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悦政治思想简论
为人民所接受,从而保证政权的稳固。如果德、刑有所偏废,二者不能协同,不能维持在一个平衡的“度”上,即出现所谓“虐教”、“峻刑”的局面,那么后果是严重的。“虐教伤化,峻刑害民”,实行“虐教”、“峻刑”的政策实际上就是“陷民以恶,陷民于罪”,? 际恰昂γ瘛钡木俅?无疑是自堕长城,是一种政治自杀的行为。他认为历来之所以有先德还是先刑的德刑之辩,是因为各持其端者“未究治体之终始,圣人之大德也”[9],指出他们没有注重对社会现实的考察和理解“圣人”思想的真意。他这种思想方法是进步的和值得肯定的。荀悦的德刑观实际上是给统治者开出了一剂济世治民、巩固统治的良方。
虽然荀悦讲求伦理观念对人的规范,但他同时也主张“明制”。“制”包括政治制度、法律和已形成的政治传统。他认为“先王之政,以制为本”,提出要有一个整肃的统治秩序,“上有帝制则政不颇;下有帝制,则民不二”,[17]把维持一个“制”看成是政治安定的保证。有了“制”,就是建立了一个有序的社会统治秩序的框架,使不同层次的人处于不同的位置,享受不同的权利,使其安于其位,“位必称德,禄必称爵”[6],不相变乱,于是天下太平,籍以此维护统治阶级利益。荀悦进而指出,要达到尧舜那样的治世,不是要求每个人都得象尧舜本人那样,而是“服尧之制,行尧之道”,去践行他们那个时代的“制”和“道”。尧舜也只是因为践行了这种“制”和“道”才成为尧舜,否则不过常人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讲,他认为人人皆可为尧舜。同样,“行桀纣之事,是桀纣也”,人人也可为桀纣。“制”、“道”“常并存于世,唯人所用而已”,[5]希望帝王行尧舜之制。同时,他对不从“制”提出警告,“一物不称,则乱之本也”[6],认为每一件事物如果不符合统治秩序的观念要求,都会导致天下大乱,因此乱“制”是政治混乱的本源,“夫矫制之事,先王之所慎也”[9],要求帝王谨慎行事,针对西汉的情况,他对汉武帝封公孙弘为侯提出批评,指出不依据功绩而是依据地位封侯,不合于制度,他认为诸侯王只是“有分土而无分民,王者其一统,以御其政”[6]而已,这才是符合“制”的要求的。如果越制,容易出现“名设于外,实应于内;事制于始,志成于终”的情况,就会发生变乱,威胁皇权,因此要求皇帝谨慎从事。他甚至认为刘邦“白马之誓”也是违制,是错误的。“是教下犯上,而兴兵乱之阶也”,他说:“若后人不修是盟,约不行也”,[18]因此,他主张提高君权以统镇诸侯,要靠“明制”来完成,并引用《尚书》:“法惟上行,不惟下行”之训来进一步说明“明制”目的,就是要保证权威,“圣王之制,务在纲纪,明其道义而已”。[17]他讲“道义”,说明“明制”本身也存在一种“伦理内核”,然而,“权其轻重,而为之制,宜焉”,[9]也是受其通变思想支配;认为“制”是“期于应变,济时也”,[4]则反映出其政治思想的灵活性。但无论如何变通,都不能损害君权,不能中断汉统的延续,“古今异制,损益随时,然纪纲大略,其致一也”,[7]可谓万变不离其宗。由此可以体会到荀悦为挽救东汉王朝真是不遗余力、用心良苦。
荀悦从现实的角度出发,构建了一个政治思想体系,目的是挽救一个分崩离析了的、不可救药的东汉王朝。这是不合时宜的,反映了其迂腐、落后的一面。然而其政治思想作为东汉末年社会思潮的一部分,显示了那个时代思想多元化发展和各家学术合流的趋势,为我们全方位地认识东汉社会提供了思想素材,同时也为探讨古代政治思想史准备了资料。
参考文献:
[1]后汉书·荀悦传[M].济南:山东省出版总社,1998.
[2]夏增民.试论荀悦政治思想的哲学基础[J].洛阳师专学报,1996,(4).
[3]荀悦.申鉴·政体[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4]荀悦.汉纪卷22[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5]荀悦.申鉴·杂言(上)[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6]荀悦.汉纪(卷5)[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7]荀悦.汉纪(卷8)[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8]荀悦.汉纪(卷3)[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9]荀悦.汉纪(卷23)[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10]荀悦.汉纪(卷16)[
[11]荀悦.申鉴·杂言(下)[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12]荀悦.汉纪(卷25)[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13]荀悦.汉纪(卷28)[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14]荀悦.汉纪(卷4)[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15]荀悦.汉纪(卷26)[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16]荀悦.申鉴·时事[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17]荀悦.汉纪(卷7)[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18]荀悦.汉纪(卷9)[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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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荀悦讲求伦理观念对人的规范,但他同时也主张“明制”。“制”包括政治制度、法律和已形成的政治传统。他认为“先王之政,以制为本”,提出要有一个整肃的统治秩序,“上有帝制则政不颇;下有帝制,则民不二”,[17]把维持一个“制”看成是政治安定的保证。有了“制”,就是建立了一个有序的社会统治秩序的框架,使不同层次的人处于不同的位置,享受不同的权利,使其安于其位,“位必称德,禄必称爵”[6],不相变乱,于是天下太平,籍以此维护统治阶级利益。荀悦进而指出,要达到尧舜那样的治世,不是要求每个人都得象尧舜本人那样,而是“服尧之制,行尧之道”,去践行他们那个时代的“制”和“道”。尧舜也只是因为践行了这种“制”和“道”才成为尧舜,否则不过常人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讲,他认为人人皆可为尧舜。同样,“行桀纣之事,是桀纣也”,人人也可为桀纣。“制”、“道”“常并存于世,唯人所用而已”,[5]希望帝王行尧舜之制。同时,他对不从“制”提出警告,“一物不称,则乱之本也”[6],认为每一件事物如果不符合统治秩序的观念要求,都会导致天下大乱,因此乱“制”是政治混乱的本源,“夫矫制之事,先王之所慎也”[9],要求帝王谨慎行事,针对西汉的情况,他对汉武帝封公孙弘为侯提出批评,指出不依据功绩而是依据地位封侯,不合于制度,他认为诸侯王只是“有分土而无分民,王者其一统,以御其政”[6]而已,这才是符合“制”的要求的。如果越制,容易出现“名设于外,实应于内;事制于始,志成于终”的情况,就会发生变乱,威胁皇权,因此要求皇帝谨慎从事。他甚至认为刘邦“白马之誓”也是违制,是错误的。“是教下犯上,而兴兵乱之阶也”,他说:“若后人不修是盟,约不行也”,[18]因此,他主张提高君权以统镇诸侯,要靠“明制”来完成,并引用《尚书》:“法惟上行,不惟下行”之训来进一步说明“明制”目的,就是要保证权威,“圣王之制,务在纲纪,明其道义而已”。[17]他讲“道义”,说明“明制”本身也存在一种“伦理内核”,然而,“权其轻重,而为之制,宜焉”,[9]也是受其通变思想支配;认为“制”是“期于应变,济时也”,[4]则反映出其政治思想的灵活性。但无论如何变通,都不能损害君权,不能中断汉统的延续,“古今异制,损益随时,然纪纲大略,其致一也”,[7]可谓万变不离其宗。由此可以体会到荀悦为挽救东汉王朝真是不遗余力、用心良苦。
荀悦从现实的角度出发,构建了一个政治思想体系,目的是挽救一个分崩离析了的、不可救药的东汉王朝。这是不合时宜的,反映了其迂腐、落后的一面。然而其政治思想作为东汉末年社会思潮的一部分,显示了那个时代思想多元化发展和各家学术合流的趋势,为我们全方位地认识东汉社会提供了思想素材,同时也为探讨古代政治思想史准备了资料。
参考文献:
[1]后汉书·荀悦传[M].济南:山东省出版总社,1998.
[2]夏增民.试论荀悦政治思想的哲学基础[J].洛阳师专学报,1996,(4).
[3]荀悦.申鉴·政体[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4]荀悦.汉纪卷22[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5]荀悦.申鉴·杂言(上)[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6]荀悦.汉纪(卷5)[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7]荀悦.汉纪(卷8)[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8]荀悦.汉纪(卷3)[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9]荀悦.汉纪(卷23)[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10]荀悦.汉纪(卷16)[
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11]荀悦.申鉴·杂言(下)[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12]荀悦.汉纪(卷25)[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13]荀悦.汉纪(卷28)[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14]荀悦.汉纪(卷4)[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15]荀悦.汉纪(卷26)[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16]荀悦.申鉴·时事[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17]荀悦.汉纪(卷7)[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18]荀悦.汉纪(卷9)[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荀悦政治思想简论(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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