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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躯体症状及其相关因素分析


比较未见统计学显著差异(X[2]值分别为1.45,0.79,1.67,1.11)。两组合并,62例病人中有50例(80.6%)是从就诊医生(主要是精神科医师、心理咨询医师和内科医师)那里知道有关抑郁症的知识的,8例(12.9%)是从报纸、杂志等媒体上知道什么是抑郁症的,4例(6.5%)是由家人或同事告知的。62例病人全部接受药物治疗和一般心理治疗,其中39例(62.9%)为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类抗抑郁药(SSPIs,如氟西汀、帕罗西汀、舍曲林)与苯二氮@①类(如三唑仑、阿普唑仑)或其他药物合并治疗;其余23例单一药物治疗其中SSRIs18例(29.0%),三环类(如阿米替林、丙米嗪)4例(6.5%),四环类(麦普替林)1例(1.6%)。
  有关抑郁症对病人婚姻、工作的影响,根据划线法评定,有57例(91.9%)抑郁症病人患病前后主观感觉婚姻质量无明显变化,只有5例(8.1%)感到婚姻质量明显下降。62例病人中有55例(88.7%)因患抑郁症而使工作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其中较病前下降75%以上者有17例(27.4%),下降50-74%者有21例(33.9%),下降25-49%者有12例(19.4%),下降25%以下者有5例(8.0%)。55例病人工作能力平均较病前下降51.5%,只有7例(11.3%)自我评定感到工作未受抑郁症病情影响。
    六、有关抑郁症病人躯体不适主诉的影响因素Logistc回归分析
  以有无躯体不适主诉为因变量进行逐步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见表2。回代考核模型对躯体化症状组抑郁症病人的预测正确率为76.67%,情感症状组的预测正确率为71.88%,总正确率为74.19%。
    表2 有无躯体不适主诉抑郁病人的Logistic回归模型  
变量模型       标准回归系数     OR
文化          -0.5706    0.5652
性格          -0.6519    0.5211
求医方式        -0.7690    0.4635
对自身疾病认识     -1.5388    0.2146
常数项         -5.16

  
    讨论
  根据WHO全球疾病负担的资料,抑郁症在中国所致的伤残调整生命年(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s,DALYs)损失为6.9%,列所有疾病的第二位,与西方发达国家接近。虽然国内的流行病学资料显示,社区人群抑郁症的患病率明显低于西方国家(20-100倍),但在综合医院就诊的门诊与住院的内外各科病人问卷调查中发现,约10-30%的病人伴有抑郁症状,这一比例基本与国外资料近似。究其原因,有学者提出与中国抑郁症病人躯体化主诉不适多于情感表达和临床医师对抑郁症识别能力较低有关[7-10],其中一项WHO在15个国家和地区的多中心合作研究发现,中国内科医师对抑郁症的识别率仅为21%,明显低于其他国家的平均水平(55.6%)[12]。
  美国学者Kleinman认为:“约有半数的抑郁症患者赴内科或其它科就诊,这些病人强调躯体情况至少有一半被误诊”[7]。本组调查的抑郁症病人中首诊于综合性医院的占37.1%。他们最多的躯体不适诉说依次为胸闷(58.1%)、心慌(54.8%)、肢体乏力(45.4%)、头昏(38.7%)、尿频(38.7%)、头痛(35.5%)、胸痛(32.3%)。香港中文大学的Cheung(1982)研究发现,香港抑郁症病人的临床就诊主诉症状表现与西方病人不完全一样,最常见的三个体诉不适症状为疲乏(90%)、疼痛(89%)和胃肠道/心血管症状(87%)[8],与本研究结果相似。本研究发现,以躯体症状不适为主诉和以情感症状为主诉的抑郁症病人虽然在性别、年龄、职业、婚姻状况,以及HAMD和HAMA评分上均无统计学上差异,但在文化教育程度、个性特征、自身对疾病的认识与求医方式上存在很大差异(卡方检验与Logistic检验)。两组相比以躯体症状不适为主诉的抑郁症病人文化程度较低、性格较内向,并且在对疾病认识上大多归因于躯体问题而去综合医院求诊,而以情感症状为主诉的抑郁症病人文化教育程度相对较高、性格也较外向,并且大多能认识到自己所患的是精神或心理上的疾患而去精神科门诊或心理咨询机构寻求帮助。不过,至于是受教育程度、主诉决定了病人的求医方式,还是求诊途径的不同影响了主诉有待进一步证实。
  国外有文献报道:绝望可能是引起抑郁症病人自杀的最主要危险因素之一[13]。本组研究发现,住院抑郁症病人与门诊抑郁症病人的HAMD总分及绝望感因子分存在明显差异,且以住院病人得分高。这说明临床医生对此已有认识,且已将绝望感因子分作为抑郁症病人住院指征之一。在治疗药物应用上,本组抑郁症病人有57例(91.9%)使用新型的SSRI类抗抑剂,其中39例(62.9%)合并苯二氮@①类药物,只有23例(37.1%)为单药使用;而使用三环/四环类抗抑郁剂治疗的病人仅为5例(8.1%),提示SSRIs在临床上有取代传统的三环/四环类抗抑郁剂的趋势,这与国外近年来的文献报道基本一致[14]。
  有关抑郁症对病人婚姻、工作的影响国外研究有许多,约25%-65%的病人会有工作能力的下降、人际及家庭关系与社会功能减退[2,15,16]。本研究采用自评刻度划线法让病人比较抑郁症患病前后工作能力与婚姻关系的主观变化,发现89%的病人因为抑郁症工作较病前平均下降51.5%,提示抑郁症所致后果不容忽视,对它的早期识别和治疗尤为重要。但遗憾的是,通过对62例抑郁症病人的调查,80.6%的病人是在病情比较严重时才第一次从医生那里知道什么是抑郁症,以及哪些是抑郁症的早期临床表现。
  本研究主要是揭示了临床明确诊断

的抑郁症病人尽管在HAMD和HAMA评分上相仿,但在症状主诉上不完全一致,抑郁症病人的躯体化症状相当多见,并非只是情感症状,而且以躯体症状主诉的抑郁症病人其就诊途径和对疾病的认识有其一定的特征。如果临床医师对抑郁症没有足够的认识,很容易会漏诊或误诊。当然,对工作能力和婚姻关系的评估,本研究是采取的划线自评法,结果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不能完全准确客观地反映病人的真实情况,但至少说明抑郁症病人的工作能力在患病后主观感觉上有明显减退。因此,重视临床实践中抑郁症病人的存在,注意识别和诊断躯体化症状主诉的抑郁症病人,及时发现和及时治疗是相当必要的。
【参考文献】
  1 张明园.21世纪中国精神医学的思考.上海精神医学,2000,12:1-2.
  2 李一云,季建林.对抑郁症预后的再认识.国外医学精神病分册,1996,23:148-152.
  3 Goldman  LS,Nielsen  NH,Champion  HC:Awareness,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depression.J  Gen  Intern  Med  1999,14:569-580.
  4 Gastpar  M,Kielholz  P  Eds.Problems  of  psychiatry  in  general  practice.Lewiston.NY:Hogrefe  &  Huber  Publishes;  1995.
  5 Van  Londen  L,Molenaar  RPG 

《抑郁症躯体症状及其相关因素分析(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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