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所谓“中国意识的危机”

    坦率地说，按照林教授的逻辑，他自己倒像“借思想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的典范。在林先生笔下仿佛只要确信“创造性地转变中国传统”，一切都可迎刃而解。思想不是成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决定性因素了吗？?

    “危机”来自何方？?

    鸦片战争已经过去150年，几代人前赴后继追求的富强、自由民主、统一的中国仍未成为现实，不能不使海内外许多炎黄子孙为之焦虑。研究中国历史和现状的论著源源面世，力图寻出问题的症结，奉上自己想到的最好药方。林教授的《中国意识的危机》也是赤子热忱溢于言表。可是，从对胡适等人的批评看，却很难说他已弄清问题产生的根源。?

    在林教授看来，全盘西化、全盘性反传统主义，这就是造成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意识持续危机的根源，而归根到底那又是由于西方文明的入侵。（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15、8页。)也就是说，问题的产生在于一些知识分子的思想迷误，他们不能正确看待西方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正因如此，胡适等人才应受到如此猛烈的抨击。?

    要详细回答这些问题，可以写成一部大书。在这里只能简要地说几句。?

    把中国意识或文化的危机归结于西方文明的入侵，那是非常浮泛经不起推敲的认识。只要想一想，在16、17世纪之交西学也曾流入中国，可没有引起什么危机。那时，不是没有人激烈地反传统，李贽不是因其惊世骇俗的言论而名噪一时吗？但社会舆论只目之为怪物，他的思想没有转化为群众性的思潮。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胡适等人举起来自西方的民主与科学的大旗，登高一呼，却应者云集。这个现象无法仅由文化本身找到最后答案，更深刻的原因在于当时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是不是有问题，是不是处于危机状态。换句话说，意识或文化危机无非是社会制度危机的表征，只有改革制度才是治本之路。?

    历史事实已经证明现代中国的问题不是西方文明侵入致使权威失落造成的。从袁世凯开其端的历届北洋军阀政府，从国民党建立全国政权起到不得不逃离大陆，中国官方历来都用政权力量全力维护传统文化的权威，更无全盘西化或反传统之嫌，可是，危机没有缓解，反而日益加深。?

    同时，研究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发展的学人大概都会注意到，从辛亥革命前后起调和中西文化的主张此呼彼应，倡导者包括蔡元培、梁启超、李大钊等倾向不同而又有重大影响的人物。

    梁启超等人还试图对传统伦理道德进行新的诠译，令滥觞于19、20世纪之交的“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工作揭开了新篇章。从30年代起，国民党、共产党和不同流派的知识分子在中西文化关系上的主张尽管有重大差别，却有一个共同点：都程度不同地认为要学习西方，但不能全盘照搬；应继承祖宗遗产但不泥古。换句话说，对中西文化都要用评判态度，有选择地学习和继承，这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了多数人的共识。“全盘西化”或复古仅是出自少数人口中的不协调音。可是这个状况也没有使我们的祖国摆脱厄运。人们又有什么理由苛责胡适等人，要他们对所谓“意识危机”负责？?

    世界上没有完人。胡适也有过这样那样该受谴责的错误。在这方面海内外时贤已说得不少，在下也曾略陈己见。（参阅拙作：《试论二十年代胡适的世界观》，《近代历史人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重庆出版社联合出版，1983年。限于篇幅，不再赘言。

    ?把“危机”归罪于知识分子的言论不当，也不自林教授始。民初以降，不少当权者就有此癖。

    甚至有的著名思想家陷入恋旧情绪无法自拔时也曾出现这样的迷误。严复垂暮之年就曾痛訾康梁：“今夫亡有清二百六十年社稷者，非他，康梁也。”（“③（严复：《与熊纯如书》（1916年4月4日），《严复集》第三册，632页，中华书局1986年。）任公“以一己之于新学，略有所知，遂若旧制，一无可恕……一夫作难，九庙遂堕，而天下汹汹，莫谁适主。”?③与此同时却不惜辞费，多方为清皇朝和袁世凯辩护。于是，世界以颠倒了的状态，呈现在人们面前。残贼中华民族生机的不是腐朽专横的统治者，而是传播光明、鞭笞黑暗的启蒙思想家！革命的起因不在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矛盾，而是无拳无勇的知识分子的几篇文章！平心而论，无论笔端有多么丰富的感情，几页薄纸也推不倒三岁的宣统。把结束二千年帝制的主要原因归诸任公，纯属不虞之誉。同样，把20世纪中国的“危机”与混乱的罪责归诸继任公等而起的第二代启蒙思想家胡适等人，我们也不禁要问：他们消受得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