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德国居民外流问题研究及新档案的启示

第三部分档案是前民主德国国家安全总局（Stasi）的档案。前民主德国是一个社会监控无所不在的国家，民主德国国家安全总局的功能非常庞大，从对外进行情报活动、反间谍到处分通敌变节分子，对内部持不同政见者进行监视无所不包，民主德国的边防警察实际上是受国家安全总局管辖的。这部分档案包括对于外逃案例的审理报告和阻止居民外流的详细行动计划。

除了这些成系统的档案之外，还有许多国外研究机构发布的档案。从1992年开始，设在美国的冷战国际史项目就通过其《公报》和网站 http://cwihp.si.edu ），不间断地发布来自前苏联和东方阵营国家的档案。2001年6月，在冷战国际史项目参与主办的纪念修建柏林墙40周年“墙起墙塌——柏林墙的教训”会议上，发布了以年代顺序整理的有关修建柏林墙的一组档案。最近出版的《1953年东德起义》一书中，对大量50年代早期的档案进行了进行注解、整理，辑录成主题相对集中的一套档案资料。

这些档案文献披露了一些相当重要的细节。比如说，长期以来，研究者手头就缺乏一份连续性的统计数据，以及对于外流居民成分和结构的剖析。1953年5月18日，瓦西里·崔可夫、保尔·尤金和伊万·伊里谢夫向马林科夫呈送了题为“民主德国的形势正在恶化”的报告（藏于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APRF），其中包括了一份从1949年到1953年上半年全部出走居民的分季度数量统计，对于这些居民的身份，也做了分类，这是一份具有相当大价值的材料。

对于导致居民外流的原因，学术界历来没有定论。在1952－1953年，以及1958－1962年两次居民出走高潮中，苏联方面对导致居民出走的深层原因做了具体分析。据这些分析报告指出，民主德国的对内政策存在各种弊病，强行推进集体化政策，导致国民经济的工农业结构失调，对知识分子处置不当，导致国内政治社会空气紧张，推动了居民大量外流。民主德国方面的有关材料则显示，统一社会党所推行的各种群众运动，收效都不大；缺乏群众支持，政权软弱无力；国内经济建设又迟迟没有大的成绩，对大量居民出走毫无办法。

从已解密的档案看，民主德国和苏联在外交领域内的一致性只是表面的，在诸多领域内，双方的齿齬和矛盾经常发生。这一点在处理居民外流问题上表现得相当突出。在已解密的档案中，有一份1953年3月18日莫洛托夫给管制委员会的指令，命令其立即召见统一社会党领导人，责令他们不得采取封锁边界的行动。根据档案记录，1960年初，民主德国有关安全部门已经在准备封闭边界了，民主德国领导人对此高度保密，苏联方面几乎一无所知。2001年6月的会议上有学者披露，在柏林危机期间，正是在民主德国领导人的劝说和活动下，苏联才最终同意修建柏林墙。

解密档案还显示，东方阵营内部的关系相当复杂。民主德国居民的大批出走，也影响到了整个华约组织的国际形象，对于华约组织的经济利益也有负面的作用。民主德国领导人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把华约组织作为压服苏联的杠杆。当时，多数华约组织国家支持民主德国的强硬立场，但是又担心随后而来的西方经济制裁。乌布利希在历次华约组织政治协商委员会的讲话中，反复强调了阻止居民外流对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作用，反复要求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给予其经济援助，并许诺一旦民主德国经济恢复正常，将承担起更大的经济责任。

一些西方学者通过利用新解密的档案，发布了许多“冷战史新研究”的成果。冷战国际史项目以工作论文的形式发表了一批具有相当价值的研究成果。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以下5篇论文：

诺曼·M·奈马克：《“无所不知，言无不尽”：1945－1949年东德警察国家的建立》（工作论文编号：10）；詹姆斯·利希特：《贝利亚掌权时期苏联的对德政策》（工作论文编号：3）；克里斯廷·奥斯特曼：《美国、1953年东德起义和遏阻政策的局限》（工作论文编号：11）；伏拉迪斯拉夫·祖波克：《赫鲁晓夫和柏林危机（1958－1962）》（工作论文编号：6）；霍普·M·哈莉森：《乌布利希和混凝土“玫瑰”：有关苏联－东德互动关系和1958－1961年柏林危机的档案新证据》（工作论文编号：5）。这些研究成果前后连接在一起，构成了运用档案材料对民主德国早期历史较为完整的记录。

困难和问题仍然存在

以往的研究主要的矛盾在于材料不足，在材料问题解决的前提下，问题的重心就转移到如何利用档案材料上。

首先是如何获得档案材料。在经过一段档案开放和使用上的混乱阶段之后，从1993年起，俄联邦和联邦德国都加强了对于档案的管理。一些秘密工作部门，如前苏联克格勃和前民主德国国安部的档案，本来就难以获得，现在则更加困难。在已经解密的档案中，这些工作部门的档案所占的比例就比较小，而许多具有重要价值的细节是保存在这些档案中的。而且，获取档案并不单单是指研究者得到档案，由于语言差异，国内对于原始档案阅读的也存在困难。现在能够得到的档案多数经过了国外学者翻译，尚有大量的原文档案国内难得一见。这些都是档案获取上的困难和现实问题。

其次是如何使用档案资料。档案资料能够说明一些相当重要的问题，但是并不能说明问题的全部。由于居民出走问题的性质特殊，民主德国方面的档案往往用语含糊，比如说“越界工作者”（Grenzgangers），指的实际上是在西柏林工作的东柏林居民；所谓的“从共和国‘飞’走”（Republikflucht），实际上就是大规模的人口流失。对这些档案的使用，首先就有一个分析的过程。由于档案的特殊性质，很多问题还不尽然能从档案中得到答案，需要把已有的材料和这些档案互相比对，互相参照，才能得出一个完整全面的观点。

第三，由于国内的研究长期以来落后于国外，在国内学术界就有一些特殊的国情，材料的获取和使用存在的困难就更大一些，对于苏联－东欧体系内部的探索，不仅材料上没有到位，思维上也没有到位，相当多的研究还停留在总结苏东巨变经验教训的层面上。而对于研究者来说，首先要借助的正是国内的成果，来作为研究的起步阶段，这种矛盾恐怕是需要在进一步的学术建设中逐步探索才能解决的。 《民主德国居民外流问题研究及新档案的启示(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