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衣天子”朱元璋的政治思想

在中国历代开国之君中，朱元璋是位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本“淮右布衣”，出身寒微，亦无多少文化修养，且曾因生计所迫而入沙门。元末，社会大乱，群豪并起，他国图“自全”而参加了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起义。然而，就是这位“目不知书”、“以游丐起事”（1）的朱元璋，竟在十余年时间里，力挫群雄，赶跑元顺帝，成就了一代帝王之业，创建了明王朝。本文仅对这位“布衣天子”的政治思想予以论析，以就教于方家。

一、兴“革命”与禁“革命”

由兴“革命”到禁“革命”，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朱元璋从一位反对暴元统治的斗士转变成为封建专制君主的过程。同时，这也是“布衣天子”朱元璋政治思想的重要方面。

在元末起事诸豪中，朱元璋最为注重从理论上论证其“革命”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他曾借助儒家传统的华夷观念和天命观念来阐发其推翻元廷、创建新政权的合理性。他说：“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元蒙统治者以北狄而“入中国为天下主”，此虽亦“天命”使然，但毕竟违背了华、夷之间的主属秩序，使达人志士有“冠履倒置之叹”。所以，他从传统的华夷观念出发，鲜明地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复汉官之威仪”、“雪中国之耻”的口号。同时，朱元璋又指出：国运兴衰在天意。“元起朔方，世祖始有中夏，乘气象之盛，理自当兴。彼气运既去，理固当衰。其成败得失，俱系于天。”他认为，元朝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国运已尽。君臣上下荒淫昏弱，纪纲大几，尤“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渎乱甚矣”，致使“人心叛离，天下兵起，使我中国之民死才肝脑涂地，生者骨肉不相保”。这“虽因人事所致，实天厌其德而弃之之时也”。所以，元末“豪杰并起，海内瓜分”，“虽元兵四出，无救于乱，此天意也”。他还多次宣称：“朕本农家，乐生于有元之世”，本无意据有天下，无奈生逢乱世，“盘桓避难，终不宁居”，不得已才“因乱起兵”，旨在“保障乡里”，“欲图自保”。只是由于元蒙帝国在反元势力的沉重打击下分崩离析，“天下已非元氏所有矣”，而当时“群雄无成，徒扰生民”，故而只好以布衣“奉天征讨”，“拨乱反正”，终于“削平强暴，混一天下”。他再三申明，并非有意图谋元朝天下，而是天命所归：“此非朕有心于天下，而以救民为心，故天特命之乎！”（2）这样，朱元璋便以儒家传统的华夷之见和天命观念为其以明代元的“革命”披上了合法性的外衣，从而在人们、特别是士大夫的意识中树立起朱氏王朝的正统地位。

不过在朱元璋看来，真正具有正当性、必要性的，只是他所领导下的“革命”，至于其他的“革命”则概不在此列。他曾谕告徐州吏民道：“近自胡元失政，兵起汝、颖，天下之人以为豪杰奋兴，太平可致。而彼惟以妖言惑众，不能上顺天意、下悦民心，是用自底灭亡。及元兵云集，其老将旧臣虽有握兵这之权，皆无戡乱之略，师行之地，甚于群盗，致使中原板荡、城郭丘墟，十有余年，祸乱极矣”（3），又曾指责张士诚及其所率农民起义部队“焚荡城郭，休养戮士夫，荼毒生灵，千端万状”（4）。这样，朱元璋便理所当然地要奉天征讨，“伐罪吊民”，以所谓“王者之师”去革那些与他并时而起的反对元廷统治的“革命”者的命了。

即位称帝后，朱元璋更严禁“革命”。对一切危及其专制统治的言行，他均要予以剿灭。他对白莲教的态度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白莲教本是反元组织形式，具有强烈的革命性。从元至正十二年到吴元年（1352—1367），朱元璋在红巾军和白莲教中生活了十六年之久，由九夫长、镇抚、总管、元帅一直做到吴国公、吴王。这样的经历，使他对农民起义军的力量、特别是白莲教提出的“弥勒佛当有天下”和“明王出世”的口号所起的宣传、鼓动作用深有体会。他说：“元政不纲，天将更其运祚，而愚民好作乱者兴焉。初本数人，其余愚者闻此风而思为之，合共谋倡乱。是等之家，吾亲自睹”（5）。所以，在明王朝建立前夕，他就责难白莲教“致使愚民，误中妖术，不解偈言之妄诞，酷信弥勒之真是，冀其治世，以苏困苦，聚为烧香之党，根据汝、颖，蔓延河、洛”（6）。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刚做皇帝，立即诏令禁止白莲教等一切“邪教”的活动，从而使白莲教被迫转入地下，真正成为民间秘密宗教。此后，他为巩固明廷专制统治，始终“忧危积心”，认真总结历史教训，指出：“秦之陈胜、吴广，汉之黄巾，隋之杨玄感、僧向海明，唐之王仙芝，宋之王则等辈，皆纱造言倡乱者，致干戈横作，物命损伤者多”（7），遂把镇压“不轨妖言”当作首要任务。他还与其大臣用二十多年时间制定“大明律”，其中的《礼律·禁止师巫邪术》条明确规定：“凡师巫假降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自号端公、太保、师婆，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或隐藏国像、烧香集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扇惑人民，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至于以白莲教为号召反抗其统治的民众，朱元璋更毫不留情地全部捕杀。（8）

朱元璋不仅禁止任何形式的“革命”，而且十分重视去百姓“心之邪念，以归正道”（9）。基于这种目的，他大力推尊佛教，如在京城内外遍高僧道衙门，赋予其很大权限，诏集名僧在京城举办各种大规模的法会，并亲率文武百官向佛祖顶顶礼膜拜；亲自组织刊刻佛教大藏经，即著名的《洪武南藏》；颁发度牒，给出家为僧者提供方便，允许僧人结坛说法，竭力保护寺院财产等等。而对谏阻其崇佛的官吏，他则大施淫威，如大理寺卿李仕鲁因谏阻被拒，请归故里，朱元璋当下令将其杖死于殿阶之下。这就难怪时人评曰：“佛法之见尊奉至此，振古所未闻也。”（10）所以如此，乃是因为朱元璋认为佛教“化凶顽为善，默佑世邦，其功浩瀚”，可以“暗理王纲”，有裨“治道”（11）。这里的“化凶顽为善”，就是要用佛教来“化”所谓“邪教”，把白莲教等“邪教”徒变成遵守封建法纪，甘愿接受朱明王朝统治的“善”民。由此看来，朱元璋尊崇佛教，绝非仅仅因其早年曾出家为僧，对佛教有特殊感情，更重要的则是为了镇压与钳制白莲教等民间宗教，“去心之邪念”，即从根本上翦除所有会造成“革命”的可能性因素，使他开创的明朝一统大业能永存。

同时，朱元璋还要求人们必须接受，认同他所领导的“革命”，以及通过这种“革命”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统治。他曾诫谕北方吏民：北伐军至，“民人勿避”。“归我者永安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12）。对于那结不与之认同的人，特别是不受征聘、拒绝与其合作的文士儒生，朱元璋则不惜以严刑峻法予以制裁。如洪武初年，“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断指不仕，苏州人才姚润、王谟被征不仕，皆诛而籍其家”（13）。御制《大诰三编》特设“寰中士夫不为君用”科，谓“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者。诛其身而籍其家，不为之过！”专制君主的淫威，在这里暴露无遗。论文“布衣天子”朱元璋的政治思想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Bjc=S^*x|uG.Xn_G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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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民与君主专制

朱元璋起自社会底层，又亲身经历了元末战乱，对民间疾苦有深切体验，对元亡教训亦有清醒认识，故在争夺天下以至创建、巩固政权的过程中，始终把“安民”、“恤民”作为重要策略思想。他在战争期间奉行“克城以武，戡乱以仁”的原则，以严明的纪律约束部队。每逢征战，他总要明令禁绝滥杀，勿贪子女玉帛。即使对元廷宗戚，他也不许将士妄杀。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徐达率军北伐。行前，朱元璋谕曰：“元祖宗功德在人，其子孙罔恤民德，天厌弃之。君则有罪恶，民复何辜？前代革命之际，肆行屠戮，违天虐民，朕实不忍。诸将克城毋肆焚掠、妄杀人，元之宗戚咸俾保全，庶几上答天心，以副朕伐罪恶安民之意”。他统率的诸将领，亦多能注意这一点，如胡大海就曾说：“吾武人不知书，唯知三事而已：不杀人，不掠妇女，不焚毁庐舍”（14）。正由于注重“安民”、“恤民”，朱元璋及其领导下的部队才能得到比较广泛的拥护，尤其得到地方士绅的支持，“人心日附”，势力迅速壮大。这乃是他在十余年时间里即能成就帝业的重要原因之一。

明王朝建立以后，朱元璋深知民势兴衰关系到国家政权的安危，谓：“民富则亲，民贫则离，民之贫富，国家休戚系焉”，“若年谷丰登，衣食给足，则国富民安”（15）。所以，他“厚生而重民命”，把“安民”、“恤民”，恢复和发展生产以增强国力作为基本国策。他不仅在这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而且还多次告诫地方官员：“天下始定，民财力俱困，要在休养生息，惟廉者能约己而利人，勉之”。同时，他又把“恤民”与“敬天”相联系，说：“所谓敬天者，不独严而有礼，当有其实。天以子民之任付于君，君者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实也。即如国家命人守令之事，若不能福民，则是弃权君之命，不敬孰大焉？”又说：“为人君者，父天母地子民，皆职分之所当见。祀天地，非祈福于己，实为天下苍生也”。他不仅将“恤民”与“事天”相提并论，而且更以“恤民”为“事天之实”，认为只有“恤民”，才能真正体现“事天”、“敬天”之诚意。当然，作为封建专制君主，朱元璋所维护的是当权者及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他的政权统治所赖以依存的基础是以贪剥暴虐为本质特必珠封建官吏。这就决定了他的“重民”、“安民”、“恤民”思想绝不可能真正付诸实践。事实上，当时“有宽宥之名，未见宽宥之实”，农民税役仍很严重，以至出现“或卖产以供税，产去而税存；或赔办以当役，役重而民困”（16）的状况。这并不奇怪，因为政策原则与政治实践的严重背离本是中国君主政治的根本特点之一。

在中国历史上，朱元璋是位将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发展到极端程度的帝王。他充分肯定儒家的“重民”、“仁政”之说，认为孔子所说“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等“真治国之良规。孔子之言，诚万世之师也”，称道“孟子专言仁义，使当时有一贤君能用其言，天下岂不定于一乎？”（17）这固然是亲身生活实践使他体会到民众的重要性，但同时也表明他只是将“重民”、“仁政”视为能够为“贤君”所用的“治国之良规”。对于朱元璋来说，他并不是以民众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来思考问题的，他对一切问题的思考都只是紧紧围绕着专制君主及其代表着的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这根中轴廾。唯其如此，他才会对孟子的“民贵君轻”说表现出异乎异常的不满，“怪其对君不逊，怒曰：‘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乎？’”（18）洪武五年，京师文庙落成，朱元璋诏命罢孟子配享，凡有谏者概以大不敬论。时任刑部尚书的钱唐抗疏入谏，概然而曰：“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廷臣无不为之危。朱元章虽“鉴其诚恳，不之罪，孟子配享亦旋复，然卒命儒臣修《孟子节文》”（19）。二十七年，由翰林学士刘三呈负责编修而成的“孟子节文”，将《孟子》书中所有不利君主专制之处，如《梁惠王篇》中“国君进贤”章、《万章篇》中“天与贤则贤”章通讯散见于其他各篇各章中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闻诛一纣矣，未闻弑君也”、“君主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等计八十五条尽行删除。《孟子节文》编成后，朱元璋诏令“颁之中外交官，俾读是书者知所本旨”，并规定凡所删之处，“课底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