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不可说的，应当沉默”——关于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札记
结果。
“什么是哲学？是给苍蝇指出逃出捕蝇瓶的道路。”
“哲学的目的在于治疗。”
维特根斯坦如是说。
维特根斯坦的意思是：本不该有哲学问题，哲学问题的出现是哲学家误用了我们的日常语言，说了不该说的话。是典型的庸人自扰，甚至是一种病态，是哲学家“神志昏迷”与“理智痉挛”。我们的任务就在于：当一个人搞哲学的时候，让他停下来，对他进行“治疗”，让他从语言的误用回到语言的日常用法上来。这样，哲学问题就消除了，哲学家的病也就治好了。
“不要想，而要看！”维特根斯坦号召我们从形而上学的迷雾中迷途知返，回到清楚明白、单纯简洁的日常生活的世界里来。
这是对人类哲学与人类文化的彻底“解构”， 维特根斯坦是一位真正的“后现代主义”大师。
就在维特根斯坦逝世后不到20年，利奥塔发表了他的《后现代知识状况》，运用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语言游戏”的概念“解构”自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宏大叙事”，他由此成为“后现代主义之父”。
从此，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概念，几乎成为所有“后现代”哲学家用以“解构”现代哲学思维方式的“万能武器”。在20世纪风起云涌的“后现代”思潮中，无论是利奥塔、福柯还是德里达，其“解构”的锋芒几乎指向每一个被“现代性”浸染的领域，却惟独对尼采和维特根斯坦情有独钟，尊他们为“后现代”思想的先驱和鼻祖……
中国社科院的江怡博士在其著作《维特根斯坦：一种后哲学的文化》中，不仅将维特根斯坦与德里达相提并论，而且富有创见性的认为，西方思想的危机经历了三个阶段：现象学大师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中体认到的是西方科学的危机；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颠覆了整个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反映的是西方哲学的危机；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则更进一步揭示了西方文化的危机，它不在别处，就在我们日常语言的使用之中！西方文化的危机已经病入膏肓，深入骨髓，浸透日常生活的每一个层面！
这是对深深浸淫于启蒙主义“现代性”西方社会的警世危言——和尼采一样，维特根斯坦来的太早了！
四、代“后记”：Heal博士、罗素与维特根斯坦
1998年，一个酷暑难当的盛夏，“中、英、澳哲学暑期学院”在北京某高校大礼堂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此学院的创立与享有盛誉的英国哲学大师A. J. 艾耶尔的名字连在一起。这位与石里克、罗素、卡尔纳普等共同开创了逻辑实证主义，从而扭转了20世纪哲学发展方向的哲人，临终前留下遗嘱：将自己的全部财产作为基金，开办一所哲学学院，用于培训有志于科学哲学事业的中国学人，为东西方哲学与文化的交流搭起一座桥梁。学院每年暑假在中国大陆或港澳地区开办一届，为期一个月，它实质上为中西学人在学术上相互切磋砥砺提供了一个交流的论坛。走进学院礼堂时，我在过道墙壁上悬挂着的艾耶尔的巨幅画像前停下脚步，久久瞻仰着这位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巨大贡献的哲学大师，崇敬仰慕之情从心底油然而生……
本期哲学的讨论主题正好是维特根斯坦。这也是我恭逢盛会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在20世纪的哲学家中，维特根斯坦是吸引我兴趣最为长久而又最令我困惑不解的人物。维特根斯坦像一个巨大的磁场或者漩涡，我刚刚一接触便被一股强大的吸力身不由己的卷入进去，无力自拔。记得《论语》中孔子的弟子颜回对孔圣人的评价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西方圣哲维特根斯坦所给我的就是这种奇异的感觉。
在同一个研讨班的有北京大学的韩林合博士，当时他那本数十万字的《维特根斯坦之路》刚刚出版；前面曾提到过的中国社科院的江怡博士，他还是国内一本著名的维特根斯坦传记的作者。那本传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序言”中的一个奇特而新颖的比喻：维特根斯坦是在现代工业社会中追求浪漫传奇生活的“西部牛仔”，犹如曾经轰动一时的美国电影《廊桥遗梦》中的那个摄影师罗伯特·金！初读这个奇特的比喻时，我心头一震，几乎对江怡博士大胆的想象力佩服到五体投地！
英国方面担任本次主讲的是来自牛津大学的Heal博士，Heal女士年届不惑，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这位哲学女博士开朗、热情，一头齐耳短发，有较重的苏格兰口音。她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虔诚和执着令人感动。也许，作为一名女性，选择哲学为自己的终身职业，即使在观念开放的西方，也注定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勇气和艰辛吧。
美国哲学史家M. 怀特把20世纪的哲学史形象地描述为“狐狸”与“刺猬”斗争的历史。所谓“狐狸”，是指注重感性经验和细节分析的英美哲学家，如逻辑实证主义与语言分析学派；而“刺猬”，则是指热衷建立宏伟体系、崇尚综合方法的欧洲大陆哲学家，如康德、黑格尔，以及20世纪的萨特、海德格尔等。
惟独维特根斯坦是一个奇特的例外。他兼有“狐狸”与“刺猬”两种文化传统的气质，从而当之无愧的成为沟通英美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的桥梁。
如照此划分法，Heal博士无疑应该是一只擅长逻辑与分析技术的典型的英国“狐狸”。果然，她对哲学范畴的精确分析与对哲学命题的缜密演绎，其技巧的熟练几乎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然而遗憾的是，我们的交流和对话仍然是艰难和充满阻碍的。这种障碍并不在于语言，我想，也许是源于中西思维方式与文化传统的巨大差异。我惊讶的发现，我们各自心目中维特根斯坦形象的差别竟是如此之大，以至难以弥合。
我一直认为后期维特根斯坦对哲学的“解构”以及那种神秘的、不可言说的思维与中国禅宗的思维方式有着天然的沟通。维特根斯坦曾经比喻说，一个搞哲学的人，仿佛被困在房子里走不出去。他想从窗户爬出去，可窗户太高；他想从烟筒钻出去，可烟筒太窄。可只要他一回头，就可以看见：原来大门是一直敞开着的！这使我想到中国诗僧神赞的“咏蜂诗”：
空门不肯出
百年钻故纸
何日出头时
连所用的比喻都惊人的相似！难怪维特根斯坦抱怨西方人无法理解他的著作，原来这位哲学大师更接近东方禅宗的精神世界！
而这点对于在西方文化传统中长大的Heal博士是无法理解，也无法认同的。而我又无法把那首禅诗毫无损失的翻译给她。结果，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Heal博士仍然无奈的摊开双手，她承认，中国禅宗的神秘思维对她来说简直不可理喻（inaccessible）！
谈维特根斯坦当然离不开罗素。Heal博士从那个著名的“罗素悖论”巧妙切入正题。维特根斯坦比罗素小17岁，是他的学生和朋友。但二人关系的这段“蜜月时期”没有维持多久便很快反目。两人关系从亲密到最终破裂一直是人们深感兴趣的话题。Heal博士将之归结为两人性格气质的差异与学术观点的分歧，而我则执着的认为，是两位思想家对自己的时代做出了各自不同的反应：罗素是外向的，反抗的，几乎20世纪每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有罗素的身影；而维特根斯坦是内敛的，忧郁的，他将时代的冲突与矛盾移植到自己的内心世界，从而忍受着痛苦的人格分裂与情感煎熬。
我对罗素这位20世纪的智者一直怀有深深的敬意，我对他有一种极其特殊的感情 《“凡不可说的，应当沉默”——关于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札记(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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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哲学？是给苍蝇指出逃出捕蝇瓶的道路。”
“哲学的目的在于治疗。”
维特根斯坦如是说。
维特根斯坦的意思是：本不该有哲学问题，哲学问题的出现是哲学家误用了我们的日常语言，说了不该说的话。是典型的庸人自扰，甚至是一种病态，是哲学家“神志昏迷”与“理智痉挛”。我们的任务就在于：当一个人搞哲学的时候，让他停下来，对他进行“治疗”，让他从语言的误用回到语言的日常用法上来。这样，哲学问题就消除了，哲学家的病也就治好了。
“不要想，而要看！”维特根斯坦号召我们从形而上学的迷雾中迷途知返，回到清楚明白、单纯简洁的日常生活的世界里来。
这是对人类哲学与人类文化的彻底“解构”， 维特根斯坦是一位真正的“后现代主义”大师。
就在维特根斯坦逝世后不到20年，利奥塔发表了他的《后现代知识状况》，运用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语言游戏”的概念“解构”自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宏大叙事”，他由此成为“后现代主义之父”。
从此，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概念，几乎成为所有“后现代”哲学家用以“解构”现代哲学思维方式的“万能武器”。在20世纪风起云涌的“后现代”思潮中，无论是利奥塔、福柯还是德里达，其“解构”的锋芒几乎指向每一个被“现代性”浸染的领域，却惟独对尼采和维特根斯坦情有独钟，尊他们为“后现代”思想的先驱和鼻祖……
中国社科院的江怡博士在其著作《维特根斯坦：一种后哲学的文化》中，不仅将维特根斯坦与德里达相提并论，而且富有创见性的认为，西方思想的危机经历了三个阶段：现象学大师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中体认到的是西方科学的危机；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颠覆了整个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反映的是西方哲学的危机；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则更进一步揭示了西方文化的危机，它不在别处，就在我们日常语言的使用之中！西方文化的危机已经病入膏肓，深入骨髓，浸透日常生活的每一个层面！
这是对深深浸淫于启蒙主义“现代性”西方社会的警世危言——和尼采一样，维特根斯坦来的太早了！
四、代“后记”：Heal博士、罗素与维特根斯坦
1998年，一个酷暑难当的盛夏，“中、英、澳哲学暑期学院”在北京某高校大礼堂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此学院的创立与享有盛誉的英国哲学大师A. J. 艾耶尔的名字连在一起。这位与石里克、罗素、卡尔纳普等共同开创了逻辑实证主义，从而扭转了20世纪哲学发展方向的哲人，临终前留下遗嘱：将自己的全部财产作为基金，开办一所哲学学院，用于培训有志于科学哲学事业的中国学人，为东西方哲学与文化的交流搭起一座桥梁。学院每年暑假在中国大陆或港澳地区开办一届，为期一个月，它实质上为中西学人在学术上相互切磋砥砺提供了一个交流的论坛。走进学院礼堂时，我在过道墙壁上悬挂着的艾耶尔的巨幅画像前停下脚步，久久瞻仰着这位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巨大贡献的哲学大师，崇敬仰慕之情从心底油然而生……
本期哲学的讨论主题正好是维特根斯坦。这也是我恭逢盛会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在20世纪的哲学家中，维特根斯坦是吸引我兴趣最为长久而又最令我困惑不解的人物。维特根斯坦像一个巨大的磁场或者漩涡，我刚刚一接触便被一股强大的吸力身不由己的卷入进去，无力自拔。记得《论语》中孔子的弟子颜回对孔圣人的评价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西方圣哲维特根斯坦所给我的就是这种奇异的感觉。
在同一个研讨班的有北京大学的韩林合博士，当时他那本数十万字的《维特根斯坦之路》刚刚出版；前面曾提到过的中国社科院的江怡博士，他还是国内一本著名的维特根斯坦传记的作者。那本传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序言”中的一个奇特而新颖的比喻：维特根斯坦是在现代工业社会中追求浪漫传奇生活的“西部牛仔”，犹如曾经轰动一时的美国电影《廊桥遗梦》中的那个摄影师罗伯特·金！初读这个奇特的比喻时，我心头一震，几乎对江怡博士大胆的想象力佩服到五体投地！
英国方面担任本次主讲的是来自牛津大学的Heal博士，Heal女士年届不惑，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这位哲学女博士开朗、热情，一头齐耳短发，有较重的苏格兰口音。她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虔诚和执着令人感动。也许，作为一名女性，选择哲学为自己的终身职业，即使在观念开放的西方，也注定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勇气和艰辛吧。
美国哲学史家M. 怀特把20世纪的哲学史形象地描述为“狐狸”与“刺猬”斗争的历史。所谓“狐狸”，是指注重感性经验和细节分析的英美哲学家，如逻辑实证主义与语言分析学派；而“刺猬”，则是指热衷建立宏伟体系、崇尚综合方法的欧洲大陆哲学家，如康德、黑格尔，以及20世纪的萨特、海德格尔等。
惟独维特根斯坦是一个奇特的例外。他兼有“狐狸”与“刺猬”两种文化传统的气质，从而当之无愧的成为沟通英美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的桥梁。
如照此划分法，Heal博士无疑应该是一只擅长逻辑与分析技术的典型的英国“狐狸”。果然，她对哲学范畴的精确分析与对哲学命题的缜密演绎，其技巧的熟练几乎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然而遗憾的是，我们的交流和对话仍然是艰难和充满阻碍的。这种障碍并不在于语言，我想，也许是源于中西思维方式与文化传统的巨大差异。我惊讶的发现，我们各自心目中维特根斯坦形象的差别竟是如此之大，以至难以弥合。
我一直认为后期维特根斯坦对哲学的“解构”以及那种神秘的、不可言说的思维与中国禅宗的思维方式有着天然的沟通。维特根斯坦曾经比喻说，一个搞哲学的人，仿佛被困在房子里走不出去。他想从窗户爬出去，可窗户太高；他想从烟筒钻出去，可烟筒太窄。可只要他一回头，就可以看见：原来大门是一直敞开着的！这使我想到中国诗僧神赞的“咏蜂诗”：
空门不肯出
投窗亦大痴
百年钻故纸
何日出头时
连所用的比喻都惊人的相似！难怪维特根斯坦抱怨西方人无法理解他的著作，原来这位哲学大师更接近东方禅宗的精神世界！
而这点对于在西方文化传统中长大的Heal博士是无法理解，也无法认同的。而我又无法把那首禅诗毫无损失的翻译给她。结果，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Heal博士仍然无奈的摊开双手，她承认，中国禅宗的神秘思维对她来说简直不可理喻（inaccessible）！
谈维特根斯坦当然离不开罗素。Heal博士从那个著名的“罗素悖论”巧妙切入正题。维特根斯坦比罗素小17岁，是他的学生和朋友。但二人关系的这段“蜜月时期”没有维持多久便很快反目。两人关系从亲密到最终破裂一直是人们深感兴趣的话题。Heal博士将之归结为两人性格气质的差异与学术观点的分歧，而我则执着的认为，是两位思想家对自己的时代做出了各自不同的反应：罗素是外向的，反抗的，几乎20世纪每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有罗素的身影；而维特根斯坦是内敛的，忧郁的，他将时代的冲突与矛盾移植到自己的内心世界，从而忍受着痛苦的人格分裂与情感煎熬。
我对罗素这位20世纪的智者一直怀有深深的敬意，我对他有一种极其特殊的感情 《“凡不可说的，应当沉默”——关于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札记(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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