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绪论
简写杂记之说，而《语丛》皆为短简，且言简意赅，其性质当为墓主东宫之师的札记，故应更名为《东宫之师札记》或《札记》。这部竹书兼综儒道，内容涉及墓中儒道两家的著作，故当为墓主阅读所藏儒道两家著作的读书札记，其中既有原书抄录，亦有个人感想，而《语丛四》可能抄自别家文献。这是现存最早有意识地将儒道熔为一炉的作品。
7，各学派之关系
其一，儒家和道家的关系
人们通常认为，儒道对立，势若水火。竹简《老子》一出，方知两派本是同根生，旨趣亦贯通。事实上，儒道关系有一个演变的过程。
司马迁在《老子列传》中说：“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儒学亦绌老子。”过去我们没有很好地理解这句话。第一个“学”字十分重要。所谓“学老子者”当然指老子后学。这表明，儒道对立，是老、孔后学的事，并非一开始就如此。
从竹简《老子》看，老聃不但没有批评儒家思想，而且对儒家所遵奉的观念如圣、仁、义、礼、孝、慈等持积极、肯定的态度。另一方面，从各种史料看，孔子对老子也是非常推崇的。按照《老子列传》的记载，孔子见老聃后曾对弟子说：“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网，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孔子对老子的敬佩之情，溢于言表。此事亦为其他典籍所记载，当为信史。
儒道之间的对立，始于战国时期。这从太史儋对儒家的贬黜以及孟子和荀子对道家的攻击中可以清楚地感觉到。
儒道的对立，主要表现在价值观方面，就方法论而言，两家是相互贯通的。从《太一生水》看，关尹明显地吸收了孔子的思想。另一方面，子思和孟子都在不同程度上受老子之影响；而郭店竹简中的儒家著作进一步表明，思孟学派的其他学者也与老子有不少瓜葛。
另外，墓主《札记》是融合儒道两家思想的最早尝试。
其二，道家和兵家的关系
事实上，太史儋在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时，不但继承了老聃的学说，而且兼采其他学派的思想。这正是导致其有违老聃精神的一个主要原因。
早有学者指出，道家和兵家关系密切。如李泽厚先生说：“《老子》确有多处直接讲兵。有些话好象就是《孙子兵法》的延伸：‘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善为士者不武，善
其三，道家和法家的关系
早有人指出，战国法家出自老子。但他们既没有注意到对法家发生影响的是太史儋而非老聃，也没有意识到两家之密切关系尚有地理上的原因。
权术是道家与法家的接合点，此乃太史儋思想之特色而为老聃所未及，故战国法家实出自太史儋。太史儋入秦后，促进了当地法家的发展，使秦国成为法家活动的主要舞台。因而，韩非子之作《解老》、《喻老》并非偶然，这是法家承继太史儋之统绪的明证。
法家对秦国政治影响极大，这是秦国日益强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太史儋见秦献公后一百余年，秦灭周；其后不久，秦统一天下。这一切难道与太史儋对秦国直接和间接的影响没有一点关系？如果我们说秦曾受益于太史儋或太史儋曾为秦的统一作过贡献，恐怕不是耸人听闻吧。
五、先秦思想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17）
一定的思想总是在相应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
文化的融合即单位文化的社会化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18）。任何较高层次的单位文化都是由若干较低层次的单位文化不断融合、不断社会化而成的；单位文化的层次越高，其社会化程度就越高。
中国文化的原始形态究竟如何？几十年来的考古发掘证明，中国文化是多源的。不但黄河流域，而且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甚至西南、东北和北方地区，都是中国文化的发祥地。这说明，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并形成了若干个文化单位和与之相应的单位文化。
虽然这些单位文化都是经过若干次社会化形成的，但是在整个先秦时期，它们之间并没有达到充分社会化――秦始皇统一前中国社会一直保持着列国林立的局面，而在这种局面下，单位文化的充分社会化是不可能的。就是说，这个时期中国处于单位文化社会化程度较低的状况。由这种文化社会化程度所决定的先秦时期的文化形态，我们称之为列国文化或多元文化，以与秦以后的帝国文化相区别。
先秦时期列国文化的多元性，一方面表现在民族的多元性上，即几个大的民族势均力敌――雄居踞原的民族称为华夏族，其周围的民族，统则称夷人、四夷，析则东为夷、北为狄、西为戎、南为蛮；另一方面表现在方国的多元性上，如古书中称华夏族的各方国为“诸夏”，称戎族的各方国为“诸戎”等等。为方便起见，现在仅以民族为单位对春秋以前的列国文化（多元文化）加以探讨。
我们说这个时期文化社会化程度较低，是就其整体性而言的，并不是说其时的文化社会化进程就停滞了。根据文化社会化程度的不同，可以把这个时期文化形态的演变分为三个阶段——独立发展期、殖民渗透期和交汇融合期。
一般说来，在一定区域内的若干单位文化中，总有一个主体单位文化，它是发展水平最高的单位文化（各单位文化的发展不可能是平衡的、齐头并进的），这个区域的文化发展，往往表现为以它为基点的单位文化社会化――它向其他文化单位的传播或它对其它单位文化的吞并居主要地位，而它对其他单位文化的吸取则居相对次要的地位。先秦时期中国境内的主体单位文化是华夏文化，当时中国文化的发展就表现为以华夏为基点的单位文化社会化。
华夏文化也是由若干单位文化不断融合统一而成的。在中国跨入文明时代门槛的前夕，黄河流域出现了一系列部落联盟之间的兼并战争。首先是炎帝、黄帝诸部联军在涿鹿大败蚩尤，从而完成了炎帝诸部与蚩尤部落的融合；然后是经过坂泉大战，黄帝兼并了炎帝，基本奠定了华夏族的基础。其后裔在中原地区先后建立了夏、商、周三个王朝，它们使华夏文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正当华夏族建设自己的文明的时候，中国境内的其他文化单位即所谓四夷也在逐渐向国家过渡，并建立了自己的文明，与华夏文化呈对峙之势。它们与华夏族的关系如何？华夏文化向这些文化单位传播的程度如何？应当承认，华夏族是当时最强大的民族，加之大禹治水对各文化单位的特殊贡献，所以它特别有资格骄傲。其首领被称为“王”、“天子”，号称天下的共主，并对其他文化单位加以控制。这种情况，自然使发达的华夏文化得到了一定的传播。另外，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为生活所迫），民族迁徙是当时一种常见的历史现象。《史记·殷本纪》载，商人“自契至汤八迁”，“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乃五迁，无定处。”这种民族迁徙，必然会使华夏文化对沿途的其他文化单位起到了耳濡目染的作用。
然而，由于当时地理、政治等因素，华夏族同其他文化单位的关系仍然是非常松散的，天下共主的控制在相当程度上只是名誉上的、象征性的。由这种社会现实所决定，华夏文化的传播是很有限的，它根本不足以改变其他单位文化的结构。就是说，终夏商两朝，单位文化社会化基本上没有改变各单位文化独立发展的局面。因此，夏商属于列国文化的独立发展期――这个意见与考古学所证实的中国文化多源论也是相符的。
殷周之际以前，不但文化社会化程度较低，而且文化的发展水平也较低。在思想界，宗教 《《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绪论(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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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各学派之关系
其一，儒家和道家的关系
人们通常认为，儒道对立，势若水火。竹简《老子》一出，方知两派本是同根生，旨趣亦贯通。事实上，儒道关系有一个演变的过程。
司马迁在《老子列传》中说：“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儒学亦绌老子。”过去我们没有很好地理解这句话。第一个“学”字十分重要。所谓“学老子者”当然指老子后学。这表明，儒道对立，是老、孔后学的事，并非一开始就如此。
从竹简《老子》看，老聃不但没有批评儒家思想，而且对儒家所遵奉的观念如圣、仁、义、礼、孝、慈等持积极、肯定的态度。另一方面，从各种史料看，孔子对老子也是非常推崇的。按照《老子列传》的记载，孔子见老聃后曾对弟子说：“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网，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孔子对老子的敬佩之情，溢于言表。此事亦为其他典籍所记载，当为信史。
儒道之间的对立，始于战国时期。这从太史儋对儒家的贬黜以及孟子和荀子对道家的攻击中可以清楚地感觉到。
儒道的对立，主要表现在价值观方面，就方法论而言，两家是相互贯通的。从《太一生水》看，关尹明显地吸收了孔子的思想。另一方面，子思和孟子都在不同程度上受老子之影响；而郭店竹简中的儒家著作进一步表明，思孟学派的其他学者也与老子有不少瓜葛。
另外，墓主《札记》是融合儒道两家思想的最早尝试。
其二，道家和兵家的关系
事实上，太史儋在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时，不但继承了老聃的学说，而且兼采其他学派的思想。这正是导致其有违老聃精神的一个主要原因。
早有学者指出，道家和兵家关系密切。如李泽厚先生说：“《老子》确有多处直接讲兵。有些话好象就是《孙子兵法》的延伸：‘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善为士者不武，善
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用兵者言曰：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16）李先生所引的几段皆不见于简本《老子》，所以我认为这是太史儋对孙子思想的吸收。这几段皆论权术，据此推断，太史儋的权术来自兵家。今观竹简《老子》，并无兵家影响的痕迹。因而，今本《老子》与兵家相通之处，乃太史儋对兵家思想的吸收，而权术就是其中的主要内容。
其三，道家和法家的关系
早有人指出，战国法家出自老子。但他们既没有注意到对法家发生影响的是太史儋而非老聃，也没有意识到两家之密切关系尚有地理上的原因。
权术是道家与法家的接合点，此乃太史儋思想之特色而为老聃所未及，故战国法家实出自太史儋。太史儋入秦后，促进了当地法家的发展，使秦国成为法家活动的主要舞台。因而，韩非子之作《解老》、《喻老》并非偶然，这是法家承继太史儋之统绪的明证。
法家对秦国政治影响极大，这是秦国日益强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太史儋见秦献公后一百余年，秦灭周；其后不久，秦统一天下。这一切难道与太史儋对秦国直接和间接的影响没有一点关系？如果我们说秦曾受益于太史儋或太史儋曾为秦的统一作过贡献，恐怕不是耸人听闻吧。
五、先秦思想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17）
一定的思想总是在相应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
文化的融合即单位文化的社会化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18）。任何较高层次的单位文化都是由若干较低层次的单位文化不断融合、不断社会化而成的；单位文化的层次越高，其社会化程度就越高。
中国文化的原始形态究竟如何？几十年来的考古发掘证明，中国文化是多源的。不但黄河流域，而且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甚至西南、东北和北方地区，都是中国文化的发祥地。这说明，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并形成了若干个文化单位和与之相应的单位文化。
虽然这些单位文化都是经过若干次社会化形成的，但是在整个先秦时期，它们之间并没有达到充分社会化――秦始皇统一前中国社会一直保持着列国林立的局面，而在这种局面下，单位文化的充分社会化是不可能的。就是说，这个时期中国处于单位文化社会化程度较低的状况。由这种文化社会化程度所决定的先秦时期的文化形态，我们称之为列国文化或多元文化，以与秦以后的帝国文化相区别。
先秦时期列国文化的多元性，一方面表现在民族的多元性上，即几个大的民族势均力敌――雄居踞原的民族称为华夏族，其周围的民族，统则称夷人、四夷，析则东为夷、北为狄、西为戎、南为蛮；另一方面表现在方国的多元性上，如古书中称华夏族的各方国为“诸夏”，称戎族的各方国为“诸戎”等等。为方便起见，现在仅以民族为单位对春秋以前的列国文化（多元文化）加以探讨。
我们说这个时期文化社会化程度较低，是就其整体性而言的，并不是说其时的文化社会化进程就停滞了。根据文化社会化程度的不同，可以把这个时期文化形态的演变分为三个阶段——独立发展期、殖民渗透期和交汇融合期。
一般说来，在一定区域内的若干单位文化中，总有一个主体单位文化，它是发展水平最高的单位文化（各单位文化的发展不可能是平衡的、齐头并进的），这个区域的文化发展，往往表现为以它为基点的单位文化社会化――它向其他文化单位的传播或它对其它单位文化的吞并居主要地位，而它对其他单位文化的吸取则居相对次要的地位。先秦时期中国境内的主体单位文化是华夏文化，当时中国文化的发展就表现为以华夏为基点的单位文化社会化。
华夏文化也是由若干单位文化不断融合统一而成的。在中国跨入文明时代门槛的前夕，黄河流域出现了一系列部落联盟之间的兼并战争。首先是炎帝、黄帝诸部联军在涿鹿大败蚩尤，从而完成了炎帝诸部与蚩尤部落的融合；然后是经过坂泉大战，黄帝兼并了炎帝，基本奠定了华夏族的基础。其后裔在中原地区先后建立了夏、商、周三个王朝，它们使华夏文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正当华夏族建设自己的文明的时候，中国境内的其他文化单位即所谓四夷也在逐渐向国家过渡，并建立了自己的文明，与华夏文化呈对峙之势。它们与华夏族的关系如何？华夏文化向这些文化单位传播的程度如何？应当承认，华夏族是当时最强大的民族，加之大禹治水对各文化单位的特殊贡献，所以它特别有资格骄傲。其首领被称为“王”、“天子”，号称天下的共主，并对其他文化单位加以控制。这种情况，自然使发达的华夏文化得到了一定的传播。另外，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为生活所迫），民族迁徙是当时一种常见的历史现象。《史记·殷本纪》载，商人“自契至汤八迁”，“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乃五迁，无定处。”这种民族迁徙，必然会使华夏文化对沿途的其他文化单位起到了耳濡目染的作用。
然而，由于当时地理、政治等因素，华夏族同其他文化单位的关系仍然是非常松散的，天下共主的控制在相当程度上只是名誉上的、象征性的。由这种社会现实所决定，华夏文化的传播是很有限的，它根本不足以改变其他单位文化的结构。就是说，终夏商两朝，单位文化社会化基本上没有改变各单位文化独立发展的局面。因此，夏商属于列国文化的独立发展期――这个意见与考古学所证实的中国文化多源论也是相符的。
殷周之际以前，不但文化社会化程度较低，而且文化的发展水平也较低。在思想界，宗教 《《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绪论(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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