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信访工作纳入大司法的轨道

司法公正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质疑。目前信访案件中占相当一部份是由对司法运作的不信任而引起的，且这种不信任度具有社会化趋势，主要表现在不服民事刑事案件的判决裁定向信访渠道进行申诉。从这些信访案件的情况分析来看，一种是司法公正与外部评价的不对称性所致，另一种情况的确是由于司法腐败引起的。公职律师代理参与将对案件当事人的宁人息诉起到非常明显的作用。首先，它有利于对司法公正与外部评价的不对称性的纠偏，解决司法腐败的程度被过分夸大的现象。众所周知，有不少代理人在代理过程中不尽力、不尽责、捞取不当利益，为揽案件拍胸脯打保膘，败诉后将原因以及当事人的不当指责均归结为司法腐败这一黑洞。由于当事人往往从实体公正的角度来判断司法是否公正，而司法公正恰恰相反追求的是程序公正的理念，从程序公正中达到实体公正。一部份信访者由于受误导后无法接受案件的结果（有的没有请专业律师出庭，由于技术原因败诉），就到处上访，有的甚至自杀或者铤而走险，酿成恶性案件。公职律师对这类案件实施法律援助后，没有利益关系的驱动，预先告之其诉讼的风险，往往会采取非诉和解、诉讼调解的方式结案，即使不能调解和解，判决结果当事人也有心理准备，不致于事后上访，或采取极端行为（美国法律从考虑程序公正出发，规定特定案件的当事人或达到一定标的的民事案件在庭审中没有请律师的，国家提供法律援助）。其次，可以制衡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有利于司法公正。由于国家司法改革整体方案迟迟没有启动，一方面法院的地方化行政化倾向影响了司法的独立，而另一方面过大的自由裁量空间缺少象判例法陪审团制度那样对法官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的有效的规则制衡，加上一些司法人员自身素质不高，这为司法腐败留下制度、体制和人为因素的缺陷。公职律师参与诉讼，对于制衡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纠正司法专权，确保司法公正起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因为社会律师要考虑今后的生存，以后案件还要看手握着巨大自由裁量权的法官的眼色，而公职律师无后顾之忧，更何况有行政资源作为其后盾，在庭审中完全可以据理力争，就会达到辩护和代理制度设计的效果，弥补了由于自由裁量权缺乏有效规则制衡的审判漏洞。当然最终的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有赖于国家司法改革的全面推进。
（六）有利于沟通民意，建立和谐的社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业，有许多事情都是摸着石子过河，在企业转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土地征用、房屋拆迁，我们交了不少学费。随着法制的不断健全，特别是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科学发展观正确的政绩观，大力推行亲民政策，强调社会的全面持续可协调的发展，产生新的同类型的社会矛盾的概率已经越来越少。但我们一定要处理好涉及到历史遗留问题信访，要自觉运用公共选择的决策理论，发挥普法宣传的作用，把围绕社会热点难点问题作为普法工作的重点，鼓励涉及各方利益的公共政策的内部辩论和公开讨论，增加新闻舆论对公共政策讨论报道的透明度，让政府的公共决策更加透明更加理性，更让社会接受和理解。在具体的操作上，可以让一部份社会遗留

问题通过行政听证程序去解决，把个别的缠访户通过法院的司法鉴别程序进行定性，列入名册，各级政府部门不再接待登记受理。对一些特殊群体，允许其以法律允许的方式通过集会示威等方式渲泄。确立大司法行政后，通过律师管理、行政复议、参与规范性文件审查等形式，有利于建立和健全这样一个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定相结合的平台，以便加强构通，增进信任，促进社会的和谐和安定。
三、树立正确的理念，澄清错误的认识，增强政府的公信力
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经济在快速发展，社会在急剧变化，政府也在急剧转变，我们的执政能力取决于我们的执政方式是否能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时代变了，世界变了，我们在信访问题的处理上，观念和思想认识必须转变，不能仍然习惯于延截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些做法，把自己扮成全知全能型的政府。因此树立正确的理念，纠正一些错误的做法，增强政府的公信力在当前信访处理中尤其显得必要。
一是要建立和完善各级领导信访接待制度。在县市级政府中要大力推广领导信访接待制度，实践证明这是解决信访矛盾行之有效的办法。据不完全统计，我市1999至2000年二年中领导信访接待日共接待来访群众901批次1923人次，批转的信访件特别是一些长期以来的疑难信访缠访件百分之九十以上得到妥善解决。今后要进一步完善领导信访制度，要推行领导下访、约访、回访等办法,以掌握信访动态,及时化解信访矛盾。同时要尽量减少违反行政层级管理采取领导直接协调处理信访的做法，领导接待信访的出发点并不是直接处理，不是把下级的业务包揽到自己身上来，而是通过接待这种形式进行决策跟踪反馈，发现行政过错失责甚至违法乱纪的人和事予以责任追究。
二是注重社会管理的整体成本。在社会管理领域，往往出现这种情况，正确的理论，在解决个别问题时，效果可能并不理想，而错误的理论，可能在个案处理时效果比较好。依法解决信访，就个案的效果可能并不理想，但社会总体效果好。找的机关越高、找的领导级别越高、来的信访次数越多，信访问题越有可能得到解决。因为机关高领导高能够调动的社会资源就越多。如某市处理一起信访，县信访协调赔2万元，来访者到市、省信访部门上访后赔偿费不断上升，跳了二次天安门后赔偿及各类补偿高达十来万元。本来这种信访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的司法途经解决，赔偿款大约2万元左右。最后信访虽然平息了，但社会管理成本的损失简直无法估量。所以不能以个案的成本来衡量信访效果，必须以社会总体的管理成本来考量信访成本。
三是树立政府公信力。 极少数信访人吃准了政府要稳定的“软肋”，“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手段在实践中屡试不爽，并为更多的信访人所效仿，带来了不少社会负面效应。这实际上是政府在处理访信访问题上的诚信缺失，进而影响到其对社会的管理，我们已为此付出了极高的代价。今后要增强政务的透明公开工作，要通过建立政府网站、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设立专门负责接待百姓的查阅、咨询信息公开机构等方式，提高政府的公关能力。政府处理任何事情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不能失信于民，说一绝不是二，避免出尔反尔。不能让会叫的孩子多吃奶的现象发生，对于老实的不能吃亏，会吵会闹的不能使其占便宜。要维护政府的信誉，树立政府坦率、坦白、坦然的品质，重塑政府的公信力。
四是要树立程序公正的理念。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击鼓鸣冤、拦轿告状等清官情结在一部分上访群众上表现出来不难理解，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不少信访干部还是抱着实体公正的理念来处理社会矛盾，这实在令人非夷所思。现代法治决不是“日断阳事、夜断阴事”包青天，在当前信访中有相当一部份信访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信访，信访的客观事实是很难查清的或者说根本无法查清的。如某县涉及到一起农村村级财务的集体上访，前后15年时间三届政府组成了五个由市委市政府牵头的联合调查组，调查不能说是不认真，但对调查结论信访群众还是不满意，指责信访部门官官相护。法律事实和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规律，在法学中已经是没有争论的常识，许多事实的认定完全是依据举证责任的分配推定、自由心证的方法来确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确足等实体公证的理念早已为现代司法所摒弃，因为我们根本无法回复到事情的原始状态，由于受人的认识能力的限制，许多时候我们只能对过去的法律事件和行为作出或然性的判断。如果我们还是抱着实体公正的错误理念在处理信访，就难怪信访群众对调查结果挑剔、不信任了。我们应该扪心自问，在信访问题的处理中，理念是否正确？内心深处有否清官情结在作怪？例如，刚才列举的关于村级财务的信访案例，如果运用程序公正的理念来处理，即以侦查中心的司法观转向审判中心的司法观、从查明事实的办案观转向证明事实的办案观、从偏重证明力的自然证据观转向强调可采性的社会证据观这样的理念，让信访案件去接受公开的行政听证、诉讼检验，效果可能完全不一样。否则政府无论怎样努力去做，其结果一定是吃力不讨好。
五是要尊重社会科学。前不久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意见》中，提出了三个同等重要即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培养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家与培养高水平的自然科学家同样重要，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与提高全民族的自然科学素质同样重要。在信访问题的处理上同样要尊重科学，尊重人才，尊重法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自觉把法学社会科学的优秀成果运用到信访工作中去，切忌经验主义教条主义。要加强对信访问题的研究，要充分发挥法学在解决信访问题中的作用，把事关国家长治久安的信访现象列入社会科学的重点课题，组织专门力量进行攻关。加大人才培养的力度，加大资金投入，对有关信访问题的优秀理论研究成果尽快应用到党和政府的决策中来。要本着先试点后推广的原则,选择不同条件的县市，认真组织试点工作，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待摸索出比较成熟的做法，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后再行推广。
总之信访问题的处理是司法行政工作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司法行政又是整个司法制度国家政治制度的十分重要组成部份。作为县市级政府在我国政权建设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位置，绝大多数的信访发生地在村乡镇以至县市本级，如果这些访信访问题能够在县市本级得以解决，那么也就不可能形成目前的信访潮现象。但在计划经济时代建立起来的司法框架，在解决信访问题时凸显出了种种矛盾和困惑。因此对信访制度的改革应与整个社会体制改革联系起来，采取渐进方式实现以法治为内容的信访制度改革，从比较容易改革的司法行政体制入手，逐步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的渠道，树立审判的最终裁判权威，进而推进整个民主法制的进程，这才是中国信访走出制度困

《把信访工作纳入大司法的轨道(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