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绪论
寻义理，以义理促考据。
7，考古材料与传世文献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的、浓厚的历史意识的国家。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文献多有缺失，两千五百年之前孔子就发出了“文献不足”之叹；在传世文献中，时见伪书；而那些本来不伪的典籍，也往往遭到怀疑。如此看来，史料甄辨成为又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
无疑，以文献考证文献是一种不可或缺的途径。但是，更可靠的途径是二十世纪早期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提出的以“地下之新材料”印证“纸上之材料”的“二重证据法”。“二重证据法”一直为学者所遵信，成为当代史学研究的一项基本原则。
这些考古材料，一方面可以印证传世文献的真伪，并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提供新的线索；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文献的缺失。所以，自从发现甲骨文以来，几乎任何一次重大考古发现，都会改写一段历史。
8，残缺与完形
历史是残缺的。就历史文献而言，如上所述，由于种种原因，文献多有缺失；在传世文献中，又时见伪书。依据完全可靠的文献我们就能完全恢复历史吗？不能。因为我们和古人之间隔着一条不可跨越的历史鸿沟－－文献写作时的社会和语言环境无法全部再现了，当时文字语言的含义无法全部再现了。尽管我们可以通过考证、训诂等方式缩小这条鸿沟，但不可能完全消除它。假设我们能够跨越历史鸿沟，我们就能完全恢复历史吗？仍然不能。语言文字只是意义的记录符号，二者之间也隔着一条鸿沟。《系辞》上早就指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庄子·秋水》也说：“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致者，不期精粗焉。”
历史原来是这样！现代解释学家们失望了，他们的结论是，没有真实的历史，只有不同的历史，那就是历史学家心中的历史。克罗齐甚至说，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
难道这就是历史研究的意义吗？我并不这么悲观。历史尽管是残缺的，但是它毕竟还有实实在在的部分。历史研究的任务，就是在这实实在在的部分的基础上，去弥补那残缺的部分，从而使残缺的部分越来越缩小，实实在在的部分越来越扩大。也就是说，通过历史研究，使历史不断趋向完形。虽然完全再现历史是不可能的，但这却是历史研究努力的方向。
这种不断完形的主张应该是切实可行的。文献或文本的部分，我们可以通过训诂、考证、考古等途径去恢复、去弥补。相对而言，恢复意义的世界更为艰难，但亦非束手无策。按照《庄子·外物》的看法：“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兔；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成为古人的“忘言之人”，便是历史学家的成功！
二、中国学术思想的特点
中国学术思想的特点是在与其他文明的比较中凸现出来的，所以我们不妨以西方乃至印度的学术思想为背景探讨这个问题。
1，文字、思维、文化（3）
对中西文化系统上的差异，近代以来，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反复讨论。笔者试图从文字对思维、思维对文化的影响方面作一尝试性探索。
现代脑科学研究证实，大脑左右两半球的分工是不同的。右半球主要处理各种各样的形象，左半球主要处理形形色色的语言符号。这表明左右两半球的思维工具不同，右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形象，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形象思维；左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语言，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语言思维。语言是形象的象征性符号，形象是语言代表的意义。在大脑中，形象和语言、形象思维和语言思维之间并不是漠不关心的。相反，连接大脑两半球的胼胝体以难以想象的速度传递左右脑的信息。
人们常说，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同。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它们到底是如何不同呢？这种不同是怎样形成的呢？
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我认为，中西书写文字的差异，是造成两者思维方式不同的根本原因。固然，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它不同于语言，不等于思维的工具。但是作为人们最经常使用的交流工具，文字对思维无疑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西方语言的书写形式是字母文字，这种文字既不表形，也不表意，而仅仅表音；也就是说，它完全割断了与形象的直接联系，是一种纯粹的记录语言的符号。这种纯粹记录语言的字母文字频繁地、广泛地刺激人们的大脑，就逐渐地形成了西方人长于语言思维的特点，使之语言思维特别发达。而汉语书写符号是方块汉字，它不仅表音，而且还能表形、表意。这种音、形、意互相联系的文字，为形象思维提供了方便的工具，使中国人长于形象思维。
文字影响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又影响文化的发展特点。中西文字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使中西文化表现出各自的独特风貌。西方学者认为，语言和思维是相互依赖的。如黑格尔就声称：“思维形式首先表现和记载在人们的语言里。”（4）杜威也指出：“吾谓思维无语言则不能自存。”（5）而我们的语言学教科书则反复强调，语言和思维是外壳和内核的关系。与此相反，许多中国学者却认为自己思想的最高境界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今本《老子》一章）、“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庄子·秋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系辞上》）、“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诗品·含蓄》）等等。
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思维和语言关系上的差异，直接影响了他们对语言学的兴趣。为了更好地发展、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西方人很早就很重视对语言的研究。从古希腊时期以来，语言学就“变成‘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一门独立学科”（6），一直到近现代，西方的语言学一直是遥遥领先的。而中国人的思维对语言的依赖性小，与此相应，中国对语言研究就不那么重视。在中国古代，语言学一直没有得到独立发展。孔子早就提倡：“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传统的音韵学就是文学和经学的附庸，人们只是为了写好诗赋和训诂经书才去研究它。学者们甚至把文字、音韵、训诂贬称为“小学”。直到十九世纪末，马建忠才照搬西方的语言理论，写成中国第一部语法著作《马氏文通》。此后，中国的语言学才逐渐独立发展起来。
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还深刻地影响了中西文化的不同
在语言思维影响下的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学，表现出了另一种风格。西方哲学家们总是以语言的严密性和思辩性见长。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如此，近现代西方哲学家们也如此。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讲，西方哲学是一种语言思辩的哲学。当然，西方学术史上的概念也是相当明确的。
专家认为，形象思维具有模糊性，这大概是中国人思维的特点；相对地讲，语言思维具有精确性，这是西方人思维的特点。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在各自的语言体系中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固然，这同中国人和西方人对语言研究的不同态度也有一定关系。也就是说，西方语言是比较精确的，汉语，尤其古代汉语则比较模糊（由于大量西方译名的输入，现代汉语正在向精确化发展）。同一个意思，中西哲人的表达风格各异。如老子说：“有无之 《《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绪论(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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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考古材料与传世文献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的、浓厚的历史意识的国家。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文献多有缺失，两千五百年之前孔子就发出了“文献不足”之叹；在传世文献中，时见伪书；而那些本来不伪的典籍，也往往遭到怀疑。如此看来，史料甄辨成为又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
无疑，以文献考证文献是一种不可或缺的途径。但是，更可靠的途径是二十世纪早期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提出的以“地下之新材料”印证“纸上之材料”的“二重证据法”。“二重证据法”一直为学者所遵信，成为当代史学研究的一项基本原则。
这些考古材料，一方面可以印证传世文献的真伪，并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提供新的线索；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文献的缺失。所以，自从发现甲骨文以来，几乎任何一次重大考古发现，都会改写一段历史。
8，残缺与完形
历史是残缺的。就历史文献而言，如上所述，由于种种原因，文献多有缺失；在传世文献中，又时见伪书。依据完全可靠的文献我们就能完全恢复历史吗？不能。因为我们和古人之间隔着一条不可跨越的历史鸿沟－－文献写作时的社会和语言环境无法全部再现了，当时文字语言的含义无法全部再现了。尽管我们可以通过考证、训诂等方式缩小这条鸿沟，但不可能完全消除它。假设我们能够跨越历史鸿沟，我们就能完全恢复历史吗？仍然不能。语言文字只是意义的记录符号，二者之间也隔着一条鸿沟。《系辞》上早就指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庄子·秋水》也说：“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致者，不期精粗焉。”
历史原来是这样！现代解释学家们失望了，他们的结论是，没有真实的历史，只有不同的历史，那就是历史学家心中的历史。克罗齐甚至说，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
难道这就是历史研究的意义吗？我并不这么悲观。历史尽管是残缺的，但是它毕竟还有实实在在的部分。历史研究的任务，就是在这实实在在的部分的基础上，去弥补那残缺的部分，从而使残缺的部分越来越缩小，实实在在的部分越来越扩大。也就是说，通过历史研究，使历史不断趋向完形。虽然完全再现历史是不可能的，但这却是历史研究努力的方向。
这种不断完形的主张应该是切实可行的。文献或文本的部分，我们可以通过训诂、考证、考古等途径去恢复、去弥补。相对而言，恢复意义的世界更为艰难，但亦非束手无策。按照《庄子·外物》的看法：“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兔；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成为古人的“忘言之人”，便是历史学家的成功！
二、中国学术思想的特点
中国学术思想的特点是在与其他文明的比较中凸现出来的，所以我们不妨以西方乃至印度的学术思想为背景探讨这个问题。
1，文字、思维、文化（3）
对中西文化系统上的差异，近代以来，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反复讨论。笔者试图从文字对思维、思维对文化的影响方面作一尝试性探索。
现代脑科学研究证实，大脑左右两半球的分工是不同的。右半球主要处理各种各样的形象，左半球主要处理形形色色的语言符号。这表明左右两半球的思维工具不同，右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形象，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形象思维；左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语言，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语言思维。语言是形象的象征性符号，形象是语言代表的意义。在大脑中，形象和语言、形象思维和语言思维之间并不是漠不关心的。相反，连接大脑两半球的胼胝体以难以想象的速度传递左右脑的信息。
人们常说，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同。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它们到底是如何不同呢？这种不同是怎样形成的呢？
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我认为，中西书写文字的差异，是造成两者思维方式不同的根本原因。固然，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它不同于语言，不等于思维的工具。但是作为人们最经常使用的交流工具，文字对思维无疑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西方语言的书写形式是字母文字，这种文字既不表形，也不表意，而仅仅表音；也就是说，它完全割断了与形象的直接联系，是一种纯粹的记录语言的符号。这种纯粹记录语言的字母文字频繁地、广泛地刺激人们的大脑，就逐渐地形成了西方人长于语言思维的特点，使之语言思维特别发达。而汉语书写符号是方块汉字，它不仅表音，而且还能表形、表意。这种音、形、意互相联系的文字，为形象思维提供了方便的工具，使中国人长于形象思维。
文字影响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又影响文化的发展特点。中西文字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使中西文化表现出各自的独特风貌。西方学者认为，语言和思维是相互依赖的。如黑格尔就声称：“思维形式首先表现和记载在人们的语言里。”（4）杜威也指出：“吾谓思维无语言则不能自存。”（5）而我们的语言学教科书则反复强调，语言和思维是外壳和内核的关系。与此相反，许多中国学者却认为自己思想的最高境界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今本《老子》一章）、“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庄子·秋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系辞上》）、“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诗品·含蓄》）等等。
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思维和语言关系上的差异，直接影响了他们对语言学的兴趣。为了更好地发展、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西方人很早就很重视对语言的研究。从古希腊时期以来，语言学就“变成‘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一门独立学科”（6），一直到近现代，西方的语言学一直是遥遥领先的。而中国人的思维对语言的依赖性小，与此相应，中国对语言研究就不那么重视。在中国古代，语言学一直没有得到独立发展。孔子早就提倡：“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传统的音韵学就是文学和经学的附庸，人们只是为了写好诗赋和训诂经书才去研究它。学者们甚至把文字、音韵、训诂贬称为“小学”。直到十九世纪末，马建忠才照搬西方的语言理论，写成中国第一部语法著作《马氏文通》。此后，中国的语言学才逐渐独立发展起来。
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还深刻地影响了中西文化的不同
气质。中国哲学史上的三大流派儒道佛都强调内心的反省、体验与觉悟。儒家先贤曾参早就说过：“吾日三省吾身”（同上书《论语·述而》），以反省为必不可少的修身手段。道家则更进了一步。王弼认为：“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周易略例·明象》）语言，甚至图象都成了束缚思想的桎梏，思想修养达到了一定程度，图象和语言都不存在了。这个传统在佛教徒那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慧能虽然不识文字，却能以力主“顿悟”成为禅宗南宗的鼻祖。后来，禅宗干脆主张“不立文字”，彻底抛弃语言文字，而完全用纯粹的直觉传递那些被认为不可表达的奥妙，“棒喝”就是其主要形式之一。因此，佛教之所以在中国发展起来，禅宗之所以在中国产生，中国形象思维的土壤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与此相应的是，在中国学术史上形成了一系列玄而又玄的概念，如阴阳、元气、意境、神韵、风骨、虚实……举不胜举。
在语言思维影响下的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学，表现出了另一种风格。西方哲学家们总是以语言的严密性和思辩性见长。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如此，近现代西方哲学家们也如此。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讲，西方哲学是一种语言思辩的哲学。当然，西方学术史上的概念也是相当明确的。
专家认为，形象思维具有模糊性，这大概是中国人思维的特点；相对地讲，语言思维具有精确性，这是西方人思维的特点。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在各自的语言体系中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固然，这同中国人和西方人对语言研究的不同态度也有一定关系。也就是说，西方语言是比较精确的，汉语，尤其古代汉语则比较模糊（由于大量西方译名的输入，现代汉语正在向精确化发展）。同一个意思，中西哲人的表达风格各异。如老子说：“有无之 《《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绪论(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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