界廉价进口伤害的工业）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这样，在保护性措施缺席--为最近的关贸协定所禁止--的情况下，工业力量将以不同的方式对劳动问题做出反应。生产智能软件的高技术公司将吸引和保留高技术工人，提供良好的福利举措，还可能对工人组织采取一种相对宽容的观点。在资本密集的汽车工业当中，劳动支出仅占总支出量的10%，结果，工人得到了较为优厚的收入和一种合理的工作安全度（至少到19世纪80年代为止），这部分地缘于传统上组织良好的工会。从逻辑上讲，破坏独立工人组织的企图和敦促取消最低工资以及较少调节工作场所的卫生与安全，这会更吸引那些遭到贸易自由化及诸如服装贸易这样的廉价进口最大威胁的工业。
居中偏左的政党需要仔细斟酌这一形势，与某些工业部门保持联系，以便为重新调整的行动争取一些必要的支持。在此，作为社会有机体的分离与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安全感的结果，经合组织国家里包括高收入者在内的中产阶级的焦虑与日俱增。许多经合组织国家的青年失业现象，显然将要变成一个令人棘手的问题，甚至殃及到特权阶层的后代。这意味着使新自由主义政策合法化被证实是更加困难的。在这个意义上，新自由主义吞噬了自己的子孙。一种普遍的焦虑和不安越来越广泛，并和所谓的北南之分交叉在一起。铭记于此，共同体和基层组织在世界许多地方纷纷涌现，而其余的种种发展则表明，真正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选择和严肃的政治正在被创造出来--尽管这些条件同样被证实为宜于法西斯主义的复现。
于是，一种阐释19世纪90年代的政治变化的方式便是将今天世界政治舞台上的社会运动与19世纪30年代的做一个比较。在19世纪30年代，诸多"生产主义"的因素（不只是工业和农业工人，还包括企业）主张进行社会保护。这在一些国家里部分缘于工人的权力和组织。而在另一些国家，组织起来的工人力量十分微弱，这为法西斯主义与纳粹主义（他们试图摧毁左派、破坏独立的贸易联合体）的并行发展以及许多国家的专制主义提供了解释。因此，诸多新型的国家形式出现在19世纪30年代--一些相对比较民主，而其它的一些则十分相反。法西斯主义的转向与更加趋于管制的、干涉主义的和卡特尔化的资本主义形式的巩固同时发生。这一定程度上甚至出现在英国，而上述这些国家主义倾向以战后不同的福利民族主义国家形式在经合组织国家中得到了加强。布莱顿伍茨会议就寻求在国际层面上约束食利者的力量做了安排（Helleiner，1994）。
最后，需要新的集体力量概念--它不仅可以被用于地方或国内，而且还可以被用于国际层面上。比反抗权更为重要的是与动员民众创造可行且可付诸实践的不同选择以及进行社会选择的能力联系在一起的更富建设性的权力概念。此类动员对世界范围内资本力量的民主化是必须的。市民社会和国家的这般民主化没有必要取消市场，或者，事实上没有必要以专制主义观点的国家计划替代作为一种制度的市场。不过，这的确意味着社会因而也是市场的构成越来越不以人类生活和自然的纯商品化倾向为前提。因此，在认同和扩展全球共通的思想之际，需要付出努力去扩大对共同领域和设施的控制，并使之本土化。虽然地方控制和责任至关重要，但是，在这一例证中，考虑到土地和自然资源的使用要使政策能够以适合于全球环境可持续性的方式展开，一些跨国规划与合作的形式也是需要的。
当社会运动被重新动员起来，新的联合得以形成之际，我们或许正处在波兰尼的双重运动的19世纪80年代版本当中。上述社会运动中的一些将寻求保护社会使之免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力量无法遏制之逻辑的侵蚀，对抗于人类的可能性和尊严首先为消费过程所规定这一禁锢的观念。更具建设性地来说，此类发展（其本质上将是不确定的，没有一种目的论，一个终点，或者说一个有关进步和人类完善性的动态的神话）将包含人类自主性及这个星球上越来越多人的社会选择能力的扩大。要想使之成功，不仅需要观念和网络，而且还需要制度和物质的能量、资源的获取和显现为多种方式的满足民众广泛需求的能力。这些可能性的核心是愈来愈强烈的站在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公民立场上反抗少数特权人士的冷漠以及担负一种全球性责任伦理的意愿。这将会创制出一个完善的"伦理国家"或一个必要的"好"社会。它将为新的全球治理模式、政治参与和责任的新原则与过程提供最低限度的标准。漠视将不再是少数特权人士能够随意采取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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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中国还是七国集团的领导人们显然不能够容忍域内挑战现状的新生力量的兴起，不能够逆转无处不在的失望情绪和对"规范政治"的疏远，尽管如此，第三世界正在担负起自身生存的责任，而且开始行使反映其自身利益和认同感的社会选择。在此，我们看到，原本是防范性的反应变成了某种更为创造性的、参与的和有机的东西--一种形成了其自身责任伦理的发展。在第三世界的许多地方，在看似无能的人们对压迫他们的力量发动的默默革命（Cheru，1989；Scott，1993）当中，新型的政治正在形成（其中的一些相对隐蔽且超出了传统政治行为的概念之外）。看似无能的人们的另一力量标志，便是新式的地方政治组织和开始出现在穷人和边缘化群体（即北、南美和部分亚洲地区的土著）当中的多边主义。此外，许多国家还拥有多种形式的地方合作、协会和规划。在对外干预（部分反映着浓重的和平利益）、经济自由主义（即如反映在有关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关贸总协定批准事宜的争论当中）和环境事物（美国的非政府组织位于迫使世界银行能够对社会和环境产生反应的压力前沿）问题上，美国的公众舆论持续发生着纷争。重要的是，将这些地方和跨国机构连接到一个全球性的政治进程 当中，使它们与劳工组织和全球市民社会的其它进步因素关联起来。这将会有助于为一种"新多边主义"奠定基础，它在1992年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和1995年哥本哈根世界社会峰会中得到部分反映（Gill，1994c）。
这些例证，特别是来自那些通常被认为遭受最大边缘化和排斥的群体的例证，强调了人类能够在一种集体政治意志形成得以展开的地方创造不同选择的能力。在此意义上，重要的是准确地运用漠视政治这个标签，将之用在真正表现出它的那些人身上。
但是，同样需要的是给予左派以更多的帮助，使他们能够创造出新的政治联盟和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选择，从而为国家和市民社会的民主化以及新的权威国际化形式重新构筑一个更为合法的基础。这个问题极为复杂，它不仅包含对物质力量的重组，而且还包含对发展新制度结构与长时间构架的资源和能力的动员。以上热情的核心在于一种责任伦理，以及对存在于不同社会与文明之内或之间的差异的容忍。我们需要从对抗新自由主义力量的防卫同盟和冲撞的一种毋宁是经济主义的意义转向一种超越物质主义消费与无情竞争之上的世界社会的新形式上来。这里存在着一种创造一个更为合作、平等、公正和持久的世界秩序模式的需要。仅有反抗的观念是不够的。左派的眼界应当更为灵活、更富于创造性，因此亦更具革命性，即使它要受制于在可能的范围内运作的需要。在过去的20年里，传统左派常常失败在不能于民主问题上引领潮流--部分地因为左翼党派和政府的许多组织的和政治的结构自身本质上是精英主义和集权主义的。在此意义上，左派力量需要革新，需要更为认真地对待他们对自己所要代表的民主原则的介入。此乃超越一种纯经济的、防卫的和毋宁是眼界单一的政治，走向一种更趋完善的、可 能的和可欲的世界秩序观念的前提条件--民主的一种全球化形式。
这并非意味着对无法实现的乌托邦的寻求，尽管它的确意味着一种不全囿于防卫心态的思考形式。可能的界限不受"寡头政治之铁律"的约束，不取决于正在走向全球化的跨国资本的精英们。尽管全球化精英中的一些核心知识分子相信他们是这个星球未来的保证，是"可持续增长的公共之善" （Nye在1991年为三边会议提出的报告；参看吉尔，1994b：189），但他们所希望统治的大众既非懒惰、无动于衷，亦非对自身的命运漠不关心。再者，这不仅仅是在最近的全球政治经济重组过程当中遭受苦难的工人和农民--成千上万的企业在1989到1992世界性萧条之中也纷纷走向破产。举例来说，在经济主义的或曰"公司"的分析层面上，一些企业部门需要不仅使其免受国际竞争而且使其免受市场不稳定性影响的保护，以便为长远的、高花费的固定投资制定规划，允许工人培训和创造更灵活的网络这样的事情得以进行。
从反对霸权的观点出发，首先应予以提出的问题是，企业的哪一部分能够成为某些工人组织与其它进步因素的潜在同盟？它们将在何种环境中求得生存？19世纪30年代，瑞典农场主及小规模的资本主义部门在联合工人营造社会民主的提升和所谓的瑞典模式方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被奉为成功的、民主的和包容性积累形式的一个例证。某类企业可能受益于环境调整，而另一些则能于金融调整中得到好处。同样的调整或许能延伸到公共生活的伦理标准，以便于打破政治腐败、新自由主义政府与仿佛一场瘟疫席卷19世纪80、90年代的食利者政治之间的关联。在此，还部分地存在着一场金融（或食利者）与生产主义观点以及为后者所必需的时间框架之间的斗争。即使在制造过程的内部，不同工业（即那些包含着更高技术和资本更为密集的工业与那些劳动更为密集因此也更容易遭到第三世界廉价进口伤害的工业）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这样，在保护性措施缺席--为最近的关贸协定所禁止--的情况下，工业力量将以不同的方式对劳动问题做出反应。生产智能软件的高技术公司将吸引和保留高技术工人，提供良好的福利举措，还可能对工人组织采取一种相对宽容的观点。在资本密集的汽车工业当中，劳动支出仅占总支出量的10%，结果，工人得到了较为优厚的收入和一种合理的工作安全度（至少到19世纪80年代为止），这部分地缘于传统上组织良好的工会。从逻辑上讲，破坏独立工人组织的企图和敦促取消最低工资以及较少调节工作场所的卫生与安全，这会更吸引那些遭到贸易自由化及诸如服装贸易这样的廉价进口最大威胁的工业。
居中偏左的政党需要仔细斟酌这一形势，与某些工业部门保持联系，以便为重新调整的行动争取一些必要的支持。在此，作为社会有机体的分离与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安全感的结果，经合组织国家里包括高收入者在内的中产阶级的焦虑与日俱增。许多经合组织国家的青年失业现象，显然将要变成一个令人棘手的问题，甚至殃及到特权阶层的后代。这意味着使新自由主义政策合法化被证实是更加困难的。在这个意义上，新自由主义吞噬了自己的子孙。一种普遍的焦虑和不安越来越广泛，并和所谓的北南之分交叉在一起。铭记于此，共同体和基层组织在世界许多地方纷纷涌现，而其余的种种发展则表明，真正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选择和严肃的政治正在被创造出来--尽管这些条件同样被证实为宜于法西斯主义的复现。
于是，一种阐释19世纪90年代的政治变化的方式便是将今天世界政治舞台上的社会运动与19世纪30年代的做一个比较。在19世纪30年代，诸多"生产主义"的因素（不只是工业和农业工人，还包括企业）主张进行社会保护。这在一些国家里部分缘于工人的权力和组织。而在另一些国家，组织起来的工人力量十分微弱，这为法西斯主义与纳粹主义（他们试图摧毁左派、破坏独立的贸易联合体）的并行发展以及许多国家的专制主义提供了解释。因此，诸多新型的国家形式出现在19世纪30年代--一些相对比较民主，而其它的一些则十分相反。法西斯主义的转向与更加趋于管制的、干涉主义的和卡特尔化的资本主义形式的巩固同时发生。这一定程度上甚至出现在英国，而上述这些国家主义倾向以战后不同的福利民族主义国家形式在经合组织国家中得到了加强。布莱顿伍茨会议就寻求在国际层面上约束食利者的力量做了安排（Helleiner，1994）。
最后，需要新的集体力量概念--它不仅可以被用于地方或国内，而且还可以被用于国际层面上。比反抗权更为重要的是与动员民众创造可行且可付诸实践的不同选择以及进行社会选择的能力联系在一起的更富建设性的权力概念。此类动员对世界范围内资本力量的民主化是必须的。市民社会和国家的这般民主化没有必要取消市场，或者，事实上没有必要以专制主义观点的国家计划替代作为一种制度的市场。不过，这的确意味着社会因而也是市场的构成越来越不以人类生活和自然的纯商品化倾向为前提。因此，在认同和扩展全球共通的思想之际，需要付出努力去扩大对共同领域和设施的控制，并使之本土化。虽然地方控制和责任至关重要，但是，在这一例证中，考虑到土地和自然资源的使用要使政策能够以适合于全球环境可持续性的方式展开，一些跨国规划与合作的形式也是需要的。
当社会运动被重新动员起来，新的联合得以形成之际，我们或许正处在波兰尼的双重运动的19世纪80年代版本当中。上述社会运动中的一些将寻求保护社会使之免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力量无法遏制之逻辑的侵蚀，对抗于人类的可能性和尊严首先为消费过程所规定这一禁锢的观念。更具建设性地来说，此类发展（其本质上将是不确定的，没有一种目的论，一个终点，或者说一个有关进步和人类完善性的动态的神话）将包含人类自主性及这个星球上越来越多人的社会选择能力的扩大。要想使之成功，不仅需要观念和网络，而且还需要制度和物质的能量、资源的获取和显现为多种方式的满足民众广泛需求的能力。这些可能性的核心是愈来愈强烈的站在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公民立场上反抗少数特权人士的冷漠以及担负一种全球性责任伦理的意愿。这将会创制出一个完善的"伦理国家"或一个必要的"好"社会。它将为新的全球治理模式、政治参与和责任的新原则与过程提供最低限度的标准。漠视将不再是少数特权人士能够随意采取的态度。
注释：斯蒂芬·吉尔全球化、民主化与漠视的政治(第5页)
※斯蒂芬·吉尔(Stephen Gill):《全球化、民主化与漠视的政治(第5页)》（Globalization,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Politics&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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