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影响评析（第一章上）

展。从这个意义上说，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本身就是最大的政治。”（江泽民：《关于讲政治》，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页）1996年1月2日，江泽民同志在接见《解放军报》师以上干部的讲话中指出：“报社的同志，必须讲政治，必须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具有很强的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必须树立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人们普遍认为，总书记提出的“报社的同志必须讲政治”，决不仅仅是针对《解放军报》一家报纸而言的，而是对整个新闻战线的普遍要求。讲政治是新闻工作的一项基本要求，是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包括宣传导向、文化导向、生活导向等的保证。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至今已走过了二十年的历程，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今天，强调新闻工作要讲政治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从中国的历史发展来看，中国社会的进步首先是从对历史的倒行逆施的拨乱反正中开始的，中国新闻事业的新生是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标志的。中国电视事业的飞速发展，首先得益于中国社会的拨乱反正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长足进步。或许是出于对那种“阶级斗争”式的政治的本能的反感，在新闻改革成为新闻界的一面旗帜后，特别是在一段时期内，我们确实听到了这种声音：中国新闻若停留在唯一的政治审视上，中国的新闻传播便没有希望。这种提法的出现有其历史条件的烙印，当然也不能否认其淡化政治的因素。这里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要犯矫枉过正的毛病。把新闻工作讲政治排斥于电视传播规律之外，甚至将二者对立起来，这对全面理解中国电视的本质不仅存在着偏差，而且对讲政治本身也是不公正的。

   
　
    那么，中国电视为什么要旗帜鲜明地强调必须讲政治呢？
    中国电视的根本性质决定了它必须讲政治
    中国电视是我国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现代化的大众传播媒介，中国电视还具有文化属性和产业属性。但是，从中国电视的根本性质来说，中国电视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
    喉舌论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理论精髓。在经典作家的新闻思想中，对报纸的喉舌作用的强调占有突出的地位。马克思在尖锐地批判资产阶级的所谓“出版自由”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时，提出了无产阶级报刊所担负的历史使命：“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版，第275页）
    在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史上，旗帜鲜明地公开声明报纸的喉舌性质，一直是一条一以贯之的历史发展主线。1930年8月10日，《红旗日报》在发刊词中指出：“本报是中国共产党机关报，同时在目前革命阶段中必然要成为全国广大工农群众之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喉舌。”1941年2月6日，《新中华报》在纪念该报创刊两周年的社论中指出：“……新中华报便是传达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意见的有力的喉舌。”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1942年4月1日的《致读者》的社论中指出：“使解放日报成为真正战斗之党的机关报，成为一切愿意消灭民族敌人建立民族国家的人底共同的喉舌。”次年9月22日，该报在《党与党报》的社论中又指出：“报纸是党的喉舌，是这一巨大集体的喉舌。”

    纵观无产阶级的新闻史，将报纸作为喉舌来认定，这可以说是一个基本常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报纸始终都在经受火与血的洗礼，其阶级性、党性、战斗性等特点表现出阶级对抗和阶级斗争的突出特点。那么，出现于和平建设时期，繁荣于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电视事业，是否还要延续新闻媒介的喉舌性质呢？这里，我们应当特别注意这样的历史背景：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它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极少数人利用党进行拨乱反正的时机，打着‘社会改革’的幌子，曲解‘解放思想’的口号，采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把党的错误加以极端的夸大，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否定党所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94页）
    为了保证三中全会实事

《电视影响评析（第一章上）(第12页)》