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与艺

也是一个厌儒而喜道、入佛的“异样孩子”，被近代不少评论家们视为反叛儒家的典型。因此，说此书对于理解仁有助益，似乎正是荒唐无稽了。但这些却只是皮相而已，也正是让人不由得要为儒家之“仁”的命运痛惜悲叹之处。儒家如果只是像宝玉所讨厌的那种样子，也就是只知虚文应景、死礼框人，那就真是“假仁假义”了。但这种“乡愿”化的、体制化的、无真情实意的仁义如何能吸引两千多年的中国文明的主流，就是咄咄怪事了，因为这其中有过多少王朝兴替、异族统治或万事从头做起的局面，有的是去伪存真的机会。另一方面，《红楼梦》的思想蕴意也绝不是“反封建（反儒家）”、“创造新人性”xxvii 等可以概括的。宝玉或曹雪芹骂“读[《四书五经》等]书上进”的人为“禄蠹”，痛恨“时文八股”，正如作者痛恨贾家的贾敬、贾珍、贾琏一样，是恨其不肖，失了圣贤的本意，坏了祖宗创业的根本。“更有时文八股一道，因平素深恶，说这原非圣贤之判撰，焉能阐发圣贤之奥，不过是后人饵名? 雎恢?住！保?3回）xxviii 曹雪芹对“圣贤”与亲情从来就是认同的，之所以要用道、佛来刮剥，“异样”来掀发，出家来了断，除了借此对人生的虚幻发大感慨，对世界的空朦做大写意之外，也确有令人借此重获童心慧眼，体验真情实意，进入原本的生存处境，从而知晓何者应得珍惜的用意与效应。这层意思可用贾家四女的名字“元春—迎春—探春—惜春”比喻之（而且，正因有了“惜春”，才会有新一轮的“元春”）。无虚幻忧惧、不祥谶语、哽咽难言，又何以见出亲情挚爱、仁义礼信的可爱可怜？此书无论就情节还是思想而言，并无直线可言，大处小处皆为精巧之极、自然之极的和声隐喻，多条线索、多种倾向相依相对而成意趣，其根本就在“人”或“人间”本身的可理解与可感伤之中，原发构成之中。这一点只有脂砚斋看得最透：
    叙入梦景极迷离，却极分明，牛鬼蛇神不犯笔端，全从至情至理中写出，《齐谐》莫能载也。xxix
    这里说的“情理”，意味着人的生活世界本身的波澜势态和纹理，是人能随之而动，能真正理解和领会的，与“牛鬼蛇神”大不同。牛鬼蛇神的特点就是脱开了人的实际生活体验与情境，因而可由制作者的私意来杜撰捏弄。它们既可以是形象化的鬼神，又可以是方法上的、思想方式上的鬼神。教条成式、抽象观念、绝对原则等等都可看作后一种牛鬼蛇神，是孔夫子生前最要禁除的。（9.4）而脂砚斋评语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去指点出《红楼梦》如何处处不入俗套，不同凡响。比如二十回末写黛玉笑湘云吐字不清：
    二人[宝玉、黛玉]正说着，只见湘云走来，笑道：“二哥哥，林姐姐，你们天天一处顽，我好容易来了，也不理我一理儿。”黛玉笑道：“偏是咬舌子爱说话，连个‘二’哥哥也叫不出来，只是‘爱’哥哥‘爱哥哥’的。回来赶围棋，又该你闹‘幺爱三四五’了。”宝玉笑道：“你学惯了他，明儿连你还咬起来呢。”
    脂砚斋批道：
    可笑近之野史中，满纸羞花闭月，莺啼燕语，殊不知真正美人方有一陋处，如太真之肥、飞燕之瘦、西子之病，若施于别个则不美矣。今见“咬舌”二字加之湘云，是何大法手眼，敢用此二字哉！不独不见其陋，且更觉轻俏娇媚，俨然一娇憨湘云立于纸上。掩卷合目思之，其“爱厄”娇音如入耳内。然后将满纸莺啼燕语[即那千部一腔、千人一面的汉唐名色、才子佳人、假捏穿凿而至失其真者——引者加（见《红楼梦》第一回石头语）]之字样，填粪窖可也。
    未见真美人，未体验真美人之妙处者，只能将美人最高极化、理念化、原则公式化，哪有人生血脉流注其中。只有那含生活情境的文字能将“咬舌”转化为活生生的娇憨俏媚。“仁”亦如此。真知仁者岂能只用“天理”、“普遍德行”之类的原则来框定其义，而必有“咬舌”之奇变、“半旧”之常情xxx 使之成一活灵活现、亲切直面之仁。所以孔子讲“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父亲偷了别人的羊，儿子为父亲隐瞒；儿子干了这种事，父亲为其子隐瞒]（13.18），不足以蔽仁，反是在护仁；讲“好德如好色”（9.18, 15.13），非以此陷仁，而是在以色活仁、以色成仁，xxxi 因为这才是人生实际情境情理中的仁。
    当然，这情理并不限于“自传”意义上的，也不限于“现实主义”意义上的，总要跟着外境走；它有自己的生机命脉，一旦形成，则无论花样如何翻新，变出多少奇思痴态，也还是在情理之中，与外在原则大大不同。变到至奇至妙处，便成为“至情至理”。
    十九回宝玉见撞见茗烟[宝玉的跟随小子]与一宁府的丫头胡来，“茗烟见是宝玉，忙跪求不迭。宝玉道：‘青天白日，这是怎么说。珍大爷

知道，你是死是活？’一面看那丫头，虽不标致，倒还白净，些微有些动人之处，羞得脸红耳赤，低首无言。宝玉跺脚道：‘还不快跑！’[脂批：此等搜神夺魄至神至妙处，只在囫囵不解中得。]一语提醒了那丫头，飞也似去了。宝玉又赶出去，叫道：‘你别怕，我是不告诉人的。’[脂批：活宝玉，移之他人不可。]急得茗烟在后叫：‘祖宗，这是分明告诉人了！’”对这一段，脂砚斋写道：
    按此书中写一宝玉，其宝玉之为人，是我辈于书中见而知有此人，实目未曾亲睹者。又写宝玉之发言，每每令人不解；宝玉之生性，件件令人可笑；不独于世上亲见这样的人不曾，即阅今古所有之小说传奇中，亦未见这样的文字。于颦儿处更为甚，其囫囵不解之中实可解，可解之中又说不出理路。合目思之，却如真见一宝玉，真闻此言者，移之第二人万不可，亦不成文字矣。余阅《石头记》中至奇至妙之文，全在宝玉。
    这“绝代情痴”的宝玉，我辈在现实中确未曾实在地（real）亲睹，但其行识情性都不在情理之外。只是这情理时时机变（不然不成“情痴”），以至宝玉的话在关键处如同禅语，“每每令人不解”，但因其毕竟在情理之中，故“其囫囵不解之中实可解”；虽然如此，但因它们处于情理的“搜神夺魄”之巅，所以其“可解之中又说不出理路”来。合目思之，却如真见一宝玉[此为“真见事情本身”之“思”]，是“活宝玉，移之他人不可”！此“囫囵”状态似乎与孔子所讲的“其言也訒”暗通款曲：领会仁之搜神夺魄之处时，必有“囫囵不解之中的可解”会心塞喉，于是便“刚毅木讷”（13.27），便只有“讷于言而敏于行”（4.24）了。
    再看三十二回，宝黛之间“轰雷电掣”般的对话只由呆宝玉的凭空一句“你放心”三字引出。脂砚斋批道：“连我今日看之也不懂，是何等文章！”黛玉也连说两个“不明白”。于是“宝玉点头叹道：‘好妹妹，你别哄我。果然不明白这话，不但我素日之意白用了，且连你素日待我之意也都辜负了。你皆因总是不放心的原故，才弄了一身病。但凡宽慰些，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林黛玉听了这话，如轰雷掣电，细细思之，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来的还觉恳切，竟有万句言语，满心要说，只是半个字也不能吐[讷——引者评]，却怔怔的望着他。”这情境本身的起伏激漾中都是情理，难怪脂批大呼：“何等神佛开慧眼，照见众生业障，为现此锦绣文章，说此上乘功德法。”这情理令黛玉“一面拭泪，一面将手推开[好一个‘推开’！好莱坞的高潮拥吻的洋俗套可‘填粪窖’矣——引者评]，说道：‘有什么好说的。你的话我早就知道了！’口里说着，却头也不回竟去了。”先还屡称“不明白”，这时却“早知道了”，且“头也不回竟去了”，此乃情理时机的摆荡交融中的神出鬼没（Ekstase）般的“知-道”。感此至情至理，宝玉“发起呆”来，又“出了神”，说道：“好妹妹，我的这心事，从来也不敢说，今儿我大胆说出来，死也甘心！……”孔夫子讲："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15.9）这并非苏格拉底式的凭理性原则和毅力的自觉赴死，也不是基督为了替人赎罪的有目的之死，更不是完全“不动心”式的不惧死，而是在情理的至真至极的发生之处的忘情之死。“说话忘了情，不觉的动了手，

《仁与艺(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