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绪论
子及其思想需要重新认识和重新评价。就孔子思想的发展而言，实由礼学而仁学进而易学，这三个阶段分别属于孔子的早年、中年、晚年。这整个过程就是孔子本人所说“下学而上达”的过程。孔子对易学的最大贡献是，在形式上，将过去的占筮之学转化为哲学；在内容上，将过去的乾坤二元论提升为易一元论。所以过去那种认为孔子思想中没有形上学甚至没有哲学的观点是错误的。
3，子思学派及其文献
我以为，在郭店竹简中，除了《老子》、《太一生水》两种属于道家作品和《札记》（原题《语丛》）四篇为墓主札记外，其余都出自子思和子思门人之手。时人提到的子思学派终于露出了芦山真面目。
总起来说，子思学派的文献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子思所记孔子言论，包括原本《中庸》（14）、《表记》、《坊记》、《缁衣》四篇，它们属于《论语》类文献。
第二类为子思的著作。《五行》、《天命》皆作于子思，分别代表子思早期和晚期的思想。另外，郭店简《唐虞之道》与《穷达以时》思想较为一致（《穷达以时》为子思言论，见下文）；《忠信之道》将忠信归结为仁义，显然与《五行》有内在联系。故这两篇很可能亦为子思言论或著作（也有可能是子思门人的著作）。
第三类是各种典籍所载子思言行。这类文献情况比较复杂。首先其中包括子思门人的记录，如竹简《鲁穆公问子思》为子思与鲁穆公的对话；竹简《穷达以时》杂有孔子语，可能是子思对孔子思想的阐述。故此二篇当为子思门人所记子思言论，性质相同。它们的竹简形制一样，亦可证之。这些记录当然是可靠的。其次，《孟子》、《檀弓》等先秦古籍中的有关记载，其可靠性也毋庸置疑。至于秦汉以后儒书，包括《孔丛子》的有关记载，就难免久传失真、鱼目混珠了。
第四类为子思门人的著作。《大常》、《尊德义》、《有性》、《求心》、《六德》五篇不但竹简形制一样，而且思想一贯，当出自一人之手。《大常》曾引用《坊记》，故作者晚于子思。另从思想上看，此四篇上承子思，下开孟子。故其作者当为子思之后学、孟子之前辈。此外，世传本《大学》亦作于子思门人。
从这些文献看，子思学派曾经提出许多不为后人所知的卓识创见（参见下文第七部分）。依此，先秦儒学的发展线索需要重新认识。如关于人性的问题，从孔子到子思，虽然对人性没有明确的分类，也没有明确地谈论性的善恶。但事实上，他们的性包含后代学者所说的义理之性和气质之性两个层面，并且义理之性是善的，而气质之性有善有不善。至子思后学，则明确地说性有善有不善，当然他们所说的不善之性存在于气质之性之中。与此不同，告子将性界定为生理本能，认为性无善无不善。其实，告子也应该为子思后学，属思孟学派，只是与孟子持不同意见而已。他的“仁内义外”的著名观点，正是从子思到《大常》等五篇的作者以来的传统看法。或许是为了纠正告子人性论的偏失（即把义理之性排除在人性论之外），孟子认定只有义理之性才是人性，所以主张性善。结果矫枉过正，故荀子起而重新立足于生理本能，将性界定为生理本能的社会效果，因而宣扬性恶论，这便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4，老子其人其书
老子其人其书属于什么时代？太史儋和老聃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这些问题连司马迁也没能说清楚，以至成为中国学
我考察竹简《老子》的结果是，竹简《老子》出自春秋末期与孔子同时的老聃，今本（包括帛书本）《老子》出自战国中期与秦献公同时的太史儋；后者曾将前者全部纳入并加以改造。也就是说，被当作老子的其人其书皆有二。主要理由是：其一，竹简本不含有今本中的高远玄虚之论、非黜儒家之语、权谋机心之术等内容，说明它有完全区别于今本的独特的思想体系。其二，从思想、语言、文字、分篇、分章、章次等情况看，竹简本更加原始。关于这一点的主要旁证是，竹简《文子》和竹简《老子》可互证早出（见下文）。其三，今本《老子》在内容上有多处矛盾，在文本上有多处重复，这是今本吸收竹简本并加以篡改所留下的痕迹。其四，《吕氏春秋》、《礼记》、《大戴礼记》、《史记》等多种古籍皆载有孔子问礼于老聃之事，而这些史料中的老聃思想与竹简《老子》完全一致。其五，种种证据说明，《史记》所载西出函谷关并著今本《老子》五千言的那位老子是太史儋，而不是老聃，过去那种认为太史儋无著述的观点是不对的。
太史儋是在出关时著书的，而函谷关为秦献公所置，故今本《老子》成书时代的上限为献公元年即公元前384年；根据我的考证，太史儋出关后见秦献公的时间为献公11年，即公元前374年（《史记老子列传》称此年为“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误，当为“百有六年”），这是今本《老子》成书时代的下限。所以此书成于公元前384――374这十年间。
据此，历史上的有关争议，大致都可以在这一框架下获得合乎情理的解释。
5，文子、关尹子和列子的时代
上述对老聃与太史儋及其著作的辨白，为梳理先秦哲学的发展脉络提供了新的线索，为确定其他重要人物的时代提供了新的座标。
过去，人们一直认为《文子》是伪书，唐兰先生率先指出，此书实系先秦古籍。后来，一些学者通过比较竹简《文子》和今本《文子》，将古本和今本区别对待。如1996年台湾学者陈丽桂教授指出：“竹简《文子》固在《淮南子》之前，今本《文子》的形成则当在《淮南子》之后。极有可能就在张湛注列子后，隋以前。”（15）这个意见大致是正确的。竹简《文子》残卷所引《老子》皆见于竹简本《老子》，说明作者尚未见到今本《老子》而仅见到竹简本《老子》，可见竹简《文子》、《老子》两书可互证早出，加之两书的思想相当接近，由此可推断竹简《文子》应出自春秋末年的文子，文子确为老聃弟子，《汉书艺文志》班固所载“老子弟子，与孔子同时”是正确的。竹简《文子》下葬于汉宣帝年间，说明此书当时尚在流行。从班固《汉志》自注看，此书曾为班氏所亲见，也就是说，东汉初期仍然存在。或因班氏疑其“依托”，后即散失。今本《文子》由于所引《老子》之语有许多不见于简本而仅见于今本，故应晚于太史儋。而从古本《文子》的流传情况看，今本《文子》当形成于东汉中期以后。此书来源相当庞杂，乃古本散佚后，好事者杂采古本《文子》佚文、今本《老子》、《淮南子》等书而成。
由于人们一直认为那个出函谷关见关尹子并著书上下篇的老子就是老聃，所以判定关尹子为春秋末年人。现在既然已经证明这个被当作老子的人实为战国中期的太史儋，故关尹子的时代也应改判为战国中期。
郭店竹简中另一篇道家文献《太一生水》，建立了先秦哲学史上一套最完整、最精致、最独特的宇宙生成论，令人称奇。李学勤先生曾指出，此篇为关尹子一派的文献，我很赞同。而我进一步认为，从郭店一号楚墓的时代来推断，这部文献的作者就是关尹子本人。《太一生水》的思想深受竹简《老子》影响，且两部书本来就合编在一起的，故老聃书很可能传自关尹子，而关尹子当受之于太史儋。
由此可见，太史儋和关尹子的函谷关之会，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的意义要远远超过1500多年后的朱熹和陆九渊的鹅湖之会。太史儋应关尹子之请而著书，关尹子亦因太史儋所授老聃书之启发而作文。如果没有函谷关之会，不但太史儋和关尹子这两位杰出的哲学家都早已在历史上消失，而且老聃书也会化为乌有。没有老子的中国哲学史会是什么样子？难以设想。
关于列子，《汉书·艺文志》著录《列子》一书，自注曰：“名圄寇，先庄子，庄子称之。”从《庄子·让王篇》看，列子与战国中期的郑子阳同时。但是，《庄子·达生篇》和《吕氏春秋·审己篇》又都载有列子问于关尹子之事，而过去人们认为关尹子为春秋末期人，故列子的时代终莫能定。现在这个矛盾可以化解了。从列子问于关尹子的情况看，列子当为关尹子的晚辈。
6，墓主《札记》
郭店竹简《语丛》四种甚值得注意。历史上有小 《《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绪论(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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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子思学派及其文献
我以为，在郭店竹简中，除了《老子》、《太一生水》两种属于道家作品和《札记》（原题《语丛》）四篇为墓主札记外，其余都出自子思和子思门人之手。时人提到的子思学派终于露出了芦山真面目。
总起来说，子思学派的文献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子思所记孔子言论，包括原本《中庸》（14）、《表记》、《坊记》、《缁衣》四篇，它们属于《论语》类文献。
第二类为子思的著作。《五行》、《天命》皆作于子思，分别代表子思早期和晚期的思想。另外，郭店简《唐虞之道》与《穷达以时》思想较为一致（《穷达以时》为子思言论，见下文）；《忠信之道》将忠信归结为仁义，显然与《五行》有内在联系。故这两篇很可能亦为子思言论或著作（也有可能是子思门人的著作）。
第三类是各种典籍所载子思言行。这类文献情况比较复杂。首先其中包括子思门人的记录，如竹简《鲁穆公问子思》为子思与鲁穆公的对话；竹简《穷达以时》杂有孔子语，可能是子思对孔子思想的阐述。故此二篇当为子思门人所记子思言论，性质相同。它们的竹简形制一样，亦可证之。这些记录当然是可靠的。其次，《孟子》、《檀弓》等先秦古籍中的有关记载，其可靠性也毋庸置疑。至于秦汉以后儒书，包括《孔丛子》的有关记载，就难免久传失真、鱼目混珠了。
第四类为子思门人的著作。《大常》、《尊德义》、《有性》、《求心》、《六德》五篇不但竹简形制一样，而且思想一贯，当出自一人之手。《大常》曾引用《坊记》，故作者晚于子思。另从思想上看，此四篇上承子思，下开孟子。故其作者当为子思之后学、孟子之前辈。此外，世传本《大学》亦作于子思门人。
从这些文献看，子思学派曾经提出许多不为后人所知的卓识创见（参见下文第七部分）。依此，先秦儒学的发展线索需要重新认识。如关于人性的问题，从孔子到子思，虽然对人性没有明确的分类，也没有明确地谈论性的善恶。但事实上，他们的性包含后代学者所说的义理之性和气质之性两个层面，并且义理之性是善的，而气质之性有善有不善。至子思后学，则明确地说性有善有不善，当然他们所说的不善之性存在于气质之性之中。与此不同，告子将性界定为生理本能，认为性无善无不善。其实，告子也应该为子思后学，属思孟学派，只是与孟子持不同意见而已。他的“仁内义外”的著名观点，正是从子思到《大常》等五篇的作者以来的传统看法。或许是为了纠正告子人性论的偏失（即把义理之性排除在人性论之外），孟子认定只有义理之性才是人性，所以主张性善。结果矫枉过正，故荀子起而重新立足于生理本能，将性界定为生理本能的社会效果，因而宣扬性恶论，这便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4，老子其人其书
老子其人其书属于什么时代？太史儋和老聃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这些问题连司马迁也没能说清楚，以至成为中国学
术史上的最大公案之一。
我考察竹简《老子》的结果是，竹简《老子》出自春秋末期与孔子同时的老聃，今本（包括帛书本）《老子》出自战国中期与秦献公同时的太史儋；后者曾将前者全部纳入并加以改造。也就是说，被当作老子的其人其书皆有二。主要理由是：其一，竹简本不含有今本中的高远玄虚之论、非黜儒家之语、权谋机心之术等内容，说明它有完全区别于今本的独特的思想体系。其二，从思想、语言、文字、分篇、分章、章次等情况看，竹简本更加原始。关于这一点的主要旁证是，竹简《文子》和竹简《老子》可互证早出（见下文）。其三，今本《老子》在内容上有多处矛盾，在文本上有多处重复，这是今本吸收竹简本并加以篡改所留下的痕迹。其四，《吕氏春秋》、《礼记》、《大戴礼记》、《史记》等多种古籍皆载有孔子问礼于老聃之事，而这些史料中的老聃思想与竹简《老子》完全一致。其五，种种证据说明，《史记》所载西出函谷关并著今本《老子》五千言的那位老子是太史儋，而不是老聃，过去那种认为太史儋无著述的观点是不对的。
太史儋是在出关时著书的，而函谷关为秦献公所置，故今本《老子》成书时代的上限为献公元年即公元前384年；根据我的考证，太史儋出关后见秦献公的时间为献公11年，即公元前374年（《史记老子列传》称此年为“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误，当为“百有六年”），这是今本《老子》成书时代的下限。所以此书成于公元前384――374这十年间。
据此，历史上的有关争议，大致都可以在这一框架下获得合乎情理的解释。
5，文子、关尹子和列子的时代
上述对老聃与太史儋及其著作的辨白，为梳理先秦哲学的发展脉络提供了新的线索，为确定其他重要人物的时代提供了新的座标。
过去，人们一直认为《文子》是伪书，唐兰先生率先指出，此书实系先秦古籍。后来，一些学者通过比较竹简《文子》和今本《文子》，将古本和今本区别对待。如1996年台湾学者陈丽桂教授指出：“竹简《文子》固在《淮南子》之前，今本《文子》的形成则当在《淮南子》之后。极有可能就在张湛注列子后，隋以前。”（15）这个意见大致是正确的。竹简《文子》残卷所引《老子》皆见于竹简本《老子》，说明作者尚未见到今本《老子》而仅见到竹简本《老子》，可见竹简《文子》、《老子》两书可互证早出，加之两书的思想相当接近，由此可推断竹简《文子》应出自春秋末年的文子，文子确为老聃弟子，《汉书艺文志》班固所载“老子弟子，与孔子同时”是正确的。竹简《文子》下葬于汉宣帝年间，说明此书当时尚在流行。从班固《汉志》自注看，此书曾为班氏所亲见，也就是说，东汉初期仍然存在。或因班氏疑其“依托”，后即散失。今本《文子》由于所引《老子》之语有许多不见于简本而仅见于今本，故应晚于太史儋。而从古本《文子》的流传情况看，今本《文子》当形成于东汉中期以后。此书来源相当庞杂，乃古本散佚后，好事者杂采古本《文子》佚文、今本《老子》、《淮南子》等书而成。
由于人们一直认为那个出函谷关见关尹子并著书上下篇的老子就是老聃，所以判定关尹子为春秋末年人。现在既然已经证明这个被当作老子的人实为战国中期的太史儋，故关尹子的时代也应改判为战国中期。
郭店竹简中另一篇道家文献《太一生水》，建立了先秦哲学史上一套最完整、最精致、最独特的宇宙生成论，令人称奇。李学勤先生曾指出，此篇为关尹子一派的文献，我很赞同。而我进一步认为，从郭店一号楚墓的时代来推断，这部文献的作者就是关尹子本人。《太一生水》的思想深受竹简《老子》影响，且两部书本来就合编在一起的，故老聃书很可能传自关尹子，而关尹子当受之于太史儋。
由此可见，太史儋和关尹子的函谷关之会，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的意义要远远超过1500多年后的朱熹和陆九渊的鹅湖之会。太史儋应关尹子之请而著书，关尹子亦因太史儋所授老聃书之启发而作文。如果没有函谷关之会，不但太史儋和关尹子这两位杰出的哲学家都早已在历史上消失，而且老聃书也会化为乌有。没有老子的中国哲学史会是什么样子？难以设想。
关于列子，《汉书·艺文志》著录《列子》一书，自注曰：“名圄寇，先庄子，庄子称之。”从《庄子·让王篇》看，列子与战国中期的郑子阳同时。但是，《庄子·达生篇》和《吕氏春秋·审己篇》又都载有列子问于关尹子之事，而过去人们认为关尹子为春秋末期人，故列子的时代终莫能定。现在这个矛盾可以化解了。从列子问于关尹子的情况看，列子当为关尹子的晚辈。
6，墓主《札记》
郭店竹简《语丛》四种甚值得注意。历史上有小 《《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绪论(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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