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汉诗体的流变

《抽思》“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及“望南山而流涕”句意。其余十七首虽不能定其作者，也当放在东汉。“钟子歌南音”中说，“不如及清时，策名于天衢”，不类西汉李陵语，李陵兵败，一家族灭，故于武帝怨恨最深，此从《汉书·苏武传》中和苏武对话中表现得最明白，恐不会在朋友私下的赠诗中称当时为“清时”。相反，明帝永平正是东汉最兴盛的时代，不仅后代人这样看，当时人也这样看，班固《东都赋》中的颂辞就足以说明。“童童孤生柳”中有“依依恋明世”语，当作于东汉中期。（注：按此处的观点及材料均为赵师所提供。）
　　当代学者多以为古诗产生在汉末桓帝、灵帝之际，执此主张者的理由大致有二：一是从五言诗体的发展来考察，认为傅毅与班固同时，而“班固《咏史》，质木无文”，只是完成了五言诗的体裁，与班固“伯仲之间”的傅毅当然不可能作出佳丽的古诗来。二是从作品内容来考察，认为这些作品表达知识分子失意沉沦之感，反映了东汉末期社会动荡前夕矛盾斗争的侧面。（注：说详游国恩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一）、刘大杰著《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卷）及马茂元著《古诗十九首初探》。）
　　实际上，这两个理由的说服力都不足：第一，用个人的诗歌成就来类推整个时代的诗歌成就，在逻辑上本来就欠严密。况且班固所存几首佚诗，也颇有含蓄蕴藉之意。如《太平御览》卷八一五所引：
　　长安何纷纷，诏葬霍将军。刺绣被百领，县官给衣衿。
　　借以刺朝廷对亲贵宠幸之过。又《北堂书钞》卷百二十二所引“宝剑值千金，指之干树枝。”《太平御览》卷三百四十四所引“延陵轻宝剑”，虽为断句，寄情亦深，入之《古诗十九首》中，未见不及处。今所存班固诗皆咏史，而非无兴寄之作。事实上，五言诗在东汉时期大量出现并非偶然现象，西汉时的“邪径败人田”等民间歌谣，虞姬的《和项王》，枚乘的九首诗作，戚夫人、李延年、班婕妤等人之作都表明早在西汉文帝武帝时代五言诗在民间、妇女中和个别不太受时俗观念束缚的文人中有相当发展。而东汉明帝时之李陵亦有一定数量的《别诗》，则五言诗之大量产生，不一定到东汉之末。第二，任何时代都有生活的成功者和失意者，“汉文有道恩犹薄”，知识分子的仕途失意沉沦落拓，固然多与政治黑暗相关，但也不能完全将其失志归结于此。此后，汉末的赵壹身处社会最黑暗的时期，有《秦客诗》和《鲁生歌》表现直士不遇之情，和《古诗十九首》比，就别是一种风味了。东汉李陵诗和《古诗十九首》写亲友离合，人生悲欢，并没有对社会的直接批评，语气含蓄委婉，温柔敦厚，也可以看出是在社会相对稳定，人情相对平和的环境下写出来的。（注：张如倩、张启成《古诗十九首创作时代新探》（《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4期）和赵敏俐《汉代诗歌史论·文人五言诗新论》（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12月版）都举出大量证据说明古诗中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的思想并不始于汉末。赵敏俐书中又指出班固《咏史诗》“质木无文”仅代表个人创作，不能说明当时五言诗发展水平。）
　　东汉五言乐府诗，《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包括残句共收录四十一篇，它们是：《江南》、《鸡鸣》、《陌上桑》（“日出东南隅”）、《长歌行》（“青青园中葵”、“仙人骑白鹿”）、《君子行》（“君子防未然”）、《豫章行》（“白杨初生时”）、《相逢行》（“相逢狭路间”）、《长安有斜狭行》、《陇西行》（“斜径过空庐”）、《折杨柳行》（“默默施行违”）、《艳歌何尝行》（“飞来双黄鹄”）、《艳歌行》（“翩翩堂前燕”）、《白头吟》、《怨诗行》（“天道悠且长”）、《梁甫吟》、《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孔雀东南飞》）、《枯鱼过河泣》、《离歌》（“晨行梓道中”），《文苑英华》所收《箜篌谣》（“结交在相知”）、《上留田行》，《选诗拾遗》所收《古八变歌》、《艳歌》（“今日乐上乐”），《文选·笙赋》注引《古咄ｊｉè＠⑤行》（“枣下何攒攒”），《文选补遗》收《视刀环歌》（“常恨言语浅”），《匡谬正俗》引《古艳歌》（“兰草自生香”），《齐民要术》引ｆáｎ＠⑥胜之书的《古歌》（“高田种小麦”）及各类书中残句十五种。见于《宋书·乐志》的《江南》、《鸡鸣》二诗据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考证为西汉作，证据可信，故从。（注：《江南》中西和北协韵。萧涤非曰：“当为世传五言乐府之最古者，殆武帝时所采吴楚歌诗。西北二字，古韵通，《楚辞·大招》：‘无东无西，无南无北。’是其证”。《鸡鸣》有“后出郭门王”句，萧氏曰：“长安当西汉时，城门外别有郭门也。”）《白头吟》，《西京杂记》载司马相如将聘茂陵人女为妾，卓文君作诗自绝，相如乃止。但《诗比兴笺》说：“《玉台新咏》载此篇，题作《皑如山上雪》，不云《白头吟》，亦不云何人作也。《宋书》大曲有白头吟，作古辞，《御览》、《乐府诗集》同之，亦无文君作《白头吟》之说。自《西京杂记》伪书，始附会文君，然亦不著其辞，未尝以此诗当之，及宋黄鹤注杜诗，混合为一，后人相沿，遂为妒妇之始，全乖风人之旨。且两意决绝，沟水东西，文君之于长卿，何至是乎。”此说是也。《文心雕龙》、《诗品》论汉诗，皆不及卓文君，亦可补充此说。又《宋书》中《白头吟》文字与此有出入，是晋乐所奏曲，非原诗。则原诗或东汉之作。
　　《梁甫吟》在《古文苑》作《古梁父吟》，不录作者名，《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称诸葛亮“好为《梁甫吟》”，故《艺文类聚》等书题诸葛亮作，而逯氏据李勉《琴说》及蔡邕《琴颂》认为《梁甫吟》不始于孔明，此诗之辞亦与孔明无关。不过，我们认为《梁甫吟》虽不始于诸葛，但此诗或为孔明所作，《三国志》称“每自比于管仲、乐毅”，只是一般而言。管仲、晏子同为春秋时齐国贤臣，司马迁作《史记》，以管晏合传，诸葛此诗正是自比于晏子也。《古八变歌》逯氏以为可疑。《箜篌谣》、《视刀环歌》二诗时代也难确定。
　　《陌上桑》、《孔雀东南飞》一类故事诗的成诗都比较晚，大体在东汉中后期。它们应该是都市经济的产物。东汉的都市经济比西汉时更加发达，王符《潜夫论·浮侈》中叙说当时情况曰：“今举世舍农桑，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勇都邑，治本者少，浮食者众。……今察洛阳，浮末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者什于浮末”。在这种情况下，商业性的娱乐场所一定很多，古诗中就有“昔为倡家女

”的话。汉乐府五言诗有许多可能是倡家女的歌辞，这些作品的故事性较强，其中包含一些引人入胜的情节，如《陌上桑》中秦罗敷外出采桑，被使君看到，使君欲与共载，遭到罗敷拒绝，全诗充满喜剧色彩。《玉台新咏》所收《孔雀东南飞》前面有一段说明文字，一般看作诗序，其实是收录者据传说所加，为了说明背景。据这段文字说，该诗产生在建安末。但《史记·刺客列传》司马贞《索隐》及张守节《正义》都引了三国时韦昭的一段话：“古者名男子为丈夫，尊妇妪为大人。故《汉书·宣元六王传》王遇大人益解，为大人乞骸。按大人宪王外祖母。故古诗曰：‘三日断五疋，大人故言迟。’是也。”刘跃进说：“建安二十五年，如果建安二十余年可称建安末的话，其时韦昭已经十余岁，这个时期产生的诗，无论如何难以称得上是‘古诗’。因此徐陵编《玉台新咏》所收之序说的汉末建安中云云就很值得引起怀疑。我们从韦昭的话来推断，这首诗至少产生在三国前百年上下，否则，韦昭是不会称之为‘古诗’的。从建安上推百年，正是班固生活的时代，因为班固卒于汉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注：刘跃进《有关〈文选〉“苏李诗”若干问题的考察》，载于《文学遗产》1996年第2期。）这首诗写刘兰芝、焦仲卿的婚姻悲剧，刘焦二人本是恩爱夫妻，刘兰芝因不堪焦母驱使，被赶还家。临行前，夫妻二人商议永不分离。刘兰芝到家，被兄长所逼，答应改嫁府君，但在新婚之夜投水自尽，焦仲卿亦因此自缢。这样写大概是从吸引听众考虑的，《孔雀东南飞》末尾有“多谢后世人，诫之慎勿忘”的话也是唱给听众听的，其中焦仲卿对刘兰芝说“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用《诗经·邶风·柏舟》“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的诗意，则作者的文化修养于此可见一斑。汉民歌中另有一篇《古艳歌》，其诗曰：
　　孔雀东飞，苦无寒衣。
　　为君作妻，心中恻悲。
　　夜夜织作，不得下机。
　　三日载疋，尚言吾迟。

《论东汉诗体的流变(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