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与艺
忧患乎？……《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其出入以度，外内使之惧，又明于忧患与故。[虽]无有师保，如临父母。初率其辞，而揆其方，既有典常。? 斗瞧淙耍?啦恍樾小！眡ix 这里讲的“典要”可视为那些超出变动过程的原则或实体，正是儒者所拒者。而“典常”则是“唯变所适”的真仁义、真道德。没有这种知忧患、能迁变的人，就无仁道可言；“道”是不会随超越的原则或主体而“虚行”的。
真的知难而言訒者必求之于“学”。“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1.14）“好学”在孔子那里意味着与生生易境的接通，打破任何现成者的束缚，构成成仁的契机。这“现成者”不仅包括被固执的物质对象（“利”），更包括被当作了精神实体的“仁、义、勇、智、信”这些美德，对它们都需要以“学”来破其执（9.4）而还其本来的活泼面目：“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17.8）正是由于知难而好学具有如此关键微妙的地位，又是如此动态和反现成化，孔子将“好学”视为他自己最突出的特点，（5.28）并只许与颜回。（6.3）实际上，“学”是儒家不同于其他流派的一个极重要的特点，是与求仁内在相关的。用西方哲学的话语讲就是，对于孔子，“学”不止是“认识论”的，而更是“存在论”的。当然这“存在”或“本体”应作为“变化境域中的纯构成”而看待。“学”者方为君子，（6.18, 6.27）“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14.6）而在孔学意义上的“好学”者就是真仁者了。
由此可见，求仁者会有某些特定的情绪。首先是“爱人”（12.22）。当然这不是普世的对神与人的爱，而是发自天然的人际关系——亲子关系——的慈孝之爱，以及以“恻隐”、“不忍”等方式“与时偕行”、化洽天下之诚爱。正因为这种爱无超越者可依傍，无普遍有效性可把持，所以面对莫测之世事，不能不害怕；体会求仁之难，不会不生畏惧。“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16.8）由此而生出恭敬之心。“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13.19）“敬鬼神而远之”。（6.22）“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xx 由恭敬而生耻感。“行己有耻”。（13.20）“恭近于礼，远耻辱也”，（1.13）“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14.27）当人达到了仁的境界，又不能不“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7.19）“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4.2）“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6.11）
这样看来，仁绝非可以用普遍化方法把握、用“概括”和直言的方式一口说尽的观念原则。它是多个维度构成的一种独特的生存结构，有其自身的人生情状、言语方式和“气象”。为近现代学者们所慨叹的仁的“矛盾与神秘”，就来自于这样一个情况。问题还在于，不了解这个结构，就无法真正理解仁的含义。一个只知道赢（“是”，“真”）与输（“不是”，“假”）的西方武士或精神武士如何能真正理解太极推手、插花、茶道或“射礼”（3.7, 3.16）的深厚蕴意呢？
三． 仁者人也
以上已经讲到，知成仁之难就必求之于学。仁不能只靠遵循任何原则来达到，甚至为更高的精神原则而献身本身也不能算是仁。在这个意义上，西方的精神导师，比如基督、苏格拉底、穆罕默德等，尽管可以说是“救世主”、“先知”、“圣徒”、“哲学家”，但都说不上是仁者。《中庸》引孔子的话：“仁者人也，亲亲为大”。（20章）孟子也讲：“仁也者，人也。”xxi 这话的基本意思应该是：仁就是做人的极致，不多也不少。想以某种原则和信仰来超出人的实际生活境域，达到彼岸或等级上更高的境界，就无仁可言了。所以“子不语怪、力、乱、神”，（7.21）“敬鬼神而远之。”（6.22）正因为“远”而“敬”之，这“鬼神”才既不实体化为“全能全善”的位格神及其教会，又不世俗化为古希腊宗教中的奥林匹斯诸神（这些神的世俗“人性”居然让他们做出“奸淫、彼此欺诈和盗窃xxii 之事），而是那源自人生，但又深化人生、净化人生、丰富人生的境域之神，也就是处于合适位置上的祖先神与天。敬这种神，就是以“亲爱（亲子之爱）”为大为源，以“至诚”通天通神，“诚者天之道”，“故至诚如神”。xxiii 因此，才能“祭神如神在”。（3.12）这样的神，“不伤人”，xxiv 而是泽福人。由此可见仁的深邃含义，它指示着中西思想、文化在源头处的重大不同。朱熹将仁视为“理”，所以他对孟子“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的解释就未能搔到痒处。他讲：“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于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谓道者也。”xxv 将仁当作理、人当作物[身体]的二元化看法不仅过于松散，未见出仁与人、成仁与成人的相互内在需要，而且容易将这“理”变为与“人欲”对峙的“天理”，殊失孔子“德色不二”（“好德如好色”，9.18）和《中庸》中讲的“造端乎夫妇”（12章）的旨趣。实际上，任何观念化、对象化、普遍化都会使仁脱开使其成活的人生境遇或境域，都是在做方法上的“超越”，也就是“非仁化”。在这方面，辜鸿铭在他的《中国人的精神》（1915年）中有一段颇有见地的话：
孔子活着时确实激发起他的亲炙弟子们对他的无限崇敬和热爱，死后在所有研究和理解他的伟人们那里也激发出同样的感情，但他在生前死后都没有像世上大宗教的创始人那样在群众（the mass of man
如辜氏所言，孔子无论就其学说或其效应而言，都属于人，尽管是完美的、动人的，但还是一个“真实意义上的中国人”，所以他的影响是有限的或有选择的，当然这“有限”是一种高贵的、文化意义上的有限，或海德格尔心目中的那种刻划人的生存境域性的纯构成着的有限（Endlichkeit, Dasein）。而那些“欧洲意义上的宗教创始人们”则大不同，他们的学说和效应是普遍性的，因而能在“人群大众”那里激起“崇拜”（adore and worship）。仁与西方的道德、宗教的不同就在于，无论仁多么完满和动人，也还是属人的，属“文”的，属于教养或好学的，有自己的生活世界、趣味圈子或生存气象。不了解这一点，就没有领会孔子及其思想的独特之处。
要显示这么一个令人“言訒”和“木讷”（13.27）的仁之人性，也就是显示它的纯人间性中真善美的深邃境界，不仅西方的“普遍性”语言不可用，就是先秦之后的许多“性理”话语也只是在隔靴搔痒。这里，也许脂砚斋对《红楼梦》的评议倒还更能切中问题。
《红楼梦》一起手处，便言“历过一番梦幻”、“将真事隐去”，又以女娲炼石、神瑛灌草等“荒唐”、“无稽”之事敷衍，似乎在暗示，这只是一本包含道、佛教训的故事演义。而且，此书的主角贾宝玉 《仁与艺(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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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知难而言訒者必求之于“学”。“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1.14）“好学”在孔子那里意味着与生生易境的接通，打破任何现成者的束缚，构成成仁的契机。这“现成者”不仅包括被固执的物质对象（“利”），更包括被当作了精神实体的“仁、义、勇、智、信”这些美德，对它们都需要以“学”来破其执（9.4）而还其本来的活泼面目：“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17.8）正是由于知难而好学具有如此关键微妙的地位，又是如此动态和反现成化，孔子将“好学”视为他自己最突出的特点，（5.28）并只许与颜回。（6.3）实际上，“学”是儒家不同于其他流派的一个极重要的特点，是与求仁内在相关的。用西方哲学的话语讲就是，对于孔子，“学”不止是“认识论”的，而更是“存在论”的。当然这“存在”或“本体”应作为“变化境域中的纯构成”而看待。“学”者方为君子，（6.18, 6.27）“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14.6）而在孔学意义上的“好学”者就是真仁者了。
由此可见，求仁者会有某些特定的情绪。首先是“爱人”（12.22）。当然这不是普世的对神与人的爱，而是发自天然的人际关系——亲子关系——的慈孝之爱，以及以“恻隐”、“不忍”等方式“与时偕行”、化洽天下之诚爱。正因为这种爱无超越者可依傍，无普遍有效性可把持，所以面对莫测之世事，不能不害怕；体会求仁之难，不会不生畏惧。“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16.8）由此而生出恭敬之心。“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13.19）“敬鬼神而远之”。（6.22）“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xx 由恭敬而生耻感。“行己有耻”。（13.20）“恭近于礼，远耻辱也”，（1.13）“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14.27）当人达到了仁的境界，又不能不“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7.19）“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4.2）“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6.11）
这样看来，仁绝非可以用普遍化方法把握、用“概括”和直言的方式一口说尽的观念原则。它是多个维度构成的一种独特的生存结构，有其自身的人生情状、言语方式和“气象”。为近现代学者们所慨叹的仁的“矛盾与神秘”，就来自于这样一个情况。问题还在于，不了解这个结构，就无法真正理解仁的含义。一个只知道赢（“是”，“真”）与输（“不是”，“假”）的西方武士或精神武士如何能真正理解太极推手、插花、茶道或“射礼”（3.7, 3.16）的深厚蕴意呢？
三． 仁者人也
以上已经讲到，知成仁之难就必求之于学。仁不能只靠遵循任何原则来达到，甚至为更高的精神原则而献身本身也不能算是仁。在这个意义上，西方的精神导师，比如基督、苏格拉底、穆罕默德等，尽管可以说是“救世主”、“先知”、“圣徒”、“哲学家”，但都说不上是仁者。《中庸》引孔子的话：“仁者人也，亲亲为大”。（20章）孟子也讲：“仁也者，人也。”xxi 这话的基本意思应该是：仁就是做人的极致，不多也不少。想以某种原则和信仰来超出人的实际生活境域，达到彼岸或等级上更高的境界，就无仁可言了。所以“子不语怪、力、乱、神”，（7.21）“敬鬼神而远之。”（6.22）正因为“远”而“敬”之，这“鬼神”才既不实体化为“全能全善”的位格神及其教会，又不世俗化为古希腊宗教中的奥林匹斯诸神（这些神的世俗“人性”居然让他们做出“奸淫、彼此欺诈和盗窃xxii 之事），而是那源自人生，但又深化人生、净化人生、丰富人生的境域之神，也就是处于合适位置上的祖先神与天。敬这种神，就是以“亲爱（亲子之爱）”为大为源，以“至诚”通天通神，“诚者天之道”，“故至诚如神”。xxiii 因此，才能“祭神如神在”。（3.12）这样的神，“不伤人”，xxiv 而是泽福人。由此可见仁的深邃含义，它指示着中西思想、文化在源头处的重大不同。朱熹将仁视为“理”，所以他对孟子“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的解释就未能搔到痒处。他讲：“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于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谓道者也。”xxv 将仁当作理、人当作物[身体]的二元化看法不仅过于松散，未见出仁与人、成仁与成人的相互内在需要，而且容易将这“理”变为与“人欲”对峙的“天理”，殊失孔子“德色不二”（“好德如好色”，9.18）和《中庸》中讲的“造端乎夫妇”（12章）的旨趣。实际上，任何观念化、对象化、普遍化都会使仁脱开使其成活的人生境遇或境域，都是在做方法上的“超越”，也就是“非仁化”。在这方面，辜鸿铭在他的《中国人的精神》（1915年）中有一段颇有见地的话：
孔子活着时确实激发起他的亲炙弟子们对他的无限崇敬和热爱，死后在所有研究和理解他的伟人们那里也激发出同样的感情，但他在生前死后都没有像世上大宗教的创始人那样在群众（the mass of man
kind）那里激发出同样的崇高和热爱的感情。中国的人群大众并不像伊斯兰国客的人群大众崇拜穆罕默德、欧洲的人群大众崇拜基督耶稣一样地崇拜孔子。在这个方面，孔子不属于所谓宗教的创立者那一类人。要成为一个在欧洲意义上的宗教的创立者， 一个人必须有一个不寻常的、甚至是不正常的（abnormal）强烈的情感性。……中国人是将孔子当作中华文明曾产生出的最完美的人或人性（humanity）的类型，当作是真实意义上的中国人，就如同欧洲人将会将伟大的歌德当作是欧洲文明所曾产生出的最完美的人或人性类型，或真实意义上的欧洲人一样。像歌德那样，孔子的教养和文化素质使得他不可能属于宗教创始人那一类人物。xxvi
如辜氏所言，孔子无论就其学说或其效应而言，都属于人，尽管是完美的、动人的，但还是一个“真实意义上的中国人”，所以他的影响是有限的或有选择的，当然这“有限”是一种高贵的、文化意义上的有限，或海德格尔心目中的那种刻划人的生存境域性的纯构成着的有限（Endlichkeit, Dasein）。而那些“欧洲意义上的宗教创始人们”则大不同，他们的学说和效应是普遍性的，因而能在“人群大众”那里激起“崇拜”（adore and worship）。仁与西方的道德、宗教的不同就在于，无论仁多么完满和动人，也还是属人的，属“文”的，属于教养或好学的，有自己的生活世界、趣味圈子或生存气象。不了解这一点，就没有领会孔子及其思想的独特之处。
要显示这么一个令人“言訒”和“木讷”（13.27）的仁之人性，也就是显示它的纯人间性中真善美的深邃境界，不仅西方的“普遍性”语言不可用，就是先秦之后的许多“性理”话语也只是在隔靴搔痒。这里，也许脂砚斋对《红楼梦》的评议倒还更能切中问题。
《红楼梦》一起手处，便言“历过一番梦幻”、“将真事隐去”，又以女娲炼石、神瑛灌草等“荒唐”、“无稽”之事敷衍，似乎在暗示，这只是一本包含道、佛教训的故事演义。而且，此书的主角贾宝玉 《仁与艺(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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