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长城建造时”：卡夫卡的中国神话
是“中国历史的伟大事实，也是理解中国历史的关键，实际上中国根本没有历史，中国的一切都是像长城那样凝滞，千年不动。”[14](P77)
长城是“中国的本质的象征”，但什么是“中国的本质”，或西方的中国形象中的“中国的本质”？最初思考这个问题的恰恰是史莱格尔前后的德国思想家。从赫尔德到谢林、黑格尔，都将地理文化上的东方性、政治上的专制主义、精神上的愚昧保守、以及历史的停滞当作所谓“中国的本质”。
这个有关长城的神话化语境，是解读卡夫卡作品的根据。它不仅赋予卡夫卡的小说文本以历史深度，而且，它就是文本的意义来源。从写作角度讲，卡夫卡在“重写”这一神话，他的素材便是西方一系列相关的文本，比如说，即使是小说中最核心、也最不着边际的叙述“分段而筑”，也是文本素材的“重写”。门多萨、利玛窦、杜赫德都暗示过长城是分段修筑的，斯当东等人还提到过长城存在着不少缺口。构成相关话语的既定文本，为卡夫卡的小说提供了基本结构，但“重写”必然意味着某种创建性的因素。卡夫卡试图弥合传统叙述存在的某些“裂痕”，比如说，从门多萨时代西方就传说修筑长城直接导致秦帝国的灭亡，但显而易见的问题是，长城在这个历史上不同朝代不断修筑，朝代更迭，中华帝国却从未灭亡。因此，修筑长城在中国文明中一定具有本质性的合理因素。如，某种智力不成熟的轻信与盲从，使奴隶般的臣民可以愉快地接受被奴役的生活。这是专制帝国的真正基础，专制建立在老百姓的心理上，“他们才是帝国的最后支柱呢！”
作家个人构筑的文本形象，是以社会总体想象为素材的。卡夫卡既没有到过中国也没有进行过汉学研究，他有关中国的知识与想象，都来自于西方文化中流行的“中国神话”。从马可·波罗时代起，西方的中国形象就具备了疆土广阔、君权无限的大帝国特征。365日的行程，仍走不出帝国的边境，无数的城市、村舍，充满财富与奇迹，而最令人着迷的还是那个不可思议的皇帝。他在帝国中心的深宫里，把大得像一个星球的领土当作自己的家，驱使成千上万的百姓在几千年的漫长历史上为家国修筑一道围墙，这不仅需要强权与想象力，还需要非凡的组织与权威。在西方文化视野中，中国始终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庞大的东方帝国。
西方文化中的中国形象有明有暗，但最基本的特征没有变。土地广阔，历史悠久。皇帝拥有绝对的权威但又神秘莫测，无数无差别的百姓温顺驯服但又潜在着巨大的力量。万里长城，广阔的帝国，集权的皇帝、大的工程与完成这些工程的集权化组织机构与民众……卡夫卡小说中的素材，无一超出西方流行的中国形象之外。《万里长城建造时》出版时有些段落被删去了。在卡夫卡的手稿中，有一段这样的文字：“修筑长城的消息终于传遍了这个世界，已经是旨令发布的30年后了。那是一个夏日的傍晚，我10岁，和我父亲站在河边。这是一个难以忘怀的重大时刻，我至今还能回忆起最微小的细节。我父亲握着我的手，他到死都喜欢这样做，另一支手上上下下地抚摸他那管细长细长的烟袋锅，好像是抚摸一支笛子。他一边抽着烟锅，一边凝神眺望河的对岸，稀疏、僵直的胡子在晚风中轻轻飘起。而他那让孩子们羡慕不已的长辫子，却沉沉地垂在脑后，在金线绣花的丝绸礼袍上无力地曳动，发出蟋蟀的声响。”[15](P248)这段被删去的文字恰好证明一位伟大的作家是如何利用大众想象的素材又如何在创造中超越它们的。烟锅、辫子、绣花丝袍、稀疏的胡须，若有所思的表情，都是西方人知识与想象中有关中国人形象的典型特征。卡夫卡很熟悉这些特征，也在惯例上使用它们，最后的删改或许证明他艺术家的创造自觉使他有意识地超越大众想象的套话。（注：“套话”(stereotype)是一种文化用来描述异域文化的反复使用的一系列词组与意象。它意味着一套固定的、似乎理所当然的看法，是该文化“理解”外部世界的最基本的“先入之见”或“先在的形象”。它往往具有多语境性与延续性，可以普遍使用，诸如“刻板的德国人”、“残暴的日本人”、“言而无信的中国人”之类。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研究中，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套话”的概念，它是连接个体文本与社会总体想象物的关节点。个别文本可以是社会总体想象的传播者，也可以是消费者，它可以复制大众的异域形象，也可以创造出新的意义，但不管怎样，套话都是意义生成的起点。）
西方文化中充满异国情调的、甚至有些荒诞不经的中国形象，恰好成为卡夫卡想象一种荒诞制度的素材。一个遥远的、传奇般的专制帝国，漫长的、恒一不变的历史、万里长城，九重宫阙深处的皇帝与生息在无数田廓村落间温顺的百姓，都是广泛流传的有关中国的“套话”，卡夫卡在小说中套用了，从而使文本中的中国形象完全建立在他那个时代西方关于中国的集体想象上。卡夫卡的创造在于，那种即使在传奇中也明暗分明的中国形象，在一系列的荒诞场景下突然显得模糊不清了。西方曾经赞美过中国的开明君主专制，也批判过中国专制的暴政；中国百姓或者温顺可爱，或许愚昧可憎。善恶爱憎，总是分明的。卡夫卡只在专制帝国这个基点上利用中国形象，普遍的荒诞主题自然超越了历史设定的价值界限，这是卡夫卡的创造。集权社会中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浩大的社会工程与个人生命的意义，统治的悠久性与无常性，具体而又不可捉摸，是奇迹般的大帝国的组织形式，为卡夫卡的创造性想象与西方社会集体想象之间找到接合点。
《
启蒙运动后期西方开始讨论中国文明的专制、奴役、封闭与停滞，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在政体类型上将中华帝国定位为东方专制主义政体。[16](P32-45)尼古拉·布朗杰《东方专制制度的起源》进一步否定中国的专制主义。他认为中国的专制主义是极端化的专制主义，具有原始的神权政治色彩，封闭、停滞、蒙昧、残酷。[17](P61)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人尽管批判专制主义，似乎不认为中国是东方专制主义的典型。他们将专制主义当作民族衰老、帝国暮年的一种政体疾病，最终将导致该政体的灭亡。（注：［法］霍尔巴赫著，陈太先、眭茂译：《自然政治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91、219页。［俄］维·彼·沃尔金著：《十八世纪法国社会思想的发展》，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24页。朱谦之著：《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4-275页。）孔多塞则认定中国文明的衰败，像东方文明一样已陷入一种“可耻的无所作为”状态，可怕的专制暴政与愚昧使它丧失了任何进步的能力。[18](P36-37)浪漫主义时代的德国思想家对中国的专制主义批判更为彻底。
卡夫卡小说后半部分的许多看上去意义模糊不清的隐喻，都可以在赫尔德尔、谢林、黑格尔等人有关中国的论述中找到明确的“注释”。赫尔德在《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中认定中国具有某种独一无二的、不可改变的“东方性”。它表现在诸多方面，特别是专制教化将臣民的理智禁锢在孩童阶段的幼稚状态，他们吃苦耐劳、乐天知命、对专制君主百般依顺，并以这种精神创造出许多令世人惊叹的工程或艺术，如道路、运河、假山、万里长城。但这些努力都无法阻挡这个民族的衰落，因为专制政治与奴化教育窒息了这个民族文明发展的生机。[19](P81-92)赫尔德倾向于诗意或形象地把握中国专制的特性，他将中华帝国比喻为“孩童”、“木乃伊”、“奴隶的座椅”、“蠢驴”或“狐狸”。谢林则更多地思考体现在专制制度与奴役心灵之间关系上的“中华民族的内在本质”。他认为古老的家长制原则将中国塑造成一个像天空一样广阔，也像天空一样寂静不动的，与世隔绝的文明。他称中国人为“与众不同的第二人类”，在精神上仍处于僵死的史前状态，犹如“一块没有生气的化石”或“一具木乃伊”。[20](P135-174)黑格尔则断定中国文明是属于空间的、凝固的文明，家长制的东方专制主义将中国人的精神压制在愚昧状态，自由与科学无从发展，历史依旧停留在起点上，或者从未开始。对照这些文本，我们发现，卡夫卡的小说的叙述角度、意象选择、结构类型等，无一不是有“出处”的。在《万里长城建造时》的文本语境上，浮现出西方七个世纪间形成的中国形象传统。
我们将《万里长城建造时》当作细读文本，分析 《“万里长城建造时”：卡夫卡的中国神话(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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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是“中国的本质的象征”，但什么是“中国的本质”，或西方的中国形象中的“中国的本质”？最初思考这个问题的恰恰是史莱格尔前后的德国思想家。从赫尔德到谢林、黑格尔，都将地理文化上的东方性、政治上的专制主义、精神上的愚昧保守、以及历史的停滞当作所谓“中国的本质”。
这个有关长城的神话化语境，是解读卡夫卡作品的根据。它不仅赋予卡夫卡的小说文本以历史深度，而且，它就是文本的意义来源。从写作角度讲，卡夫卡在“重写”这一神话，他的素材便是西方一系列相关的文本，比如说，即使是小说中最核心、也最不着边际的叙述“分段而筑”，也是文本素材的“重写”。门多萨、利玛窦、杜赫德都暗示过长城是分段修筑的，斯当东等人还提到过长城存在着不少缺口。构成相关话语的既定文本，为卡夫卡的小说提供了基本结构，但“重写”必然意味着某种创建性的因素。卡夫卡试图弥合传统叙述存在的某些“裂痕”，比如说，从门多萨时代西方就传说修筑长城直接导致秦帝国的灭亡，但显而易见的问题是，长城在这个历史上不同朝代不断修筑，朝代更迭，中华帝国却从未灭亡。因此，修筑长城在中国文明中一定具有本质性的合理因素。如，某种智力不成熟的轻信与盲从，使奴隶般的臣民可以愉快地接受被奴役的生活。这是专制帝国的真正基础，专制建立在老百姓的心理上，“他们才是帝国的最后支柱呢！”
作家个人构筑的文本形象，是以社会总体想象为素材的。卡夫卡既没有到过中国也没有进行过汉学研究，他有关中国的知识与想象，都来自于西方文化中流行的“中国神话”。从马可·波罗时代起，西方的中国形象就具备了疆土广阔、君权无限的大帝国特征。365日的行程，仍走不出帝国的边境，无数的城市、村舍，充满财富与奇迹，而最令人着迷的还是那个不可思议的皇帝。他在帝国中心的深宫里，把大得像一个星球的领土当作自己的家，驱使成千上万的百姓在几千年的漫长历史上为家国修筑一道围墙，这不仅需要强权与想象力，还需要非凡的组织与权威。在西方文化视野中，中国始终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庞大的东方帝国。
西方文化中的中国形象有明有暗，但最基本的特征没有变。土地广阔，历史悠久。皇帝拥有绝对的权威但又神秘莫测，无数无差别的百姓温顺驯服但又潜在着巨大的力量。万里长城，广阔的帝国，集权的皇帝、大的工程与完成这些工程的集权化组织机构与民众……卡夫卡小说中的素材，无一超出西方流行的中国形象之外。《万里长城建造时》出版时有些段落被删去了。在卡夫卡的手稿中，有一段这样的文字：“修筑长城的消息终于传遍了这个世界，已经是旨令发布的30年后了。那是一个夏日的傍晚，我10岁，和我父亲站在河边。这是一个难以忘怀的重大时刻，我至今还能回忆起最微小的细节。我父亲握着我的手，他到死都喜欢这样做，另一支手上上下下地抚摸他那管细长细长的烟袋锅，好像是抚摸一支笛子。他一边抽着烟锅，一边凝神眺望河的对岸，稀疏、僵直的胡子在晚风中轻轻飘起。而他那让孩子们羡慕不已的长辫子，却沉沉地垂在脑后，在金线绣花的丝绸礼袍上无力地曳动，发出蟋蟀的声响。”[15](P248)这段被删去的文字恰好证明一位伟大的作家是如何利用大众想象的素材又如何在创造中超越它们的。烟锅、辫子、绣花丝袍、稀疏的胡须，若有所思的表情，都是西方人知识与想象中有关中国人形象的典型特征。卡夫卡很熟悉这些特征，也在惯例上使用它们，最后的删改或许证明他艺术家的创造自觉使他有意识地超越大众想象的套话。（注：“套话”(stereotype)是一种文化用来描述异域文化的反复使用的一系列词组与意象。它意味着一套固定的、似乎理所当然的看法，是该文化“理解”外部世界的最基本的“先入之见”或“先在的形象”。它往往具有多语境性与延续性，可以普遍使用，诸如“刻板的德国人”、“残暴的日本人”、“言而无信的中国人”之类。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研究中，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套话”的概念，它是连接个体文本与社会总体想象物的关节点。个别文本可以是社会总体想象的传播者，也可以是消费者，它可以复制大众的异域形象，也可以创造出新的意义，但不管怎样，套话都是意义生成的起点。）
西方文化中充满异国情调的、甚至有些荒诞不经的中国形象，恰好成为卡夫卡想象一种荒诞制度的素材。一个遥远的、传奇般的专制帝国，漫长的、恒一不变的历史、万里长城，九重宫阙深处的皇帝与生息在无数田廓村落间温顺的百姓，都是广泛流传的有关中国的“套话”，卡夫卡在小说中套用了，从而使文本中的中国形象完全建立在他那个时代西方关于中国的集体想象上。卡夫卡的创造在于，那种即使在传奇中也明暗分明的中国形象，在一系列的荒诞场景下突然显得模糊不清了。西方曾经赞美过中国的开明君主专制，也批判过中国专制的暴政；中国百姓或者温顺可爱，或许愚昧可憎。善恶爱憎，总是分明的。卡夫卡只在专制帝国这个基点上利用中国形象，普遍的荒诞主题自然超越了历史设定的价值界限，这是卡夫卡的创造。集权社会中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浩大的社会工程与个人生命的意义，统治的悠久性与无常性，具体而又不可捉摸，是奇迹般的大帝国的组织形式，为卡夫卡的创造性想象与西方社会集体想象之间找到接合点。
《
万里长城建造时》后半部分明显暗示着某些专制的农业帝国的特征：广阔的国土，神秘的君主与愚昧的百姓，万能的官僚机构……孤立的文本表层意义或许显得模糊不清，但若将其当作神话置于特定历史语境中，找出它在话语体制中与其他文本的指涉关联，意义就变得明确了，而且具有了历史深度。
启蒙运动后期西方开始讨论中国文明的专制、奴役、封闭与停滞，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在政体类型上将中华帝国定位为东方专制主义政体。[16](P32-45)尼古拉·布朗杰《东方专制制度的起源》进一步否定中国的专制主义。他认为中国的专制主义是极端化的专制主义，具有原始的神权政治色彩，封闭、停滞、蒙昧、残酷。[17](P61)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人尽管批判专制主义，似乎不认为中国是东方专制主义的典型。他们将专制主义当作民族衰老、帝国暮年的一种政体疾病，最终将导致该政体的灭亡。（注：［法］霍尔巴赫著，陈太先、眭茂译：《自然政治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91、219页。［俄］维·彼·沃尔金著：《十八世纪法国社会思想的发展》，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24页。朱谦之著：《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4-275页。）孔多塞则认定中国文明的衰败，像东方文明一样已陷入一种“可耻的无所作为”状态，可怕的专制暴政与愚昧使它丧失了任何进步的能力。[18](P36-37)浪漫主义时代的德国思想家对中国的专制主义批判更为彻底。
卡夫卡小说后半部分的许多看上去意义模糊不清的隐喻，都可以在赫尔德尔、谢林、黑格尔等人有关中国的论述中找到明确的“注释”。赫尔德在《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中认定中国具有某种独一无二的、不可改变的“东方性”。它表现在诸多方面，特别是专制教化将臣民的理智禁锢在孩童阶段的幼稚状态，他们吃苦耐劳、乐天知命、对专制君主百般依顺，并以这种精神创造出许多令世人惊叹的工程或艺术，如道路、运河、假山、万里长城。但这些努力都无法阻挡这个民族的衰落，因为专制政治与奴化教育窒息了这个民族文明发展的生机。[19](P81-92)赫尔德倾向于诗意或形象地把握中国专制的特性，他将中华帝国比喻为“孩童”、“木乃伊”、“奴隶的座椅”、“蠢驴”或“狐狸”。谢林则更多地思考体现在专制制度与奴役心灵之间关系上的“中华民族的内在本质”。他认为古老的家长制原则将中国塑造成一个像天空一样广阔，也像天空一样寂静不动的，与世隔绝的文明。他称中国人为“与众不同的第二人类”，在精神上仍处于僵死的史前状态，犹如“一块没有生气的化石”或“一具木乃伊”。[20](P135-174)黑格尔则断定中国文明是属于空间的、凝固的文明，家长制的东方专制主义将中国人的精神压制在愚昧状态，自由与科学无从发展，历史依旧停留在起点上，或者从未开始。对照这些文本，我们发现，卡夫卡的小说的叙述角度、意象选择、结构类型等，无一不是有“出处”的。在《万里长城建造时》的文本语境上，浮现出西方七个世纪间形成的中国形象传统。
我们将《万里长城建造时》当作细读文本，分析 《“万里长城建造时”：卡夫卡的中国神话(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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