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君主专制政体下的君权与相权冲突问题——兼论官僚组织与君主专制制

有关君权与相权的冲突问题虽是学术界的一个老话题,但其中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似乎仍有讨论的必要。作为统一的封建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君权与相权冲突的体制性根源究竟何在?其冲突的社会动力机制又是怎样的?与此密切相关的还有:如何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角度,对这种冲突的性质、影响作出较有说服力的解释?诸如此类的问题,都迫切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学术上的“焦虑”,本文拟在前人的基础上,尝试着利用政治学的有关背景知识,对上述问题加以初步探讨,切望得到批评回应。

显而易见的是,君权与相权可谓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统一体。一方面,君权是整个君主专制政体的核心与代表,而相权则是实现君主意志和君主专制的工具,相权必然服从于、从属于君权,宰相组织必然服务于整个君主专制政体的需要;另一方面,作为百官之长的宰相又是官僚组织的代表,又必然具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宰相及其所代表的官僚组织并不等同于君权和君主专制。否则,也就谈不上君权与相权的冲突问题了。所以,从这种对立统一的大格局下审视君权与相权的冲突,实际上可以把问题扩展为君权与相权各自所代表的君主专制制度与官僚组织之间的冲突。本文后面的分析就是在这一前提下展开的。

君主专制制度对官僚组织的内在需求概括地说,君主专制制度对官僚组织可谓处于两难之间。一方面,和任何政治体系下的情况一样,专制制度下的官僚组织也是因其工具性价值而获得存在的。为了获得统治效益,君主离不开官僚组织这种“利器”,需要这种有组织的力量,官僚组织因而成了君主专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所谓“君为元首,臣作股肱,齐协同心,合成而体,体或不备,未有成人”的“君臣同体”论,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①但在“效益需求”的另一方面,从君主专制制度的本质出发,又必然对宰相及其所代表的官僚组织形成另外的需求和排斥倾向,而这些需求、倾向实际上是与“效益需求”的实现相抵触的。

与其他政体相比,君主专制政体的本质规定性就在于,它公然赋予君主个人拥有至高无上、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力,并奉行“家天下”、“私天下”的原则,把国家权力视为私产,由君主一家一姓世袭私有。儒家思想家朱熹批评汉高祖、唐太宗这两个堪称“最有作为”的皇帝,说他们也不过是“假仁借义以性其私”;吕留良更直斥“秦汉以后许多制度……本心却绝是一个自私自利,唯恐失却此家当”②,都说明在具有悠久宗法传统的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私性”或“家天下”性质尤为突出。可以说,肯定和维护君权的绝对性、独占性、自私排他性是君主专制制度的应有之义。从这种本质属性出发,君主专制制度必然会产生以下内在需要和倾向:（一）目标取向的现实性与利益追求的狭隘自私性。

虽然我们后面还要指出,任何形式的政体客观上必须是实现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但相比较而言,君主专制制度最直接的目标却在于追求一家一姓的私利,维护君主个人的绝对统治。从制度的设计层面和专制君主的主观意识上看,这种制度所追求的利益和目标具有更为明显的狭隘自私性。如刘邦取得政权之后,一次得意地对父亲说,“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难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群臣听了不以为怪,反而“皆呼万岁,大笑以为乐”。③君主公开谋求私利,把国家视为私产,一般人也视为当然。这种利益需求方面的独占性与自私性,决定了君主专制制度必然把一切官僚组织和臣下都视为维护“家天下”统治长治久安、达到个人私利私欲的工具。但是,官僚组织不可能仅仅如此,客观上它还必然作为公共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维护整个统治阶级利益的“公共”职能;同时,作为官僚士大夫集团的一种组织形式,它还有自己独特的利益。这样,从目标取向上,君主专制制度必然潜伏着与官僚组织的冲突。(二)君臣关系的潜在对立与脆弱性。从君主专制制度的狭隘利益和目标出发,从君权的绝对性和排他性出发,客观上就必然会把君主及其家族置于和一切人对立的地位,使一切人、一切社会集团都成为专制君主的潜在对手和敌人 ,成为猜疑和防范的对象。对于这一层,王夫之早已看破:“(君主)道不足于己,则先自疑于心;心不自保,而天下举无可信:兄弟也,臣僚也,编氓也,皆可疑也。以一人之疑而敌天下,其愚不可疗,其或不可救也。亲亲而以疑,则亲非其亲;尊贤而以疑,则贤非其贤;爱众而以疑,则众非其众。”④黄梨洲也有非常精辟的论述:“三代之法,藏天下于天下者也。……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利不欲其遗其下,福必欲其敛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兴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⑤

在这种猜疑防范的心理下,虽然君权离不开官僚组织而独立存在,但君臣之间不可能建立真正的信任关系,而只能是且用且疑。这就决定了君臣关系、尤其是君相关系的脆弱性和暂时性。历史上许多元勋功臣虽然起初恩宠无比,显赫一时,但善始善终、常保富贵者却寥寥无几。如汉代的萧何,明代的刘基、宋濂等皆属此类。不过,相对说这几个人的下场还算是好的,更多的人则是沦为“奸臣”、“奸党”遭到无情的清洗。所以,历史上所谓“兔死狗烹”、“伴君如伴虎”的俗语,真可谓冷心铁面、血迹斑斑的经验之谈。历史上还有君主向功臣颁赐铁券(所谓“铁契丹书”)的做法,表示君主对功臣承诺,可以使功臣及其后代永远享有免罪特权。如《汉书·高帝纪》下记载:高祖“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但西汉功臣并没有因此而逃脱杀身之祸。可见,这种颁赐铁契的做法,恰恰说明君臣关系是十分脆弱的,所以才需要外在的凭借加以保证。也正是因为有这种冷酷的事实,历代才会出现那么多的文字,感叹所谓的“明(主)良(相)”相遇之难。甚至连多次对臣下大屠杀的朱元璋也有过“明良相逢,古今为难”的议论。⑥也说明,君臣之间这种潜在的紧张、对立关系乃是专制制度的本质使然,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在这样一 种君臣关系的大背景下,君主权相的冲突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三）官僚组织的依附性与灵活性。从专制制度下君权的绝对性出发,也必然要求一种“君为臣纲”的君臣关系,必然要求官僚组织具有高度的依附性、从属性和灵活性,一切以君主的意志为转移,以君主的是非为是非,用清代雍正皇帝的话来说就是“当以朕之所好好之,所恶恶之”。这样才能使君主在贯彻个人意志时随心所欲,运用自如。这就预示着,专制制度不可能永远容忍官僚组织所必然产生的自主性以及在活动方式上的程序性、规范性。

(四)专制制度以臣民的孤立分散、软弱无力为前提,因而在依赖官僚组织的同时又具有明显的“反组织性”、“排斥社会联系性”的倾向。从君主专制制度公开追求一姓私利、肯定君权的独占性与绝对性出发,它必然在客观上将君主置于孤家寡人的地位。作为一个“孤立的个人”,君主唯一的选择就是采取梁启超所说的以“独术治群”的统治方式,即:最大限度地消除社会成员之间的组织性和联系性,千方百计地造成社会成员的孤立、分散化,借用弗罗姆的话就是要使社会成员“原子化”,以防止他们可能形成有组织的反抗力量。这种对臣民分散、孤立状况的依赖与亲和性,思想家们有许多颇有启发的论述。如托克维尔指出,专制政府之所以在世界上长期存在,“恰恰是因为在那些社会里,人民彼此孤立,没有任何联系”,而专制制度的存在又反过来助长、促成着这种孤立状况;⑦卢梭说:专制制度下“国王的私人利益首先就在于人民是软弱的贫困的,而且永远不难抗拒国王。”⑧当代著名政治学者汉娜·阿伦特对纳粹政权的分析同样适用于君主专制:“暴政体制的首要关系的焦点,就是在民众之间造成隔绝、漠不关心的心境。隔绝、孤立可能是恐怖统治的开端……。”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更从经济条件的角度,分析了专制制度与人民的分散 孤立状态的内在联系。如马克思在分析法国小农经济的分散性与君主专制的关系时就指出,小农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因而农民无法“形成共同的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的权力。”⑩揆诸中国的历史事实,问题的确如此。比如,中国历代君主,尤其是那些被认为是“有作为”的君主,无不把稳定小农队伍、打击豪强兼并势力、推行“重本抑末”政策作为施政重点,而历次改革变法运动也都是围绕着这些方面展开。这当然不是出于对人民的“仁政”,而正是由于,小农在正常情况下是彼此孤立隔绝的,不仅无法形成全国性的联系,而且也可以构成专制国家稳定的兵员和赋税来源。 又比如说,历代君主往往投入很大的精力和热情,去对付所谓的“朋党”与“奸党”,不论什么人,一旦沾上“朋党”的嫌疑,一旦被视为“朋党”分子,就会遭到严厉惩治。而一些奸佞小人也经常以“奸党”、“朋党”为武器中伤政敌,往往能立即奏效,也正是利用了君主内心的孤独和害怕臣下发生横向联系的心理。还有些王朝的君主经常鼓励臣民之间互相告讦揭发,而清代更有所谓的“密折”制度使臣下互相监视等等, 也都是要利用这种孤立术来达到对臣民分而治之的目的。用王夫之的话说就是:“党议兴而唯恐人之不离,告讦起而唯恐其部民不犯其上,将以解散臣民而专尊天子。” 总之,从君主专制制度的本质属性出发,必然使君权和一切人、一切社会集团都潜伏着紧张关系;为了获得统治的效益,它一方面离不开一种强大的、有组织的力量,但又拒斥和恐惧这种力量所必然伴生的组织性、自主性或相对独立的价值取向,这就埋下了君权与相权冲突摩擦的根苗。

官僚组织与君主专制制度的“错位”

君主专制制度对于以宰相为代表的官僚组织的内在需求或内在规定性既如上述,而专制制度下君臣关系的潜在紧张也已是既定的事实。在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