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
要求上市公司创造良好的生存环境，维护社会正义和公平、解决社区问题等等。
因此，从上市公司对社会影响的上述特殊性可以看出，上市公司作为资本社会化的典型组织形式，已经成为社会公众充分关注的目标并已不自觉地将之活动视为一种典范而加以期望，公司经营的好坏良莠都将会起到一种强烈的示范效应。作为上市公司来说，有责任和义务来维护这种示范的正效应，杜绝或避免这种示范的负效应。从这个角度讲，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也可以称之为效应责任。正如哈罗德·孔茨等人所言：“公司的社会责任就是认真地考虑公司的一举一动对社会的影响”。
（二）上市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现实例证
上市公司是现代企业的一种特殊组织形式。从微观角度看，该种组织形式不仅具有一般公司的产权清晰、责任明确、管理科学的特点，更由于其股权的流动性、筹资的效率性、规模性及资本的社会性而受到众多企业发展的青睐。从宏观上看，上市公司的培育和发展，不仅可以通过资本市场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提高社会生产效率，同时，上市公司的发展状况、发展速度及发展规模还会对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带来重要影响。
以我国为例，上市公司企业组织形式的产生和发展，对推进传统企业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起到了有力的指引和示范作用。许多地方的未上市股份公司都参照了当前上市公司的组织特点和运行机制而设立，并随着上市公司组织制度和运行机制的完善而相应调整。同时，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我国上市公司的规模和实力日渐壮大，2000年底时，中国境内已有1088家上市公司，资产总额达21674亿元，股票市场市价总值48091亿元，占GDP的54%；2000年上市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0784亿元，占GDP的12%；2000年固定资产投资额达24243亿元，更新改造投资额达5077亿元，对区域经济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外，上市公司股票市场的发展，不仅为社会提供了良好的投资交易场所，也培养了公众的投资意识，2000年全年股票市场成交量达4759亿股，成交额达60826亿元，平均换手率达500%。由此可见，从整体来看，上市公司的产生和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进程，不仅扩展了企业的融资空间，对我国经济乃至社会的发展都起到了良好的示范效应。
但是，上市公司的不良发展也会对其所处的环境产生强烈的负效应。在中国证券市场上，从“琼民源”、“红光实业”、“东方锅炉”到“中科系事件”再到“银广夏”，系列的上市公司案件不仅让广大投资者损失惨重，而且令中国证券市场的信用危机骤然上升，“规范和发展”成了证券市场健康成长的主题。无独有偶，2001年12月，美国500强第七名安然公司破产案件突然发生，仅随其后，世界通信、施乐等上市公司的丑闻也公布于众。一时间，由安然事件引发的“安然综合症”如“多米诺骨牌”一样对美国乃至全球的社会及金融秩序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安然事件的发生使公司股票价格从34美元迅速跌至0.6美元，投资者损失达320亿美元；世界通信股票1999年峰值时，股价最高达64.5美元，事件发生后，公司股票价格迅速跌至0.09美元。据CNN电视新闻报道，美国第二大养老基金纽约州养老基金在世通公司的投资损失高达3亿美元。美国投资者信心在上述案件下大受打击，道—琼斯指数在2002年6月26日开盘后下跌了140多点，自2001年10月10日以来首次跌到9000点以下，纳斯达克股市指数也一度跌到“9·11”事件以来的最低点，全球股市也因上述案件产生了连带效应，英国、法国、德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股市也出现了剧烈动荡。上述案件对社会造成了巨额的价值损失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它带来了严重的上市公司信用危机。《商业周刊》曾载文说：安然事件“从根本上动摇了我们的信念”。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说：“安然公司的崩溃不只是一个公司的垮台问题，它是一个制度的瓦解。” 上市公司系列案件对社会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通过上述事实，上市公司承担社会责任便可以得到现实例证。
鉴于上市公司行为的重大社会影响，上市公司决策权力应当视为具有重大社会效果的特殊民事权利，这种特殊性主要是因为上市公司决策权力能够带来强烈的外部效应。上市公司经济力量越强大，其行为的外部效应就越强烈，社会影响也越大，承担的社会责任也就应该越多。因此，上市公司应当以其对社会负责的行为方式推动社会利益的进步。
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的承担
（一）上市公司组织制度、运行机制对其社会责任的影响
法律已经赋予上市公司独立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法人地位，因此，上市公司作为法人主体应该承担社会责任。但上市公司作为法人，无自然人所具
从产权角度看，上市公司的产权整合包含了产权分解、产权交易、产权合作三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原有统一的资本所有权分解为资本终极所有权（股权）、经营管理决策权（法人资产控制权）、经营管理执行权三部分。相应地股东作为出资人享有资本终极所有权，成为股权主体；董事会作为出资人代表掌握经营管理决策权，成为决策权主体或法人资产控制权主体；经理则受董事会聘任掌握经营管理执行权，成为执行权主体（其中，董事会和经理层可以合并称为经营管理主体）。因此，上市公司也可看作是股东、经营者在一系列合约下进行产权交易与产权合作的组织形式。上市公司在一系列产权整合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的法人治理结构以及内部的层级分权制和委托代理制：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是上市公司管理制度中的三个权力层级，股东、股东会、董事、董事会、经理之间存在多级委托代理关系。在特有的产权安排下，上述利益主体之间存在着不同的行为目标：股东的目标是追求利润或股权价值的最大化；董事作为自然人，私人目标是追求个人人力资本价值和价格的最大化（工资及相关福利待遇），作为股东的代理人，其职务目标是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经理作为自然人，其私人目标也是追求自己人力资本价值和价格的最大化，作为董事会的代理人其职务目标则不仅包括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还包括维护公司员工利益、树立公司形象、保证公司持续发展等目的。上述利益主体存在不同的行为目标会导致其行为方式的较大差异，从而每个主体的行为方式不可避免地会带有“私人行为”的特点。由于私人逐利行为会产生强烈的“外部效应”，不同行为主体“外部效应”的综合效应便构成了上市公司整体的“外部效应”。因此，上市公司组织制度、运行机制下的行为主体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总体说来，股东是股权的产权主体，付出的是资金，得到的是股利和股权增值，由于其存在较强的流动性和分散性，因此其要求利润最大化或价值最大化只能遵循法人治理结构而通过股东大会来实现，目标简单，行为方式也相对简单；而董事、经理作为经营管理者，是人力资本的产权主体，付出的是自己的智力、体力、时间等，得到的是工资、薪酬、地位、荣誉、在职消费的福利、资产集中控制的权力等，目标较多，行为方式也变得相对复杂起来，上市公司的存在、市场形象、信誉状况及发展前景与其私人目标及私人利益息息相关，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更关心其自身行为及上市公司行为的外部效应是否会影响其在公司中的地位及利益。
（二）对上市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建议
1、承担社会责任应成为上市公司经营的原则性目标
关于公司的经营目标，历来有不同的观点，例如利润最大化、每股盈余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等。上述目标反映了人们对企业这种组织形式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期望，都存在各自的合理的一面。但我们认为，上述目标共同的缺点是出发点仅定位于企业微观利益层面，没有从企业所处市场环境的角度充分考虑。根据交易费用学派的理论，企业产生的原因是节约市场交易费用，“企业的显著特征就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其产生的原因是通过实现外部交易的内部化而节约部分市场交易费用。因此，如果上市公司只顾追求内部活动的经济性而忽视对市场和社会带来的不经济现象，那么就整个市场或社会来说，“交易费用”在内部节约的同时就会带来外部的市场损失或社会成本，上市公司这种组织形式存在的必要性就会受到怀疑。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充分发展的产物，既是实现市场资源充分配置的一个阶段性微观组织，其存在和发展对外部环境具有强烈的依赖性，但同时又反过来影响社会环境。鉴于上市公司行为具有较强的外部性，会对社会环境带来重大影响，如果上市公司只顾自身发展而不承担社会责任，则不仅会严重破坏其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而且社会也会重新考虑其存在的合理性。因此，从社会高度看，承担社会责任应成为上市公司经营的原则性目标，利润最大化、每股盈余最大化或股东财富最大化应是从属于原则性目标的具体经营目标。
《论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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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上市公司对社会影响的上述特殊性可以看出，上市公司作为资本社会化的典型组织形式，已经成为社会公众充分关注的目标并已不自觉地将之活动视为一种典范而加以期望，公司经营的好坏良莠都将会起到一种强烈的示范效应。作为上市公司来说，有责任和义务来维护这种示范的正效应，杜绝或避免这种示范的负效应。从这个角度讲，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也可以称之为效应责任。正如哈罗德·孔茨等人所言：“公司的社会责任就是认真地考虑公司的一举一动对社会的影响”。
（二）上市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现实例证
上市公司是现代企业的一种特殊组织形式。从微观角度看，该种组织形式不仅具有一般公司的产权清晰、责任明确、管理科学的特点，更由于其股权的流动性、筹资的效率性、规模性及资本的社会性而受到众多企业发展的青睐。从宏观上看，上市公司的培育和发展，不仅可以通过资本市场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提高社会生产效率，同时，上市公司的发展状况、发展速度及发展规模还会对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带来重要影响。
以我国为例，上市公司企业组织形式的产生和发展，对推进传统企业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起到了有力的指引和示范作用。许多地方的未上市股份公司都参照了当前上市公司的组织特点和运行机制而设立，并随着上市公司组织制度和运行机制的完善而相应调整。同时，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我国上市公司的规模和实力日渐壮大，2000年底时，中国境内已有1088家上市公司，资产总额达21674亿元，股票市场市价总值48091亿元，占GDP的54%；2000年上市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0784亿元，占GDP的12%；2000年固定资产投资额达24243亿元，更新改造投资额达5077亿元，对区域经济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外，上市公司股票市场的发展，不仅为社会提供了良好的投资交易场所，也培养了公众的投资意识，2000年全年股票市场成交量达4759亿股，成交额达60826亿元，平均换手率达500%。由此可见，从整体来看，上市公司的产生和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进程，不仅扩展了企业的融资空间，对我国经济乃至社会的发展都起到了良好的示范效应。
但是，上市公司的不良发展也会对其所处的环境产生强烈的负效应。在中国证券市场上，从“琼民源”、“红光实业”、“东方锅炉”到“中科系事件”再到“银广夏”，系列的上市公司案件不仅让广大投资者损失惨重，而且令中国证券市场的信用危机骤然上升，“规范和发展”成了证券市场健康成长的主题。无独有偶，2001年12月，美国500强第七名安然公司破产案件突然发生，仅随其后，世界通信、施乐等上市公司的丑闻也公布于众。一时间，由安然事件引发的“安然综合症”如“多米诺骨牌”一样对美国乃至全球的社会及金融秩序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安然事件的发生使公司股票价格从34美元迅速跌至0.6美元，投资者损失达320亿美元；世界通信股票1999年峰值时，股价最高达64.5美元，事件发生后，公司股票价格迅速跌至0.09美元。据CNN电视新闻报道，美国第二大养老基金纽约州养老基金在世通公司的投资损失高达3亿美元。美国投资者信心在上述案件下大受打击，道—琼斯指数在2002年6月26日开盘后下跌了140多点，自2001年10月10日以来首次跌到9000点以下，纳斯达克股市指数也一度跌到“9·11”事件以来的最低点，全球股市也因上述案件产生了连带效应，英国、法国、德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股市也出现了剧烈动荡。上述案件对社会造成了巨额的价值损失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它带来了严重的上市公司信用危机。《商业周刊》曾载文说：安然事件“从根本上动摇了我们的信念”。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说：“安然公司的崩溃不只是一个公司的垮台问题，它是一个制度的瓦解。” 上市公司系列案件对社会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通过上述事实，上市公司承担社会责任便可以得到现实例证。
鉴于上市公司行为的重大社会影响，上市公司决策权力应当视为具有重大社会效果的特殊民事权利，这种特殊性主要是因为上市公司决策权力能够带来强烈的外部效应。上市公司经济力量越强大，其行为的外部效应就越强烈，社会影响也越大，承担的社会责任也就应该越多。因此，上市公司应当以其对社会负责的行为方式推动社会利益的进步。
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的承担
（一）上市公司组织制度、运行机制对其社会责任的影响
法律已经赋予上市公司独立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法人地位，因此，上市公司作为法人主体应该承担社会责任。但上市公司作为法人，无自然人所具
备的行为能力，上市公司的行为能力是通过上市公司内部组织机构的运行来实现的，因此，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的落实就有必要结合其组织制度和运行机制来进行。
从产权角度看，上市公司的产权整合包含了产权分解、产权交易、产权合作三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原有统一的资本所有权分解为资本终极所有权（股权）、经营管理决策权（法人资产控制权）、经营管理执行权三部分。相应地股东作为出资人享有资本终极所有权，成为股权主体；董事会作为出资人代表掌握经营管理决策权，成为决策权主体或法人资产控制权主体；经理则受董事会聘任掌握经营管理执行权，成为执行权主体（其中，董事会和经理层可以合并称为经营管理主体）。因此，上市公司也可看作是股东、经营者在一系列合约下进行产权交易与产权合作的组织形式。上市公司在一系列产权整合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的法人治理结构以及内部的层级分权制和委托代理制：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是上市公司管理制度中的三个权力层级，股东、股东会、董事、董事会、经理之间存在多级委托代理关系。在特有的产权安排下，上述利益主体之间存在着不同的行为目标：股东的目标是追求利润或股权价值的最大化；董事作为自然人，私人目标是追求个人人力资本价值和价格的最大化（工资及相关福利待遇），作为股东的代理人，其职务目标是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经理作为自然人，其私人目标也是追求自己人力资本价值和价格的最大化，作为董事会的代理人其职务目标则不仅包括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还包括维护公司员工利益、树立公司形象、保证公司持续发展等目的。上述利益主体存在不同的行为目标会导致其行为方式的较大差异，从而每个主体的行为方式不可避免地会带有“私人行为”的特点。由于私人逐利行为会产生强烈的“外部效应”，不同行为主体“外部效应”的综合效应便构成了上市公司整体的“外部效应”。因此，上市公司组织制度、运行机制下的行为主体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总体说来，股东是股权的产权主体，付出的是资金，得到的是股利和股权增值，由于其存在较强的流动性和分散性，因此其要求利润最大化或价值最大化只能遵循法人治理结构而通过股东大会来实现，目标简单，行为方式也相对简单；而董事、经理作为经营管理者，是人力资本的产权主体，付出的是自己的智力、体力、时间等，得到的是工资、薪酬、地位、荣誉、在职消费的福利、资产集中控制的权力等，目标较多，行为方式也变得相对复杂起来，上市公司的存在、市场形象、信誉状况及发展前景与其私人目标及私人利益息息相关，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更关心其自身行为及上市公司行为的外部效应是否会影响其在公司中的地位及利益。
（二）对上市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建议
1、承担社会责任应成为上市公司经营的原则性目标
关于公司的经营目标，历来有不同的观点，例如利润最大化、每股盈余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等。上述目标反映了人们对企业这种组织形式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期望，都存在各自的合理的一面。但我们认为，上述目标共同的缺点是出发点仅定位于企业微观利益层面，没有从企业所处市场环境的角度充分考虑。根据交易费用学派的理论，企业产生的原因是节约市场交易费用，“企业的显著特征就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其产生的原因是通过实现外部交易的内部化而节约部分市场交易费用。因此，如果上市公司只顾追求内部活动的经济性而忽视对市场和社会带来的不经济现象，那么就整个市场或社会来说，“交易费用”在内部节约的同时就会带来外部的市场损失或社会成本，上市公司这种组织形式存在的必要性就会受到怀疑。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充分发展的产物，既是实现市场资源充分配置的一个阶段性微观组织，其存在和发展对外部环境具有强烈的依赖性，但同时又反过来影响社会环境。鉴于上市公司行为具有较强的外部性，会对社会环境带来重大影响，如果上市公司只顾自身发展而不承担社会责任，则不仅会严重破坏其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而且社会也会重新考虑其存在的合理性。因此，从社会高度看，承担社会责任应成为上市公司经营的原则性目标，利润最大化、每股盈余最大化或股东财富最大化应是从属于原则性目标的具体经营目标。
《论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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