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所谓“中国意识的危机”

    视新文化运动为异端的断层论者，实际是在一些问题上陷入误区而不觉。?

    首先，他们把已有的当成固定不变的典范。在这些先生的心目的，似乎只有二十四史和三通一类的著作是中国史学，而五四以后史家们的鸿篇巨著则仿佛不是中国史学的硕果。楚辞、汉赋和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化，鲁迅、茅盾、巴金、曹禺等大师们的作品却不是中国文学艺术的瑰宝。只有注经、解经叫做保存固有文化，而学者们潜心研究多年写出的经学史、儒学史和中国学术文化史却成了旁门左道。?

    其次，他们不承认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也处于永恒进化的过程中。为什么有些先生面对密如蜂蚁的中国人却眼空无物，大叫“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已经没有了中国人”？就在于他们把观念的变革看成是毛发体肤变色，鼻子变隆，固有文化的灭亡。其实，事情没有那么可怕。佛学的传入可曾使古代中国人变为印度人？为什么欧风美雨就必然令中国人成了洋鬼子呢？僵死的必然灭亡，优良的无法摧毁。就以被林教授目为“全盘西化”的代表者胡适和鲁迅来说，他们都是孝子；他们也没有继承古代中国妻妾成群的恶习，实行来自西方的一夫一妻制；或是信守母命，与盲婚的太太偕老（如胡适)；或是另有所爱后，在没有任何法律文书约束的情况下，仍自动奉养着原配。这正是中西道德融汇的典型。不但伦理道德的状况如此，整个思想文化领域也不例外。尽管20世纪的中国仍然兵连祸接，思想文化的成就却远胜19世纪，新文化运动后的学术文化非前此所可同日而语。历史的本来面目是中国文化在前进，仅是该死的死了，而仍有生命力的那一部分却融汇到新的学术文化中去了。?

    总之，进入20世纪以后，传统士子式的人物和经学式的学术都已无力适应新的时代要求保存和发展中国文化。一批受过现代西方思想滋润和科学方法训练的新知识分子取代前者成了中国文化的主要推进者。他们否定过去以求创新，使中国文化从内容到形式都起了极大的变化，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上。这就是历史的进化，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胡适的“整理国故”，以其累累硕果成了创造性转化的范例之一。林教授高唱“创造性转化”，却把为发掘优秀遗产，推进祖国文化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学者，说成是“全盘性反传统”，“和民族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面对如是指责，只能令人长叹一声，夫复何言！?

    与文化革命“密切联系”辨?

    对胡适的又一惊人指责是说他和其他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与文化大革命有“密切联系”。?

    文化大革命是中华民族的屈辱和灾难。它与新文化运动在一切主要方面都是背道而驰的。?新文化运动是知识分子独立发动的思想文化问题大讨论；文化大革命却是政治家发动和指挥的“政治大革命”（毛泽东语)。?

    前者既以追求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为目标，又以自由讨论的方式问难辩驳，它只诉诸人类理性，是名符其实的思想文化运动；而后者却以加强政治及思想文化领域的“全面专政”为目的，其基本方式是所谓“文攻武卫”，即以政权力量为后盾，以罗织罪名的“大批判”开路，依靠棍棒、匕首、枪炮和权势去定是非。?

    前者强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一批知识分了脱颖而出，文星璀璨，引人注目；后者却使知识分子受尽折磨，文化教育惨不忍睹。?

    两者反差如此强烈，林教授居然断言它们有密切联系，这就不能不认真考察一下有关论据了。?

    论据之一是两者都奉行全盘性反传统主义。除了前面已说过的，只要补充说明一个情况就够了：新文化运动虽然号称“打倒孔家店”，包括陈独秀、胡适在内的主要领袖都从不全盘否定孔子，也找不到有积极意义的历史人物被他们一笔抹煞的情况。对某些文化遗产有不恰当的个人偏见（如陈独秀对戏曲，鲁迅对中医等)，但在他们的思想中仅是非主导性的偏颇。在狂飚时代的粗扩开拓中，这类失误往往难以完全避免，在自由讨论中也不难纠正。以偏概全，并不足取。?

    论据之二是两者都“借思想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47页。)并说这是渊源于中国古代的思维模式。?

    应该指出，思想启蒙确实是任何重大社会变革的必要前提。人的行动总是受自己的头脑指挥的，没有新的认识就不会有改变现状的新行动。学术、理论不断在修正错误中前进，不合理的制度也必须揭示其腐朽才有改革的希望。可是，把任何正确的观点推向极端都可能变得荒谬绝伦。例如，把否定传统的落后部分说成是全盘性反传统；把学习西方等同于全盘西化；把唤醒大众的思想启蒙概括为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按照这样的逻辑，从文艺复兴以来的各国启蒙思想家都可能变为荒唐可笑的小丑！?

    胡适及其他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追求的目标是在中国建立民主和法治制度。他们注视着自己的同胞，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因而把救国的热忱转化为思想启蒙的艰辛耕耘。日后的历史进程表明，这项普及现代民主、自由、法治意识的伟大工程远远没有完成；有此远见的知识分子不是过多而是不足。同时，他们也不是把思想启蒙作为救国的唯一手段。人们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曾经一再赞扬或抨击陈独秀、胡适等人政治方面的言行，这正好证明他们不是仅仅“借思想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