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三种规范模式

本文讨论的是作为理想型的“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解和“共和主义”的政治理解。“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这些说法，今天在美国所谓的“共同体主义”争论中是划分立场的关键词。我将首先根据米歇尔曼（F·Michelman）的观点，来描述相互对立的两种民主模式（着重点是公民概念和法律概念）以及政治意志形成过程的实质，以便在第二部分对共和主义民主模式中过分的道德因素加以批判，并阐明另外一种民主概念，即程序主义的民主概念，我个人更愿意称之为一种“话语政治”（deliberative  Polit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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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的）主要分歧在于对民主进程作用的不同理解。“自由主义”认为，民主进程的作用在于根据社会的不同利益来安排国家，其中，国家是公共管理机器，社会是私人及其社会劳动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进行交换的系统。这里，公民政治意志形成意义上的政治，其作用在于联合和贯彻私人的社会利益，用以对抗国家，因为国家追求的是用行政手段行使政治权力，以实现集体目标。
“共和主义”则认为，政治的功能不仅仅在于管理；相反，政治是整个社会化进程的构成因素。政治是一种道德生活关系的反思形式。政治是一种媒介，有了政治，自发的团结共同体的成员就可以意识到他们相互之间的依赖性，就可以作为公民把已有的相互承认的关系有意识、有意志地发展和塑造成为一个自由和平等的法人联合体。自由主义关于国家和社会的建筑术因此而有了重大的改变。除了国家主权机关自上而下的管理机制和分散的市场管理机制之外，也就是说，除了行政权力和私人利益之外，还有第三种社会一体化的源泉，这就是团结（Solidaritaet）。
这是一种平面上的沟通或交往，由此而建立起来的政治意志，无论从发生或规范的角度，都应当享有优先性。公民的自决实践有了新的社会基础，不再受公共行政管理和经济社会私人交往的约束。有了这个基础，政治交往就可以避免被国家机器所消耗，以及与市场结构相同化。在共和主义概念当中，政治公共领域以及作为其基础的公民社会获得了一种策略意义。两者都必须确保公民的沟通实践具有整合力和自主性【1】。政治交往与经济社会的分离，符合行政权力与交往权力之间的结合，而交往权力来源于政治意见和意志的形成过程。
上述两种相互冲突的命题导致了不同的结论：

a）  首先，公民概念各不相同。自由主义认为，公民的地位是由主体 权利确定的，而主体权利是公民面对国家和其他公民所固有的。作为主体权利的承担者，公民受国家的保护，只要他们在法律范围内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就不受国家的非法干预。主体权利是消极权利（negative  Rechte），它们确保法人在一定的活动范围内不会受到外部的强制。政治权利具有相同的结构：它们能使公民的私人利益得到充分的满足，以致于这些私人利益最终经过选举、议会以及政府的形成与其他私人利益融合成为一种政治意志，并对行政权力产生影响。这样，公民就可以断定国家在行使暴力过程中是否代表了公民的利益【2】。
共和主义认为，公民的地位不能按照消极自由（negative  Freiheiten）的模式来确定，因为消极自由是私人所享有的。公民权主要是政治参与权和政治交往权，因而更多的是积极自由（posotive  Freiheiten）。它们不仅确保公民不受外在的强制，还确保公民能参与共同的实践，而只有通过共同的实践，公民才能让自己成为自己希望成为的角色，即成为一个自由和平等的政治共同体中具有责任感的主体【3】。因此，政治过程的目的不仅是要让公民来限制国家的行为——但这些公民必须在行使私人权利和享有前政治自由的时候，已经获得稳定的自主性。同样，政治过程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发挥的也不主要是一种粘合的作用，因为民主的国家暴力并不是原始意义上的暴力。这种暴力更多的是来源于公民在自决实践中通过交往而行使的权力，其合法性基础在于：通过公共自由的制度化，来保护公民的这种自决实践【4】。国家的存在，原本不是要保护平等的主体权利，而是要保障意见和意志形成过程中的包容性。在此过程中，自由而平等的公民会就大家共同关心的目的和规范达成共识。这样，共和主义理解的公民就远不是唯自己的利益是从了。

b）  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围绕着古典法人（作为主体权利的承担者）所展开的争论，暴露出了它们在法律概念本身上的冲突。自由主义认为，法律秩序的意义在于明确具体情况下一定主体所具有的实际权利；共和主义则认为，这些主体权利应归功于一种客观的法律秩序，它促使并确保公民在平等、自主和相互尊重基础上共同生活，并达成一致。在前者看来，法律秩序建立在主体权利基础上；而在后者看来，主体权利的客观内涵更重要一些。
当然，上述两种截然对立的法律概念并没有涉及到法律的主体间性内涵，有了这些内涵，对权利和义务的相互遵守才会在对等的承认关系中成为可能。共和主义说到底还是不能接受这样一种法律概念：即个人的同一性及其主体权利与共同体的同一性同等重要，只有在共同体当中，个人才有可能同时作为个体和集体成员而相互承认。这种法律概念把法律的正当性与法律形成的民主程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并由此而在民众的自决实践和法律的公正宰制之间建立起一种内在联系：

“对共和主义者来说，权利说到底不过是主要政治意志的抉择，而对自由主义者来说，权利则是超政治理性或启示的‘更高法则’。……共和主义认为，共同体的对象，共同的善，在于其政治成功地确定、建立、实现和坚持了一系列的权利，而且十分合乎共同体的语境和习俗；而自由主义则不然，他们主张，更高的法律权利为权力要求提供了先验结构和先验条件，以便使对不同利益的多元追求尽可能地获得允许”【5】。

被认为是积极自由的选举权之所以会成为权利的范式，不仅是由于它对政治自决实践具有构成意义，而且也是因为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同等权利的个体在共同体中的包容性与他们所捍卫的自主性以及所坚持的立场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

“要求在于，我们都很关心我们自己的利益，因为（1）我们是在相互合作与相互隔离之间进行选择；（2）相互合作依靠的是彼此保证充分承认各自所具有的利益；（3）在高度多元化的当代美国社会里，这样的保证之所以是可能的，仅仅是由于它起码维护了一种伪装的政治，即每个人都允许发出自己的声音”【6】。

这种从政治参与权和政治交往权中体现出来的结构，经过由权利构成的立法过程而渗透到了一切法律当中。即便私法在允许私人自由追求自身目的的同时，也有义务对所有人都认可的策略行为加以限制。

c）  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关于公民角色和法律的不同概念表明，他们对政治过程本质的理解还充满着根深蒂固的分歧。自由主义认为，政治就其本质而言是围绕着行政权力而展开的不同立场之间的斗争。政治意见和政治意志在公共领域和议会中的形成过程，受到策略行为者的集体干预，而策略行为者的目的是为了捍卫或争取一定的权力。结果则是用选民对于个人和纲领的赞成来加以衡量。选民在投票过程中表达了自己的倾向性。他们的选择和作为目的行为者的市场参与者的选择行为在结构上是相同的。各个政党为了权力而你争我夺，他们的目的都是一致的，但谁最终能获得权力，则要由选民来决定。选票的投入和权力的产出，同样都是策略行为。 
共和主义认为，政治意见和政治意志在公共领域和议会中的形成过程所依循的，不是市场的结构，而是一种独特的公共交往结构，其目的是为了达成沟通。公民自决实践意义上的政治范式不是市场（Markt），而是对话（Dialog）。由此看来，交往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有着结构上的不同，前者来自政治交往，表现为建立在话语基础上的多数意见；后者则为国家机器所掌握。即便是角逐国家权力的政党，也必须依靠带有对话性质的政治话语：

“话语指的是对待社会协作的一种态度，一种开放的态度，它允许经过论证接受他者和自己的要求。话语中介是平等交换观点——包括参与者提交他们自己对于他们所尊重的利益的看法……，在此过程中，只要作出选择，就表明赞同一种判断”【7】。

因此，政治舞台上上演的意见冲突所具有的就不仅仅是一种允许掌权的合法化力量，反复进行的政治话语对于政治统治的方式也有着制约作用。行政权力的行使必须具备政治基础，并且不能越出根据民主程序制定的法律的雷池。 

2

以上是对两种民主模式的比较，当前，这两种民主模式是美国所谓“共同体主义”与“自由主义”争论的焦点。共和主义民主模式既有其优点，也有其不足。优点在于，坚持通过交往把公民联合起来，并坚持社会自我组织的激进民主意义，而且不把集体目标完全还原为不同私人利益之间的“调和”。不足则是过于理想化，并让民主过程依附于公民的道德趋向（Tugend）。因为政治的核心不仅仅在于，或者说主要并不在于道德的自我理解问题。用道德来约束政治话语，是大错特错的。
当然，自我理解的话语可以让公民清楚地认识到他们之所以会是一个民族、一个社群或一个国家的成员，他们之所以会居住在一定的地区，他们属于什么样的传统，他们相互之间如何相处，又该如何对待少数民族和边缘群体，他们理想的社会究竟是什么一个样子。这种自我理解的话语是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多元文化社会里，在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目的背后，一般都隐藏着一些利益和价值取向，它们对于共同体的认同，也就是说，对于主体间共有的生活方式，没有任何构成意义。这些利益和价值取向在共同体内部相互冲突，不会有什么达成共识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