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主义、实在论和因果知识

是达到最佳说明的推理﹐而是达到最可概原因的推理。因为Perrin明显地怀疑某些用来计算阿伏加德罗常数的值的模型恰当性，但是所有的模型达到了同样的结果。这个巧合只有通过诉诸下列事实才能得到说明﹕"原因的结构物理上决定了后果的结构"﹐因为"原因使得后果以它们经由具体的因果过程发生的方式出现" 。关于因果关系的考虑构成了对于IBE的重要约束﹐因为IBE的合法性受制于非赘余性(non-redundancy)约束﹐而一个公认的因果说明最好地满足了这个约束。无? 廴绾惟o原因和后果是唯一实际的可能性﹐因此，因果关系的实际有效性对于我们能够采纳的说明施加了必要约束。反过来说﹐有好的理由接受一个因果说明﹐就是有好的理由相信构成了那个说明之基础的因果过程(或者相关的实体或性质)确实存在。但是不要简单化这个过程。相反，我们必须仔细地处理它﹐尤其是当我们把理论

实体设定为原因时。Ian Hacking已经正确地论证说﹐只有当我们能够设计合适的实验来处理我们设定的理论实体﹐以致于创造我们能够通过实验仪器来观察和测量到的效应时﹐我们才能够接受那些理论实体。理论实体的假设的存在得到保证﹐因为它们因果地干预了现象和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van Fraassen对于实验的说明本质上非常接近于Hacking的。因此﹐van Fraassen没有理由拒绝在实验和因果说明的基础上对理论实体进行推理。
    在这种推理中﹐关键的是要决定实体是纯粹人为的实验产物(或工具的虚构)还是真正的自然种类。我先前已经说过﹐实验和因果实在论一起对于这种推理施加了必要的限制。这些限制旨在于帮助挑出相关的自然种类。自然种类的问题或许是科学实践和科学哲学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因为其它许多重要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它。比如说﹐自然律和共相的问题﹐归纳和可投射性的问题﹐意义和指称的问题﹐以及理论间的还原和"专门科学"的说明自主性的问题﹐等等。一个令人满意的科学方法论必须设法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在判断和决定一个自然种类是什么时﹐我们通常有困难﹐因为这个概念的确定取决于许多其它的概念。许多在传统上算作自然种类的东西现在证明只是"实用种类"(practical kinds)﹐即被归结在"实用定律"之下的种类 。虽然我们把自然种类看做是定律约束(law-bound)的种类﹐实际上并非出现在一个定律中的所有词项都有资格算做自然种类词项。另一方面﹐由于因果关系在自然界中的特殊地位﹐因果关系的实际有效性原则或许能够帮助我们确定自然种类。我们能够相信在高度抽象的理论定律中(比如在量子电动力学中)，我们设定的理论实体是存在的﹐仅当借助于? 实钡奈ㄏ蠖?嫂o我们能够指定它们的具体的因果作用。用亚理士多德的话说﹐正是实际的因果关系实现了从潜能(potentiality)到现实(actuality)的转变﹐因此揭示了这个世界的"隐藏"的结构。用康德的话说﹐那意味着现象在认识论上先于本体。不管怎样﹐因果的展现是从本体到现象的转变中的一个关键步骤。 
    正如我已经强调的﹐可投射性判断是后验的经验判断。这个判断一方面取决于对于预言的实验证实﹐另一方面取决于某个公认的理论和方法论传统。可以设想，某些高度理论的预言至少暂时得不到直接的经验证实﹐但是它们不应该被看作是经验上无根据的。除了直接的经验证实之外﹐科学家能够发现其它的方式合理地拥有它们。例如﹐在对理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研究中﹐我们能够发现一些具有直接的经验支持的蕴涵。如果理论T1在van Fraassen的意义上是经验上恰当的﹐理论T2和T1之间有某些"正的"关系(比如说﹐T1和T2能够被整合进入另一个广泛的理论﹐或者把T2引人T1将使得T1的说明力得到扩展)﹐那么T2将在经验上得到间接支持﹐即使迄今为止它还没有任何经验上可检验的推理。在我看来﹐这表明那些在van Fraassen的意义上是"语用"的理论优点实际上是认知上有意义的﹐能够贡献来判断一个理论的经验恰当性﹐虽然不是以直接的方式。还有另一个理由考虑"超经验"(superempirical)的优点的重要性。正如我已经表明的﹐可观察的和不可观察的界线不能被截然分明地引出。实际上﹐正如van Fraassen自己承认的﹐大多数观察是理论负载的。Paul Churchlan d已经巧妙地表明﹐知觉在如下意义上是可塑的﹕知觉在于对包含在我们的感觉或感觉状态中的自然信息的概念的利用。一种有机体有什么知觉取决于其语言和一般的概念体制的结构和内容。因此﹐我们的知觉判断的恰当性至少部分地取决于理论或概念背景的恰当性。而我们恰好是要按照那个背景的词项来构造我们的知觉判断。因此﹐它们不再能够充当理论上中立的判官来判定世界上存在着什么或不存在着什么。结果﹐我们的观察信念的认知状况根本不比我们的非观察信念的认知状况更优越。有一种关于经验的优越性这个乐观主义的观点的健康的怀疑论。这种怀疑论来自于历史的归纳和进化的考虑﹕
    "人类理性是一个通过从过去的经验中进行学习而不断改进的寻求、识别、储存和利用信息的等级结构。但是这种启发式的学习策略是被随机创造的。宇宙学上说，它们是在一个非常狭窄的进化环境中被选择的。如果人类理性完全摆脱了虚假的策略和根本的认知限制，那将是一个奇迹；如果我们公认的理论不能反映那些欠缺，那将是双倍的奇?quot; 。
    因此﹐就人类认知的本质而论﹐我们的观察的本体论并不比我们的非观察的本体论处于更优越的地位。这样一来﹐即使经验是我们知识的直接来源﹐它们也不是判断理论的唯一合理的根据﹐因为观察陈述实际上已经是理论负载的。因此﹐如果理论的"超经验"的优点确实反映了我们的认知实践和方法论原则﹐它们在理论评价甚至在可投射性判断中将是认知上有意义的。这个思想最好是针对van Fraassen的如下评注来理解。van Fraassen写道﹕"对于一个理论所声称的其它优点只是语用的优点。就它们超越了一致性﹑经验恰当性和经验强度而言﹐它们是无关于这个理论和世界之间的关系﹐而是关系到这个理论的使用和用处﹔它们提供了独立于真理问题的理由来偏爱这个理论"(p.80)。van Fraassen明显地把这些优点看作是语义上无关的。但是正如我已经表明的﹐这些优点在van Fraassen的意义上是语用的﹐根本不意味着它们缺乏认知涵义。如果那些优点不首先具有认知价值的话，我不知道它们在理论评价中将有什么用处。不管一个理论是多么抽象﹐它最终将不得不以某种方式与这个世界发生联系。确实﹐当van Fraassen强调"经验恰当性是先决条件﹕我们并不说我们? 幸桓鏊得鳗o除非我们有一个可接受的用来说明的理论"(p.95)时，他是对的。然而﹐他似乎忘记了我们也能够间接地确认一个理论的经验恰当性。如果我们在语义上而不是形式上解释van Fraassen称为"超经验"的优点﹐它们将在这种确认中起着重要作用。
    为了论证这一点﹐让我们只考虑简单性的概念。van Fraassen承认简单性是理论选择和评价的一个标准。但是简单性不是一个能够纯形式地处理的概念。如果我们先验地认为这个世界很可能是简单的而不是复杂的﹐那必定是荒谬的。但是当我们以某种更实质性的方式来理解这个概念时﹐事情将变得不同。一个这样的方式是把简单性与说明联系起来。这里﹐一个公认的方法论的原则是﹐理论的构造或发展应该设定尽可能少的辅助假说(更不用说特设性的假说)。如果一个理论需要设定一套辅助假说来说明一组现象﹐那幺我们能够把简单性理解为是这个辅助假说的的集合的大小和本性的一个函数。一个理论T1比另一个理论T2更简单，如果T

1无需象T2那样作大量的假设便能够说明一组事实。

《经验主义、实在论和因果知识(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