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修身思想体系探微

儒家文化是强调“修身”的文化。儒家的“修身”思想底蕴相当深厚，内容十分丰富，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完备的思想理论体系。本文试就儒家的修身思想体系作一些初步探讨，以就教于方家同仁。

一、儒家修身思想的人性论基础

儒家修身思想作为一个完善的文化体系，是以人性理论为其立论依据和思想基础的。儒家关于人性的讨论历史久远，贯通古今，其人性理论集中在人性善恶、品级及二种人性等问题上。

1．性分善恶。

孔子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孟子在此基础上对人性的性质进行了厘定，在孟子看来，人性是善的，他说：“人性之善也，犹水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人性善的本质是先天的、与生俱来的。孟子从性善论出发，指出人应加强后天修养以使先天的善性得以扩充和发挥。荀子则不同意孟子的性善论，认为人性是恶的，提出了“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的命题。他说：“今人之性，生而离其朴，离其资，必先而丧之。用此观之，然而人之性恶明矣，所谓性善者，不离其朴而美之，不离其资而利之也。”（同上）荀子虽然认为人性是恶的，但是“可化”。他说：“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待礼义然后治。”（同上）“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荀子·儒效》）荀子根据性恶论，强调人们应该通过后天的道德修养来改变先天的恶性，“化性起伪”。

汉代扬雄从调和孟、荀人性善恶之争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人之性也，善恶混”（《法言·修身》）的命题。扬雄认为人性之中兼具善恶两种品性，“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同上）扬雄根据善恶相混说，认为应加强后天的修养，以为善人。进入唐代以后，李翱继承和发展了其师韩愈的人性理论，提出了性善情恶的观点。他说：“人之所以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苦、怒、哀、惧、爱、恶、欲七者，皆情之所为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之过也。”（《复性书》）性是善的根源，情是恶的根源，性无不善，情有善有恶。人之所以有恶乃情所为，情迷乱了性。“情本邪也，妄也，”（同上）所以要“忘情”、“复性，”通过后天修养，恢复、扩充人的善性。

2．性分品级。

汉儒董仲舒的人性理论很具代表性，他提出了“性分三品”的学说。他说：“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春秋繁露·实性》）“圣人之性”是上品，纯善无恶；“斗筲之性”是下品，恶而无善；“中民之性”是中品，“待渐于教训而后能为善。”（同上）可见，董仲舒的性三品说注重通过后天的修养和教化使人向善。

宋明理学的先驱韩愈也认为性有三品，他说：“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而已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原性》）韩愈的性三品说与董仲舒没有本质的区别，同样认为上品人性善而无恶，下品人性恶而无善，中品人性通过后天教化可导善恶。

3．性分二类。

张载首先提出把人性分为两类的观点，他说：“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正蒙·诚明篇》）“天地之性”是天地共同的本性，纯一至善；“气质之性”是气聚为形而后具有的属性，气有清浊之分，故性有善恶之别。所以必须努力做“善反”的修身功夫，变化气质之性，回复到天地之性。宋明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在张载、二程人性论基础上进一步论证和完善了两类人性的理论。他说：“论天地之性则是专指理而言，论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之。”（《朱子语类》卷第四）天命之性是气质之性的本然状态；气质之性则是无命之性受气质熏染发生的转化形态，是对每个人直接发生作用的现实人性。形而上的天地之性是至善的，形而下的气质之性是可善可恶的。人应加强后天的修养，祛除“污染”，修身向善。

二、儒家修身思想的核心和判断标准

儒家的修身思想主要是围绕“仁”来展开的，所谓“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中庸》）孔子就强调：“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可谓仁乎？”（《论语·雍也》）“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在孔子看来，博施济众，行恭、宽、信、敏、惠五者于天下，这就是仁德，也是修身思想的核心内容。孟子发挥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了以仁义核心的修身思想。他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告子上》）“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人心是仁，人路是义，内心修养达到了仁义境界，仁就会充塞于心中。

进入宋元明清时期，张载、程颢、朱熹、王夫之等人在孔孟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向前发展了以“仁”为核心的修身思想。张载提出了“民胞物与”的泛道德主义，强调以人心之“仁”泛爱天地万物。程颢认为先秦儒家的仁学强调博施济众、克己复礼的道德修养，这还不是“仁”之体，而只是“仁”之用，道德修养应以“仁”之根本为重。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说：“‘立人之道，曰仁曰义，’在人之天道也。”　（《思问录·内篇》）仁义是圣人之德，人之修身主要是行仁义，不违天道，与天合德。

“仁”是一种主观的道德修养，是一种内在的道德自觉，为仁由己不由人。但是这种主观的道德修养何以可能？孔子认为要达到“为仁”的自觉性，必须把“礼”这种外在的约制，通过“仁”的德性修养，完全变成一种内在的、自觉的道德规范。“礼器，是故大备；”“制礼以节事。”（《礼记·礼器》）礼的功用是用来调节人的行为，使人修养成器，使人完备。要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人们的一切行为都要度于礼，立于礼，约之以礼，节之以礼，齐之以礼。这便是达到了仁。孔子要求治理国家是不但要“导之以德，”同时也要“齐之以理。”（《论语·为政》）孔子在教育弟子学习时，虽然首先要“博学于文，”但也要“约之以理。”（《论语·雍也》）在孔子看来，任何修养都必须以“礼”为规范，才能真正修成恰倒好处的德性，不然，这种德性就会转化为偏执的过错了。所以他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荀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将礼看作人们言行的标准，“礼者，节之准也”（《荀子·致士》），礼是“法之大分，类之纲纪”（《荀子·劝学》），礼也是治国之根本，“隆礼重法则过有常”，“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荀子·修身》）。论文儒家的修身思想体系探微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

儒家认为“礼”是衡量一个人修养好坏的唯一标准。“人藏于心，不可测度也。美恶皆在心中，不见其色也。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礼记·礼运》）一个人修养的好坏、内心的善恶，都只能以“礼”来衡量，除了“礼”，还能用什么呢？《礼记》中还指出夏禹等六君子，“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常，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礼记·礼运》）这是说夏禹等六位国君无不谨慎地以礼行事，按照礼来彰明大义，考察诚信，明察过失，提倡仁爱，讲求辞让，向人们显示做人的常道。 c-ES+&e_fL#${;PP'U ~2ey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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