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严武“睚眦”考辨

杜甫一生有不少朋友，严武是其中重要的一位。他们是世交，往来时间很长，都爱好做诗，酬唱较多，又曾同朝为官，相知也深。尤其是杜甫居成都期间，严武在生活上曾给杜甫以切实的帮助，杜甫也曾应邀入幕，二人关系空前密切。但是，他们毕竟在地位、性情上都有很大差异，关系也不见得像有些研究者所说的始终如一地好，而有可能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实际上也正有多种史籍记载，杜甫曾有酒后对严武失礼的事。这些史籍所载严武当时的反应截然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不以为忤”。例如《旧唐书·杜甫传》云：“（甫）尝凭醉登武之床，瞪视武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虽急暴，不以为忤。”第二种是先怒后解。例如《唐摭言》卷十二云：“杜工部在蜀，醉后登严武之床，厉声问武曰：‘公是严挺之子否？’武色变。甫复曰：‘仆乃杜审言儿。’于是少解。”第三种是怒至欲杀。例如《新唐书·杜甫传》云：“（甫）尝醉登武床，瞪视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亦暴猛，外若不为忤，中衔之。一日欲杀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于门，武将出，冠钩于帘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独杀彝。”
　　说法不一，已经易滋疑惑，叙述过于生动，更是有小说家虚构之嫌。因此，历来就此加以讨论的人不少，大约是出于为敬爱者讳的好心，讨论者基本上都采取了大事化小的态度，主张本无欲杀之事（注：如仇兆鳌就认为：“初无欲杀之说，盖唐小说所载，而《新书》（按即《新唐书》）信以为然。”）。既然事情去今已远，我们无法质诸当事人，事情真相谁也不能凿然言之。我们也是愿意效法前人的，但是，细读杜甫这一时期的作品，感到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如果说当年杜、严之间没有发生过酒后“睚眦”一类的事情，或者说即使发生了，也只是小事一桩，那么，有些现象就不好解释。例如，为什么杜甫要那么坚决地辞去幕职？同僚的排挤就足以解释吗？严武死后，杜甫为什么没有写出像得知苏源明、郑虔、高适、房ｇｕǎｎ＠①等人死讯后那样动感情的诗篇，而只是一篇礼节性的《哭严仆射归榇》？要知道，杜甫哭悼苏源明、郑虔、高适、房ｇｕǎｎ＠①的诗篇都是作于他辞幕前后一段不长时间内的。相应地，有些诗篇，例如《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莫相疑行》、《赤霄行》等，也有难以讲通的地方。
　　本着“知人论世”的想法，我们通过逻辑的可能性和诗歌的解读两个方面的分析，认为杜甫与严武之间不但发生过“睚眦”，而且这“睚眦”还不是小事一桩，杜甫酒后失言几乎招致杀身之祸，是完全可能的。
　　　　二
　　杜、严是世旧，应该从小就相识。杜甫长严武十四岁，论理二人的关系杜甫处于主动地位，但是严武少年得志，官场地位一直比杜甫高，加之他“颇自矜大”，为人倨傲，杜甫对他总有敬畏的成分。这从现存杜诗中最早跟严武有关的诗篇里就可以看出来。《奉赠严八阁老》：“扈圣登黄阁，明公独妙年。蛟龙得云雨，雕鹗在秒天。客礼容疏放，官曹可接联。新诗句句好，应任老夫传。”诗作于至德乾元间(756-760)杜甫为左拾遗时，当时严武为给事中。虽说杜甫是“前辈口吻”，但是“客礼容疏放”一句就透露了二人关系中的礼数之隔。这种因官场地位而致的隔阂，在杜、严的交往中，一直未能摆脱。杜甫在成都，严武第一次镇蜀，杜甫有这样的诗句：“（谢安不倦登临赏，）阮籍焉知礼法疏。”（《奉酬严公寄题野亭之作》）“非关使者征求急，自识将军礼数宽。”（《严公仲夏枉驾，兼携酒馔，得寒字》）严武第二次镇蜀，杜甫又有多次言及礼数。例如：“礼宽心有适，节爽病微瘳。”（《立秋雨院中有作》）“宽容存性拙，剪拂念途穷。”（《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杜甫对严武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屡次言及礼数，说明他们的关系并不轻松。杜甫跟高适的关系就完全不是这样。“行色秋将晚，交情老更亲。天涯喜相见，披豁道吾真。”（《奉简高三十五使君》）这是杜甫与高适关系的真实写照。杜甫跟高适完全没有礼数相隔一说，秋至天寒，一家老小衣食出现问题，他托人给高适捎信，就直言不讳：“百年已过半，秋至转饥寒。为问彭州牧：何时救急难？”（《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需要指出，高适不但官场地位比杜甫高，年龄也比杜甫长十一岁。杜甫在严武面前的拘谨，是不正常的，原因当在严武身上，从杜甫作于秦州时期的《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一诗看，杜甫对严武是一往情深的。“巴州鸟道边”、“故人俱不利”，关切之情溢于言表；“恩荣同拜手，出入最随肩。晚著华堂醉，寒重绣被眠。辔齐兼秉烛，书枉满怀笺。”往昔情谊，久萦心怀；“如公尽雄俊，志在必腾骞”，更是一番瞩望殷殷。严武对杜甫，当然也是关心的，愿意帮助的。一到成都（以御史中丞拜成都尹），就去拜访杜甫：“元戎小队出郊ｊｉōｎｇ＠②，问柳寻花到野亭。”（《严中丞枉驾见过》）也算有礼贤的姿态了。此后，严武时而赠酒给杜甫，时而携酒馔亲访草堂与杜甫对饮，时而有诗歌唱和，而且先后两次向朝廷举荐杜甫，第一次召补京兆功曹被杜甫拒绝了，次年（广德二年，即764年）六月，严武又上表荐举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部、赐绯鱼袋，为杜甫一生最高官衔。但是，严武毕竟让杜甫感到了拘束，他们的友情始终没能达到亲密无间的程度。
　　严武弱冠即以门荫策名，当时任宰相的房ｇｕǎｎ＠①因他是名臣（严挺之）之子，向来爱重，首荐才略可称，累迁给事中。又有哥舒翰引拔，三十二岁就做到了京兆少尹兼御史中丞。作成都尹（上元二年十二月至宝应元年七月，即761-762年）、剑南节度使（广德二年二月至永泰元年四月，即764-765年）期间，破吐蕃七万余众，拔当狗城，取盐川城，被朝廷加检校吏部尚书，封郑国公。可见严武的确是一个少年得志、仁途通达而且有卓越才略的人。他的性格，他的才能，他的经历，使得严武难免会有傲慢、威严、暴戾的一面。《旧唐书》本传有如下一段描述：“（武）前后在蜀累年，肆志逞欲，恣行猛政。梓州刺史章彝初为武判官，及是，小不副意，赴成都杖杀之，由是威震一方。蜀土颇饶珍产，武穷极奢靡，赏赐无度，或由一言赏至百万。蜀方闾里以征敛殆至匮竭，然蕃虏亦不敢犯境。而性本狂荡，视事多率胸臆，虽慈母言不之顾。初为剑南节度使，旧相房ｇｕǎｎ＠①出为管内刺史，ｇｕǎｎ＠①于武有荐导之恩，武骄倨，见ｇｕǎｎ＠①略无朝礼，甚为时议所贬。”这样一个人，虽然诗写得也不错，被杜甫赞为“诗清立意新”（《奉和严中丞西城晚眺十韵》），但骨子里仍是一介武夫本色。杜甫要想在他面前做到不拘谨，在他属下谋事感到舒畅愉快，是不大可能的；要让他对杜甫那样的酒后失礼“不以为忤”，也是很难想象的。章彝是严武旧属，当有同僚共事之谊，“小不副意”就可以“杖杀之”，杜甫当众失礼，刹那间动一下杀的念头，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杜甫诗中屡屡地说到礼数，正可以说明杜甫有“伴严如伴虎”的隐衷。“常恐性坦率，失身为杯酒。”（《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诸公，得柳字》）诗虽写于梓州严武自蜀赴京之后，但未尝不可以理解为此前一段交往中险情的写照。章乃严氏旧部，诗向解人吟，也颇合情理。
　　从杜甫一面说，与严武之间固然有着长久的友谊，也有感激之情，严武应召入京，送别之际杜甫甚至也道出了“江村独归处，寂寞养残生”（《奉济驿重送严公四韵》）的眷念心情。但是拘谨的交往、拘束的生活，跟杜甫的性格是水火难容的。杜甫年青时也是傲岸自负的，“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壮游》），老杜天性并不“温柔敦厚”。历经坎ｌǎｎ＠③之后，锐气或许减少，生性还是依旧。“我生性放诞，雅欲逃自然”（《寄题江外草堂》），“眼边无俗物，多病也身轻”（《漫成二首》之一），都是明证。离开成都不久，杜甫到了忠州、渝州一带暂住，在一首赠给一位从兄的诗中将自己与比自己大一岁的这位从兄的行为性情作了对比，“吾兄吾兄巢许伦，一生喜怒常任真”（《狂歌行赠四兄》）。正如杨伦注所指出的，“正自伤其不得任真也”。这一首诗可以看作杜甫对自己此前追求功名、屈己就人经历的一种反思，当然包括对在成都入严武幕这一段生活的反思。再说，杜甫自华州弃官后，携家逃难，先是同谷，接着至秦州，后又翻山越水来到了成都。这一段漂泊之旅是杜甫一生最为艰难困苦的，到成都之初，他于浣花溪畔筑草堂而居，生活相对比较安定从容，他很快就产生了“卜宅从兹老，为农去国赊”（《为农》）的想法。虽然偶尔也会想起故国兵马，他乡鼓鼙，也会思念远在中原的兄弟亲人，有时候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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