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民主化与漠视的政治
sp; of Indifference), 见《全球化:批判性反思》(Globalization: Critical Reflections)J·H·米特尔曼编(ed.James H. Mittelman),Lyme Rienner Publishers, 1996.
[1] 索尔仁尼琴刚刚从穿越俄罗斯与普通民众会面的长途旅途归来(Lloyd,1994)。
[2] 当利率居高不下(特别是19世纪80年代直接税被削减)之时,国家金融危机和增加有效税率以资助国家计划的需求给国家重建工作带来了额外的压力。在经合组织国家,政策、保险服务以及税务、健康、福利管理机构集合了使保护能力得以加强的资料体系(Gandy,1993)。
[3] 我们可以分辨出多种社会"规训"来。其一是家庭规训;另一种则是习惯、传统以及良好行为和道德观念的规训;还有一种是政治权威的规训。当代历史特有的一种形式便是市场--对土地、劳动和金钱--的系统规训。在很大程度上,市场规训是间接的和结构性的。例如,一种纯市场的规训形式能够迫使一切无法还贷的人出离商业,置他们于破产的境地。同样,在一种竞争性的资本主义经济中,一个无法赚取足额利润来弥补支出的公司将被推向破产,失业的工人,失去所持股股值的投资者均如此。为这样一场破产(尤其是大规模的公司和银行)付出的社会成本可能促使政府以紧急的融资方式参与到救助的行列当中。通过这样的做法或者为还贷作保,政府使伴随企业的风险社会化了,并削弱了市场规训的力度。新古典经济学者们用道德危险一词描述这个过程(或许暗示市场力量拥有某种内在的道德)。这个术语提示个人经济体(即借贷人和债权人)不愿按市场规训行事,因为他们预料政府有可能参与救济以扭转金融崩溃或恐慌--即政府将会充当最终可以依靠的借贷人。以上例证表明,现实世界中没有如"纯"规训这样的事情。
通常来说,在一种真实利率偏低或呈下降趋势的通涨(如20世纪70年代,当时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从欧洲市场上拆借了大量外债)情况下,金融市场的规训是微弱的。当利率偏高,如19世纪80年代早期以来,还贷增长,获取新贷款就显得既尤为困难,其支出也更大。在此,一般情况下,我们拥有一种切实的然非整体的金融规训情境:救济及其所伴随的债务危机(同样在支持国内银行方面)标明了接受市场规训的社会与政治界限。
[4] 例如,美国软件业巨人微软公司发起了一个获取遍及世界的博物馆和艺术画廊目录电子版权的战略。虽然这将会为博物馆和艺术作品的经营带来收益,但微软却热心于取得成千上万无论是活着的还是故去的艺术家们创作的全球知识产权。多重面目的蒙娜·丽莎将能够从新信息高速公路上获取。当然,能够广泛地为迷恋于列奥纳多·达芬奇的人们所得,应当作为丰富文化的措施得到赞赏。然而,与这些艺术作品构成了地球上的人们所共同拥有的遗产之一部分相反,它成了电子市场中一件商品。
[5] 我之所以提到这,是因为借此向某些读者强调本章并非是对第三世界的特殊关注,如在华盛顿特区美利坚大学召开的本书预备会议上一位评议者所暗示的那样。如今,极端自由的经济学家和政治领导人均出自第三世界或与此有关,而我所试图予以描述的过程对第三世界社会造成了最为深远的社会影响。再者,显而易见,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新自由派和专制的政治领导人,反对西方政府试图为贸易协定附加环境和劳动标准的种种作法。这些极端自由派的标准反应便是,良好的全球劳动与环境标准实际上只是富裕国家伪装起来的保护主义形式,怀有削弱第三世界国家在廉价劳动和污染"忍受"方面所取得的比较优势的目的。
[6] 华盛顿当然也是世界最大的和最完善的军事-安全工具的指挥部,五角大楼、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在全球的活动由此得以计划和协调。智能与计划部门获益于遍布世界的军事和智能基地和境外电子监听和保卫能力的设置。这些设施不仅为独一无二的美国监控能力所用,而且还服务于为迅速配置的军事力量和进行军事干预而建立的境外平台。这也提示我们,尽管官方已经宣布了冷战的终结,但是与战后时代相系的许多基础设施和机构安排依然存在。与此同时,随着前苏联军事机器的崩溃和混乱,美国成为了无人可以挑战的军事大国。美国领导人从海湾战争中认识到了上述变化,这场战争被美国国务卿詹姆斯·巴克称为美国卷入的战后第一次国际冲突。
[7] 根据很大程度上对公众争论保密的官方数字,1993年俄罗斯的死亡率猛增了20%。男性的平均年龄下降到了59岁,"远远低于工业世界的平均年龄和19世纪60年代以来俄国的最低点",这主要是由快速增长的"杀人、自杀和冲突"所致。这与从1990年17.4‰到1993年19.1‰的婴儿激增状况一致。此报告出自人口社会经济研究所,其负责人把上述发展归因于一种"心理-社会危机",其中"大幅上升的不安…对犯罪、困境和变化的担忧"引起了俄罗斯人口的大幅下降。所有的引文均来自J. Lloyd,"俄国面对表现为死亡率高涨的人口危机",《金融时报》,1994,2,14。 《全球化、民主化与漠视的政治(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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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索尔仁尼琴刚刚从穿越俄罗斯与普通民众会面的长途旅途归来(Lloyd,1994)。
[2] 当利率居高不下(特别是19世纪80年代直接税被削减)之时,国家金融危机和增加有效税率以资助国家计划的需求给国家重建工作带来了额外的压力。在经合组织国家,政策、保险服务以及税务、健康、福利管理机构集合了使保护能力得以加强的资料体系(Gandy,1993)。
[3] 我们可以分辨出多种社会"规训"来。其一是家庭规训;另一种则是习惯、传统以及良好行为和道德观念的规训;还有一种是政治权威的规训。当代历史特有的一种形式便是市场--对土地、劳动和金钱--的系统规训。在很大程度上,市场规训是间接的和结构性的。例如,一种纯市场的规训形式能够迫使一切无法还贷的人出离商业,置他们于破产的境地。同样,在一种竞争性的资本主义经济中,一个无法赚取足额利润来弥补支出的公司将被推向破产,失业的工人,失去所持股股值的投资者均如此。为这样一场破产(尤其是大规模的公司和银行)付出的社会成本可能促使政府以紧急的融资方式参与到救助的行列当中。通过这样的做法或者为还贷作保,政府使伴随企业的风险社会化了,并削弱了市场规训的力度。新古典经济学者们用道德危险一词描述这个过程(或许暗示市场力量拥有某种内在的道德)。这个术语提示个人经济体(即借贷人和债权人)不愿按市场规训行事,因为他们预料政府有可能参与救济以扭转金融崩溃或恐慌--即政府将会充当最终可以依靠的借贷人。以上例证表明,现实世界中没有如"纯"规训这样的事情。
通常来说,在一种真实利率偏低或呈下降趋势的通涨(如20世纪70年代,当时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从欧洲市场上拆借了大量外债)情况下,金融市场的规训是微弱的。当利率偏高,如19世纪80年代早期以来,还贷增长,获取新贷款就显得既尤为困难,其支出也更大。在此,一般情况下,我们拥有一种切实的然非整体的金融规训情境:救济及其所伴随的债务危机(同样在支持国内银行方面)标明了接受市场规训的社会与政治界限。
[4] 例如,美国软件业巨人微软公司发起了一个获取遍及世界的博物馆和艺术画廊目录电子版权的战略。虽然这将会为博物馆和艺术作品的经营带来收益,但微软却热心于取得成千上万无论是活着的还是故去的艺术家们创作的全球知识产权。多重面目的蒙娜·丽莎将能够从新信息高速公路上获取。当然,能够广泛地为迷恋于列奥纳多·达芬奇的人们所得,应当作为丰富文化的措施得到赞赏。然而,与这些艺术作品构成了地球上的人们所共同拥有的遗产之一部分相反,它成了电子市场中一件商品。
[5] 我之所以提到这,是因为借此向某些读者强调本章并非是对第三世界的特殊关注,如在华盛顿特区美利坚大学召开的本书预备会议上一位评议者所暗示的那样。如今,极端自由的经济学家和政治领导人均出自第三世界或与此有关,而我所试图予以描述的过程对第三世界社会造成了最为深远的社会影响。再者,显而易见,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新自由派和专制的政治领导人,反对西方政府试图为贸易协定附加环境和劳动标准的种种作法。这些极端自由派的标准反应便是,良好的全球劳动与环境标准实际上只是富裕国家伪装起来的保护主义形式,怀有削弱第三世界国家在廉价劳动和污染"忍受"方面所取得的比较优势的目的。
[6] 华盛顿当然也是世界最大的和最完善的军事-安全工具的指挥部,五角大楼、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在全球的活动由此得以计划和协调。智能与计划部门获益于遍布世界的军事和智能基地和境外电子监听和保卫能力的设置。这些设施不仅为独一无二的美国监控能力所用,而且还服务于为迅速配置的军事力量和进行军事干预而建立的境外平台。这也提示我们,尽管官方已经宣布了冷战的终结,但是与战后时代相系的许多基础设施和机构安排依然存在。与此同时,随着前苏联军事机器的崩溃和混乱,美国成为了无人可以挑战的军事大国。美国领导人从海湾战争中认识到了上述变化,这场战争被美国国务卿詹姆斯·巴克称为美国卷入的战后第一次国际冲突。
[7] 根据很大程度上对公众争论保密的官方数字,1993年俄罗斯的死亡率猛增了20%。男性的平均年龄下降到了59岁,"远远低于工业世界的平均年龄和19世纪60年代以来俄国的最低点",这主要是由快速增长的"杀人、自杀和冲突"所致。这与从1990年17.4‰到1993年19.1‰的婴儿激增状况一致。此报告出自人口社会经济研究所,其负责人把上述发展归因于一种"心理-社会危机",其中"大幅上升的不安…对犯罪、困境和变化的担忧"引起了俄罗斯人口的大幅下降。所有的引文均来自J. Lloyd,"俄国面对表现为死亡率高涨的人口危机",《金融时报》,1994,2,14。 《全球化、民主化与漠视的政治(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